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1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繁琐，就这个繁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一个重要的核心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前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1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身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在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Beij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像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Peking，那时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V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1年，或者出国2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又比较掌握英语（假如在“文革”以后，1979年一开始就考英语的话，我在北大也许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听力的水平，到现在我当然属于中等或中上水平，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国外一次待过一个礼拜以上，而且出国也比较少）。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着急看文献。因为我不是中国最早搞照排系统，最早来从事淘汰铅的这项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国已经有五家，他们都用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去情报所看资料的时候，车费单位不好报销的--我正在病休“吃劳保”，拿了劳保工资，只有40多块钱，所以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5分钱。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就只好抄，至少是个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借杂志都有登记的，所以我知道从来没人借过。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扫描的这种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900万个点（3000×3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2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么，假如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中型的，个子很大的计算机，速度还及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要算几万个帕节，这几万个帕节运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采测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采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操作、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把它提高100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说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排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排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他们就觉得这个简直有点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我从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当时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和长城光学所的一批权威都是在光学上非常出色的，这么多的光学机械权威，所解决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复杂，动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这么古老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小卒用一种数学的描述，软、硬件结合一下，就解决了？这不可思议。所以我被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当时有一个伟大发明家的一句话，一直鼓励着我。美国或者世界上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奎因，曾经说过，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经常回答说：“Cannotdo！”--“做不成的！”--对“Cannotdo”最好的回答就是“Doityouself！”--“你自己动手做！”
我就从1970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节。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18年的奋斗。18年里头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也没有元旦，也没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儿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够体会一句名言：“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么生活。”我家里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当然这个乐趣是难以形容的，看到我们全国的报纸，99%都用了北京大学开创的这种技术，这种既感动又难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种享受。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欣赏到他们的杰作，他们做得漂亮的结果（像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汽车杂志，双周刊，每期1500页，这里头非常漂亮的版面，就是我们自动排出来的。我下面可能还要说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自己创造的东西的体现，那种享受是难以形容的。
而且我认为克服困难本身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居里夫人曾经讲过，科学探索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至美、一种享受，带来的这种愉快本身就是一种酬报。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把工作中的克服困难看作是一种享受。著名的诗人歌德也认为，一个有真正才干的人，都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感。我在18年的奋斗中间，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当中，也体会到一种高度的享受。
我一直做到1993年春天，就放弃了第一线的工作。原来我本来以为我大约会做到60岁，可我做到了刚刚56岁就不做了。当时触动我的有一件事情：1993年的春天，跟每年春天一样，都埋头在家里，从春节前五天，一直到年初五，可能十几天，因为这个时候最安静，没人来干扰，我每年总把最难的一些工作放在这段时间闭门来做。1993年的这个春节我也是照着每年的惯例--这是17年来的惯例，把最难的工作放到春节的时候尽情地去设计。我奋斗两个礼拜，作出了一个设计，加快了运算的速度。春节以后，当时我的一个学生跟我一块做，他休假回去了，放假回来以后，我把一叠我辛辛苦苦做了两周的设计东西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回答我说，你所有的设计都没用。PC机上有一个信号，用它来检测，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省掉。听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全明白了，检测信号这个做法比我这个简单得多，所以我两周来所有的设计，所画的图，统统是毫无价值的，当然我就很高兴，我说你这个结果很好，但是，为什么非得费我两个礼拜弄出来才把你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同时我感觉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头，我原来觉得能够干到60岁的，实际上我已经追不上年轻人，我不了解很多具体的事。就这样，我就开始不再Doitmyself，1993年的春天，开始放手了，也开始有点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