仔细想想，郁金香成为荷兰的象征也是很有道理的，不仅仅因为郁金香的华丽和娇艳，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和自信。我们都知道，荷兰有1/4的面积低于海平面，另外有1/3的版图高出不到1米。将近800年的时间里，荷兰人都在顽强地围海造田，他们有谚语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忘记了荷兰，所以荷兰人创造了荷兰。或者说，上帝造海，荷兰人造陆，言语里充满了骄傲。16世纪之前，荷兰还是一团混乱，受西班牙的殖民，没有什么统一的概念，但是他们都信仰新教，最终激怒了西班牙的腓力，低地国家的宗教裁判所继承了他们在西班牙的前辈和同行的残忍的名声。1572年，也就是血腥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前后，荷兰同样经历了天主教势力反扑的梦魇。1573年，组成了现代荷兰的北方七省结成了乌特勒支同盟，并且依靠海盗袭击（就是著名的“海上乞丐”）等手段，狠狠地踢了腓力国王的屁股，并且在1581年宣布独立。尼德兰是西班牙王室的钱袋，腓力自然不肯轻易松手，1588年，他组建无敌舰队，当时的目标就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持续了将近80年，一直到了1648年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签订才算告终，最终北部七省的荷兰取得了独立，还依靠在这场毁灭了德国5/6的战争中的贸易发了横财。随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控制下的船队，远航亚洲和美洲，贩运从黄金到黑奴的一切商品，为荷兰人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在17世纪，荷兰达到了自己的鼎盛。
低地国家一向是欧洲最为自由的地方，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向往自由的理想或是人生而自由的信念，还不如说是商人对于很多形而上的争论的漠不关心。但是不管动机如何，荷兰确实成为了欧洲新观念、革命的、反叛的观念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地区，不仅仅是在伊拉斯谟和斯宾诺莎的时代，即使是今天，荷兰仍然保持着这种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性恋婚姻，性交易，软性麻醉品，以及安乐死，在其他国家看来大逆不道的，在荷兰，却是那么正常。
17世纪的荷兰，并不仅仅因为其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海上马车夫”的名字被人们记住，在那个年代孕育了荷兰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伦勃朗的作品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为了人类永远的珍宝。北部的荷兰和南部的佛兰德斯地区的分离使得荷兰的艺术摆脱了注重装饰、形式美的佛兰德艺术的影响，荷兰的艺术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们注重反映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无限的生命力。原因呢，也许就是荷兰人的一切，他们的自由，财富，都是来自于自身的不懈奋斗，来自于和强大的力量的殊死抗争吧。
荷兰音乐家的名字现在已经不那么常见了，但是在历史上，在16、17世纪荷兰最辉煌的年代，却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音乐发展历史。荷兰的音乐家，最著名的莫过于拉索和斯韦林克。
拉索（Lasso），或者称作拉絮斯（Lassus），是出生于佛兰德地区的音乐家，不过他的大部分创作时光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度过的，他的复调声乐作品和意大利的帕莱斯特里纳、西班牙的维多利亚齐名，是16世纪复调音乐的代表。正是这种音乐，以及这种音乐遵循的音对音的对位法，使欧洲的音乐艺术最终独立于其他的艺术，也独立于其他民族的音乐。16世纪尼德兰的复调音乐成为了巴赫的复调音乐的基础，甚至在巴赫晚年总结复调音乐的杰作《赋格的艺术》当中也能见到他们的影子。
斯韦林克（Sweelinck，JanPieterszoon）则是一个地道的荷兰人，出生于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成为城市教堂的管风琴师，最后去世于阿姆斯特丹。荷兰人视他为民族的骄傲，他的雕像和巴赫、贝多芬并立在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乐厅的门口。斯韦林克使得管风琴摆脱了给加尔文宗枯燥乏味的有韵诗篇伴奏的地位，成为了极具表现力的乐器。斯韦林克为管风琴创作了大量的技巧性的托卡塔，自由的幻想曲。他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为管风琴引入了复调的利切卡尔，这是一种声部相互模仿的曲式，写法可以说是赋格的初级形式。此外，他还写了很多圣咏主题的变奏曲。
斯韦林克影响了整个北德意志的管风琴家，后来北德的管风琴大师，不是出自他的门下，就是和他的学生很有渊源，他的学生施赛因（Schein，JohannHermann）和施赛特（Scheidt，Samuel）把斯韦林克的管风琴圣咏进一步发展，确立了管风琴在路德教仪式中的地位，而舍德曼（Scheidemann，Heinrich）则把他的幻想曲与圣咏结合。斯韦林克之后的150年左右的德国管风琴音乐，几乎都是在他的创作模式下发展的，从赖因肯（Reinken，JohannAdam），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Dietrich），吕贝克（Lubeck，Vincent），伯姆（Boehm，Georg），火炬一直传到老巴赫的手里，在他那里，管风琴音乐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而作曲形式上，仍然有斯韦林克的痕迹，比如圣咏幻想曲，利切卡尔，赋格以及圣咏主题的卡农和变奏曲。
斯韦林克有一首很著名的变奏曲，主题用的是德国的歌曲“MeinjungesLebenhateinEnd”，这首歌也曾作为圣歌使用。歌词大意是：“我的年轻的生命终将结束，我不再欢乐，也没有了忧伤；我的灵魂将离开肉体，我脆弱的生命将不再延续，时光流逝，我的忧伤。”歌曲的旋律平静而略带忧伤，死亡在其中仅仅是生命的终点。主题呈示的时候只有简单的伴奏，几乎都是音对音的伴奏。第一个变奏把主题移高，伴奏也变得复杂，形成了流动的声部，音量不大，好像阳光透过彩窗，在地面上形成的图案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缓缓地变化。第二变奏当中的对位声部快速多变，节奏活泼，和保持平稳的主题形成对比，给主题镀上了一层金色。第三变奏大大改变了主题的性格，主题迈开大步，在快速的对位声部中坚定地行进，充满了无畏和力量。第四变奏快速的三连音展现了管风琴辉煌的音色，主题变得光彩夺目，生命的骄傲和自信照亮了声音的世界。第五变奏回归了比较缓慢的节奏，伴奏声部形成了模仿对位，同样的主题的动机出现在不同的声部，死亡的不可抗拒和庄严的宁静包容了一切。
虽然生命曾经年轻鲜活，但是却必须要面对一个终结，到了那一刻，一切都不再继续，时间凝固在我们的生命的周围，不再流动。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悲伤和痛苦的，那音乐是非常平静的，因为这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我常常想象，死亡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死亡应当是时间的终止，一个人，躺在泥土里，头顶有青草随着微风摇摆，有梧桐的巨大枝杈洒下阴影，有白云飘过遮挡太阳的炙烤，光影在斑驳地跳动，在夜间，也许还有夜莺或者蟋蟀的歌声。可是惟独没有了时间的流逝，因为一切已经与我无关，一切的一切，都不再使我欢笑，不再使我忧伤。死亡不过是生命的终结，是时间流逝的终结，是永生的开始。郁金香的花瓣凋谢了，一片一片地飘落，我曾经觉得这是值得忧伤的，可是看到飘落的花瓣干缩了，那橘红的浓成了深到紫的深红，那曾经骄傲地向着天空伸展的，互相拥抱的，现在卷曲着，似乎是另一种美的开始，我想起纪伯伦说，我被美俘获了，可是奇妙的是，我居然被另一个更大的美解放了。
生死，大概也都是美的，也许同样是俘获和解放吧。
我的生日花，山柳菊
写一写我的生日花，算是祝我自己生日快乐了，哈哈。
其实山柳菊（hawkweed）是一种很不起眼的植物，属于菊科山柳菊属，样子很像蒲公英。虽然有的种类可以长到75厘米高，但是大多数不会超过30厘米。象征了我的生日，5月18日的是mouse—earhawkweed，通常只会长到25厘米，叶子在根部展开，沿着地面伸展，和其他常见的山柳菊不同，这种山柳菊只会开一朵花，花萼也不像其他的种类形成球形的圆裂片，只是一朵黄色的小花，孤独地在五六月份开放在草丛里。
山柳菊是欧亚大陆上生长最广泛的植物之一，这种mouse—earhawkweed从中国的西北高原一直到南欧的意大利、北欧的瑞典都有分布。它和5月18日联系起来，也和瑞典有关系。
在12世纪之前，瑞典也是维京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向西登陆英伦三岛，建立过克努特王朝，向南控制诺曼底地区，逼迫法兰克的皇帝封他们为公爵，向东控制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并最终留下了统治北部欧亚大陆几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血脉。当时的维京人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是海盗的同义词，欧洲的基督教徒们把一切恶毒和恐惧的字眼加在他们身上，很多人相信他们根本就不是人的同类。
其实从现存的证据来看，当时维京人已经部分地接受了基督教，当然仅仅是作为他们自身宗教的某种替代物，大多数人还搞不清楚基督教的上帝耶稣和古老的奥丁神是什么关系，只是知道可以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呼唤他们的名字。早期的教堂，如11世纪的亚当教堂，甚至同时供奉着基督教的圣像和大神奥丁，雷神托尔的雕像。
进入12世纪的时候，瑞典国王（10世纪末瑞典形成了统一的王国）埃里克九世皈依了基督教，在乌普萨拉加冕成为教皇认可的国王。他在瑞典的历史上扮演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角色，一手结束了瑞典的海盗时代，让整个国家皈依基督教，接受罗马教廷的洗礼。不仅如此，他还发动了对芬兰的十字军东征，把福音书传到芬兰，在很多艺术作品中，埃里克和查理大帝一样，都是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形象。1157年，瑞典正式兼并了芬兰，强迫所有异教徒改崇基督教，并且开始把异教的艺术传统驱逐出教堂。不过这位志向远大的国王却死于一场阴谋，一个礼拜日，当望弥撒的国王结束了祈祷从教堂出来的时候，遭到袭击而死，他倒下的地方就生长着这种黄色的山柳菊，人们把这小小的花朵看作他的精神的归宿。罗马教廷封他为圣人，圣埃里克也就成为了瑞典和芬兰的守护神。据说1470年瑞典摄政斯图雷和丹麦国王克里斯裘激战的时候，天空中就出现圣埃里克挥舞火焰圣剑帮助瑞典军队。很多瑞典王族的姓名中都有埃里克这个词，包括瑞典最伟大的君主古斯塔夫·瓦萨的中间名就像很多丹麦的王族都以瓦尔德玛命名一样，那是为了纪念率领他们打败了凶猛的蛮族的国王，“胜利者”瓦尔德玛。
天主教会把每一天和一位圣人对应，然后把象征这位圣人的花编入日历，就是我们看到的花历，5月18日，就是这种“鼠耳”山柳菊。不过它的花语可不像这花朵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脆弱，这种花象征“野心”，不仅仅因为它们极其顽强的生命力，遍及各地的广泛分布。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花的叶子是在根部附近就展开，向各个方向贴着地伸展，这样就阻止其他植物染指自己的领地，而且有着很强的侵略性。一朵孤独的小花，却要独占阳光空气和水，不可谓野心不大了。难怪死去的圣埃里克会化身成这朵黄色的花。
基督徒是要谦逊的，不过在传教上他们的野心可实在是不小。虽然基督教文明遭到了多次入侵，早如阿提拉的入侵，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杀至多瑙河流域，可是基督教文明不但挺过来了，而且同化了很多“蛮族”，最终把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向外传播到世界各地。无数的传教士，就像圣埃里克一样，因为自己的内心而受到激励，尽其所能拓展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不是因为什么利益的驱使，而是因为心底自救和救人的冲动。当年的格里高利七世，就是确定了现代立法的那个教皇，在被罗马的主教会议加冕的时候还要求脱掉身上的礼服，动身去蛮荒之地的英格兰传教。不知道称呼这种激情为“野心”是不是有点邪恶？
尼采说，基督教让人们不相信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苦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不过，基督教确实让人们在一千多年里相信有正义的存在，相信有一个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事物的存在。相信在生命中有一件值得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出去的事情，这样一个人就不再是奉献给自己生命中某些东西的一个偶然的存在，因为这种信仰，人的生命成为了献祭给生命之上的某个更高的甚至是永恒的存在的祭礼。这一点，在一千年里，基督教都做得很成功。
不过尼采们也很成功。现在很多人不再信仰他们的祖辈父辈曾经信仰的东西，唯理主义者们引入的理性和怀疑最终把矛头指向了神的领地，这时候我们就不再有一个最后的小小的避难所，我们不得不把我们内心滴血的伤口袒露在怀疑的探照灯下。这大概也是拜“野心”所赐，我们不肯承认有些东西是我们理智的头脑不应该触及不允许触及不可能触及的，我们求知的野心伸展的太远。不过这也是在所难免，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停止追问，即使我们追逐的，如胡塞尔所说，是一个“无限远的点”，即使我们提出的，只是《天问》一样没有答案永无休止的问题。
过多的知识带来烦恼，这实在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们的先人烦恼过，浮士德们也烦恼过。可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瓦尔德玛或者是圣埃里克的年代，我们心中要求的神、上帝、救世主或者真理原则解释已经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在危难时可以呼唤的名字。我们要求的太多，我们的野心太大。
当我们受到了侮辱，当我们受到了委屈，当我们被仇敌追赶无处容身，当我们遭人陷害百口莫辩，我们能怎么办？
如果是大卫被非利士人欺侮，他会求告上帝，哭诉他的遭遇，祈求他的主吞灭他们，于是我们有了诗篇54的祈求援助，诗篇56的悲戚哭诉，诗篇57的得援手的衷心欢唱，还有我今天一直在听的诗篇55。
PS055：001*受敌暴虐求其被灭PS055：001（（大卫的训诲诗，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
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
PS055：002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唉哼。
PS055：003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
PS055：004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
PS055：005恐惧战兢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
PS055：006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
PS055：007我必远游宿在旷野。（细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