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默
北大是宜于返观的，这是我别离以后的一份感悟。身在其中的人往往颇不明了，这一片大园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如多金的人不自知奢侈，失恋的人才念着旧情人的好处，而游子在失根之后，家就是他唠叨无已的话题了。
我只说这片园子。燕园当下正日新月异地除旧立新，准备着百年间最大的一次盛典。往日的落寞，仿佛青铜古器上的锈垢，被一点一点地打磨干净。四处隆隆的工地，像一张包装纸一样裹着北大的美好前程，准备在良辰吉日惊艳于世人，也让归来的老燕子顺便找不到旧蜗居。
我常听老一辈的北大人感叹过北大红楼，那座叱咤过风云的建筑如今已尘埃满面，充任着一家出版社的办公楼。但你终究可以想象，当年的北大学生是怎样在红楼与天安门之间“五·四”与“一二·九”着，慨而慷地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但我们遭逢的是一个小时代，在多半是个人悲欢离合的小局面上，混迹于燕园的小圈子里。因此，在历史学家凭吊红楼的当口，我们只合为一些不成气候的小事，悼念几座已被拆除，半老不新的北大建筑。除了天空与共，它们与“伟大”二字也许毫不关联。
在“大讲堂”掀顶扒墙的日子里，我一直徘徊左右，有时于深夜站在业已露天的舞台上，悄然张望了无人迹的一片瓦砾。我常在揣测“大讲堂”这三个字是谁命名的，将一座原本是饭厅改建的礼堂喝出了讲文论武般的大气派。布衣傲王侯一样，让每一个有话要说的人，都暗自掂量一下自己人格的分量。有人在此造就了他的时代，也有人在一片嘘声里被抛下权威的宝座。一切都那么坦率、张扬，毫不矫饰。而当它筋骨棱岑地准备受难时，一个时代也随之结束了。那种张狂已成众矢之的，人们要学会在彼此的微笑里捅黑刀子。我曾听一位先生爱惜地说：“这老房子，可结实了！当年地震的时候，全北大的人都躲在这里住。”今后再有什么地动山摇，北大人还能躲到哪儿去呢？我总怀疑新修的多功能的豪华礼堂，怕是没有那么深深的地基罢！
另一幢老楼在人们的漠视中，悄然坍去了，或许连一声叹息也得不到。北大的第二教学楼，曾在它六间宽大得发阴的阶梯教室里，云集过那么多高贤大家，有过那么多种声音传习学问、探讨中国。这在中国大学的教学楼里，恐怕无出其上者。当时的学生请得一位先生，便去教务处批张条子，拿给管楼人定下时间和教室。待傍晚时，先生清风明月地走过来，为听讲的学生们谈一两个小时的学问掌故。上至张岱年、季羡林老先生，下至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都曾在这座破旧的楼房里开过讲席。有时同一晚上，几位先生各居一室，甚至互唱反调，便会有慌张的学生在各个教室间上蹿下跳，力图兼听而明，多得几分真知。我始终以为，即使北大日后风云不再，若这种平易的学风长在，斯亦足矣。但这座老楼平静地归于泥土了，当年满楼高论相闻的气势便弱了许多。
有谁还记得那片草坪么？曾经雄踞于北大的图书馆前。说草坪雄踞似乎不妥，但当你坐立其间，看前方的文史楼、地学楼都只是一个屋顶，北面的博雅塔探身于屋顶之上，左右无俗物障人视野，确实有一种天高地阔的畅然。多少夜晚人们席地而坐，将烛光照亮眼前的啤酒，听吉他歌者的吟唱。在这片空寥的草地上，似乎容得下每一种最狂野的梦想、最不切实际的指点江山。它最凝重，也最沸腾，让你离群索居也要你万众一心。你能感觉，像这所大学一样，它撑得住。这片草坪于我们的意义迥异于未名湖。那一池湖水纯然是个风景，老宅故院般地荡漾着；而这片草坪倒宛若精神所栖居的地方，任你在它上面悲欢爱恨。然而它毁了，让位给一座最现代化的图书馆。
一百年的光景，连国家都变乱了几茬，更何况一所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西南联大，再到迁校于燕园，多少风雨之后，北大始终岿然未倒，始终成就着它的事业：为中国输送脊梁。我恍然以为，那些被从地图上抹去的东西其实并未泯灭，它们重新构架于北大的天空之上，将其血脉，将其所承载的精神浸润于空气里，使每一个后来者都于无形的呼吸中得到，又灌溉培育出新的圣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