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白危参加左翼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指导帮助下，编译了中国版画史上第一本木刻讲义《木刻创作法》，由鲁迅亲自校阅并写序言。
1936年10月8日是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约莫下午一点钟，在热闹的会场中挤来了一位身材短小、蓬头乱须的不太惹人注目的老头子35便是鲁迅先生。他穿了惯常穿着的蓝长衫，料子虽然是哔嘎，但巳经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许因为少洗的缘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迹。一顶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过十年以上，却还折叠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的戴在头上，而且戴得那么低，仿佛怕遇见了贵人。
但这不能回避熟人的视线，当他踏进会场时，就默默地给人包围住了。“……”这是一片乱杂的笑声和问话，大约是问他近来还好不。
“不好，不好。今年九个月中，足足大病了六个月。”
“近来好了么？”L问。
“稍为好一点，不过也还时常发热，不能随便做事。”
“现在也还继续服药吗？”0问。
“服的。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青倒还有法子想……”说到这里，一阵干咳把他的话尾卷了进去。
“先生可打过空气针？”W问。
“那没有，那没有。打的都是药针，一共打了六七针。现在可好一点。”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显得有点可怕。
“先生应该休养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呵，我是不能休养的。”他把帽子拆下，继续麵，坚决地否认这话对他有关系，“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
他伸手到衣袋里抓，很久才抓出一个洽如盛瓜子的纸袋，这很引起人们好奇的视线，都集中在他那痉挛着的两手，仿佛要看从那里变出什么戏法来。我却以为他常带来是药片，所以问他要不要开水。但终于也不过看他从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到后来竟连香烟灰也弹在里面，这才惊奇起来：那红锡包的盒子哪里去了呢？
“很久没有在内山书店碰过先生了。”有人插进来问。
“是的，我也差不多四个多月没有到过内山书店了。”
他又抽了两口香烟，默默地注视着展览的作品。这时不知怎么一扯，却搭上他的孩子身上去。
“巳经进学校了。”他说，“听说那个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的。”
停了不到三秒钟，又仿佛发现了什么似的，把肯定的眼光变为疑难的神色了。
“现在也还要打掌心的么？”
“是的。”L答。
“为什么要打掌心呢？”他望了我们一眼，现出奇怪的状态，“孩子是最怕这种刑罚的。”
在这语气中’他表示出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病非常痛惜，尤其关心儿童教育问题。
话匣子一经打开，就如播音机，非到适可而止的时候，便不能住口。你看他虽然大病了六个月，气色变得苍白，消瘦，但那有力的谈话，那种欢乐的精种却丝毫也没有减弱，而且说的那么多，那么快，令你连喘息的时间都不能轻易放过。只在他说了一大串之后，这才露出久病后的残痕，呼吸迫促，下颚和太阳穴的不自然的g挛。
谈到翻印书册，他就现出稀有的快活，笑得两眼变成一条缝。嘴巴却露出一列雪白而整洁的牙齿，下巴也跳跃得更厉害。
“我总是吃亏的”，他说时非常高兴，笑得连筋肉都牵动起来，两颧凸出更高，“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通通都送光了。”
一支香烟刚好抽完，第二支又接上去。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现在住在哪里？”w问。
“她现在已返德国。希特拉（即希特勒——编者注）自然要抓她的，不过，大约已经订有条件：不准教书，不准出版书集，只要她安分守己地做一个贤妻良母。”
“还有那位刻《士敏土之图》的梅斐尔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拉的仁政之下了，”他有点惋惜，他说，“我所以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画，就因为世界上的女作家只有她最前进，最值得我们介绍。现在那画集都送完了，可惜没闲钱来再版。”
提起苏联的木刻，他说，家里虽然还收藏了不少，但苦无时间和闲钱来翻印。问他能否拿来公开展览，他总是摇着头，说道：
“这恐怕很困难。譬如在这里，XXX—定要和我捣蛋的。”说到这里，嗓子提得特别高，神气也更严肃起来，“借用日本人青年会么？日本领事馆要来看，不成。那一次3；？以把苏联和法国的出品拉在一起，就是为了使他们看了莫名其妙他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一切。
因为他说话说得太真实，太恳切，或者太露骨吧，所以每每引起听的人的各式各样的哄笑，而他自己也一样无邪气地傻笑着。
这时《中国呼声》的女记者魏職诗走过来，她一看见鲁迅先生，就和小孩子一样，高兴得了不得，紧握着他的手，并且说了满口中国式的套话。但即刻又沉默下来，大约她觉得自己是来选书，应该赶紧收场，便又匆匆地跑开了。谈话稍一间断，他总是出神地盯住壁上的图画，f如天文学家观察星球变动。
“先生以为这回的作品怎样？”0问。
“自然比以前进步了。但也还有许多缺点，这是因为作者阅历不深，观察力不够的缘故。这毛病应该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则，就决不会有长进。譬如描绘一个人，虽至最小的部分，简单的动作，也要仔细观察，然后才能描得像，才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
当抽完了第三支香烟，他站起来，扭了扭呢帽，随便地戴在头上。
“看下去吧。”他跨开了稳健的步子，走近墙壁面前去了。
“这是谁的呢？”他指着李桦的八十八幅的连环画《黎明》。
“是李桦的。”S答。
“真是洋洋大观！”他叹了口气。
“先生觉得怎样？”C问。
“我以为连环画是无须乎这么多的，”他袖着两手环顾了四周，这时包围着他的人更多，大家张着嘴巴往前慢慢挤，希望看见他一条胡须或者听听他的声音。但他生得那么矮小，围在他身边的每一个又都比他高，所以站在后边的就只好伸长了脖子。
“连环画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桿往往比长篇大著有力。作者应该注意到读者，并非多产就是杰作。多产觸果往往倒是滥产，徒然耗费精力。作家应该宝贵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须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
“刻木刻最要紧的是素描的基础，作者必须每天练习素描才有进步，而且观察要准确，取材要调和。农民是纯厚的，不必把他们涂得满脸血污，矫揉造作。
“真是奇怪得很。怎么他（指李桦）刻的人物通通都是额门那么低的？难道广东人的额门都是那么低的么？”
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我们，又大笑起来。
这时又来了两位洋记者，为首的一位蓄着一撮扫帚须，他和鲁迅先生打过招呼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介绍他的太太给人家。
“Mywife”，他说的非常温和。
“唔……”鲁迅先生简单地“唔”了一声，跑开了。
（1936年，《鲁迅纪念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