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文运动”所谓“古文”，是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但韩愈他们提倡古文，虽也包含文体变革的要求，其根本的目标却并不在文体上。
文的骈俪化与诗的格律化同是六朝文学的结晶和主要特征。尤其骈文的兴盛，对于提出“文”、“笔”之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有重要的意义。但骈文的兴盛也带来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是骈文的写作过度膨胀，被推进到各种实用文的领域，使得后者的实用功能受到削弱；二是从文学性散文来看，由于骈文的形式要求越来越严格，对偶、藻饰、用典、声律都成为其必备的要素，给大多数作者自由地抒写思想感情造成了困难。这种情况从盛唐时期开始发生了较明显的改变，在一些作者笔下，实用性散文如奏疏、论说、书札等在形式上已经逐渐变得松动，文学性散文也趋向轻快自由，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简单地说，如果单纯从实用功能或审美功能出发看问题，在骈文高度兴盛以后，文章再度由骈人散、骈散结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并不存在骄、散的截然对立。但骄文兴盛的现象还具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它对形式的讲究和唯美倾向，隔断了以政治、教化功用为根本目标的儒家文学观对文学的支配，同时，这种现象也正反映着魏晋以来儒学独尊地位的失落。而提倡“古文”者之所以对骈文提出严厉的批判，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但“古文”的复兴，还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到了韩愈活动的年代，文章由骈入散的趋势更加明显了，另一方面则因为韩愈比他的前辈们更擅长于散文的写作，他的身边又聚集了不少同道之人，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柳宗元虽然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在当时的实际影响没有韩愈那么大，但他的古文理论与韩愈是一致的，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呼应的作用。
韩愈、柳宗元的散文韩愈的《原道》、《原性》、《论佛骨表》、《师说》等说理文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并不属文学性的作品。另有一些以议论为中心的短文，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由于文中包含着对友人的同情与慰解，发泄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不平之气，有较多的感情色彩，写得颇有动人之处。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借生动的形象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情绪更显得尖锐，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先衰，哀死者之早天，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真实而动人；结末一节叹生死永别，尤其哀切：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这一段文字中其实也包含不少对偶的成分。但这种对偶跟情绪的波动非常密合，显得相当自然，不同于一般骈文所追求的精致与紧密。从全文来看，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体现了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而把韩文上述几种类型加以比较，又可以看出大体愈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脱离“明道”原则愈远，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古文运动核心理论对文学的束缚。
韩愈还写过一些诙谐性的或带有游戏色彩的散文，当时人裴度就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寄李翱书》），这也反映了韩愈个性活跃和富于想象力的一面。这类文章有《毛颖传》、《鳄鱼文》、《石鼎联句诗序》、《送穷文》等，其优劣高下大抵取决于作者人生感受、生活情感投人的深浅。如《石鼎联旬诗序》以一种近乎小说的情节描述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倔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这里面显然包含着韩愈对诗的自得之情。《送穷文》则虚设“主人”具柳车草船送“穷鬼”离去反被穷鬼和他的朋辈教训了一番的情节，对自己久来陷于穷困而难于自拔的遭遇加以嘲戏，以一种幽默的态度求得心理压力的释放。文章开头是主人致穷鬼的庄肃的送别辞，结束处却是五鬼以滑稽的腔调说出一番堂皇的大道理，在荒唐悠谬中显出无奈的心清。兹录最后一小节：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大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饮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
中国古代诙谐幽默之文不多，这种生动有趣的文章在文学史上是应有一席之地的。
柳宗元散文的情况也与韩愈相类。在其全部作品中，文学性散文占的比例不大；而且一般来说，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大抵并不体现“明道”的作用。这种性质的散文主要有两类：寓言和山水游记。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想象丰富，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山水游记。
散文中描摹山水的内容自六朝以来就很兴盛，一些名家的书信差不多就是写山水的小品，郦道元《水经注》中更保留了许多精彩的片断。但山水游记成为一种单独的文章类型，则是从柳宗元才开始的。柳氏的这类散文大抵均作于他贬居西南边地时，游山玩水是他孤寂生活中的精神寄托。所以他并不是单纯地描摹景物，而是将感情投射于自然，通过对山水的描写呈现自己的心境。像《钻鉧潭西小丘记》所说其处“清冷之状与图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正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总是体现出人格化的孤洁清雅、凄清幽怨的情调。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王鼠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蹀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天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写景部分喜用短句，像《袁家渴记》写风，“振动大木，掩再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连用八个四字句，明显是保留了辞赋与骈文的特点。
晚唐散文晚唐后期伴随着诗教说的再度兴起，散文领域内类似“文以明道”的主张也再度被提出。如皮日休写过《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要求将韩愈配享于孔子庙堂，在《皮子文薮·序》中又自称他的各种文章“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显然以继承韩愈的事业为己任。但在晚唐后期的乱世中，这种主张显得非常无力，持这种主张的人也写不出韩、柳那样的尚有自信因而也还有气势的“明道”文章。倒是他们在失望与愤慨之下写出的一些讽刺性的短文，还略有特色。这类文章的作者除皮日休外，尚有罗隐、陆龟蒙等。
这种讽刺性的短文篇制非常短小，通常仅二三百字，也有数十字的，所以从文章形态来看是相当新颖的，对宋元以降的短文有开启先河的作用。不过皮日休、陆龟蒙所作实过于切露且议论太盛，并没有真正发掘出短文可能具有的优长。罗隐所作则强于前二人，盖缘少作基于儒家道统而不宜于短文的宏大议论。如其集中列为赋类《秋虫吟》连序在内也仅有数十字：
秋虫，蜘蛛也，致身罗网间，实腹亦罗网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而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