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宗羲简介
黄宗羲(1610-1695)：中国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他还是卓有成就的经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字太冲，号南雷，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南雷先生、梨洲先生。浙江余姚县黄竹浦人。
他少年时，阉宦之害甚为炽烈。其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间御史，东林党人，曾上书弹劾阉党魁首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黄宗羲自幼随父在京，“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为国事家仇，积极参加反阉斗争，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
崇祯皇帝即位，19岁的黄宗羲曾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刺阉党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李实时，又以锥刺之，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叹称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此后师事著名哲学家、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明亡，清兵入关南下，黄宗羲抱着反清扶明的目的，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了八年之久的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约于40岁时，便归乡隐居，建龙虎山草堂于余姚化安山，发愤读书，“正襟讲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著述，据说“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任傅学鸿儒，均遭黄拒绝。康熙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的著作。康熙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未行。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美誉。
黄宗羲于经史百家、天文历算、数学、地理、音律、释道、农工等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修史，“史局大议必咨之”。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黄宗羲所著的《明儒学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该书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它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断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
至于他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成于公元1663年，是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民约论》(公元1762年)发表早100年的一部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等观点。它明显地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般市民的要求，对近代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权的宣传有很大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曾将此书节抄，印数万册，秘密散布。
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在讨论关于教育和学校问题时，激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发展到明清，妨碍人才培养，遏抑社会进步，使学术日衰，学风日坏，人才日绌，士心陷溺，而“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慨叹：“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
他以捍卫阳明心学自任，力主诚意慎独之说；但又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他提倡“实学”，规定在学校中开设自然科学的课目，反对空谈，特别反对鬼神迷信风水之说，倡议用学校教育的手段，扫除“万民”的迷信，改变社会的风气。
黄宗羲依据限制君权、施行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了一套学制体系。他认为，作为最高学府的太学，应当保存，不过要实行民主管理，继承东汉太学“清议”的学风。全国郡县均设立学宫、置学官。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均得由诸生“公议”推选或罢免，其地位应尊于政府官吏。学官下设五经师，及兵法、历算、医、射各专科教师，皆由学官自择。
其学官条件，在政治方面，最要者是“不干清议”，若“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在业务方面，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他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
乡村“民间童子十人以上”者，则设小学，由蒙师教之。其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由大学、小学和书院构成一个学校体系。黄宗羲说：“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
学校教育，除了培养实用人才和传递学术文化，还应当成为“公其是非”、监督政府、指导舆论的机关。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黄宗羲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影响密不可分。
二、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黄宗羲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真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不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他主张躬行实践，力学致知；提出了“学贵适用”的原则；全面否定了明清之际以官方哲学——宋明理学为教学和考试为主要内容的陈腐体系，提出了崭新的教程方案；他主张的教学内容，是由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文化类学科和由天文、地理、数学、乐律等组成的自然类学科。他的这些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先进的社会意识与超前的时代精神，其中一些观点、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学校》一文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学校的主张。
黄宗羲主张各类学校都要成为讲政议事、确定是非、监督政府的机关。主持学校的是“学官”，为使学校能够真正地履行议论国政、监督朝廷的职权，学官应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那么学官如何行使这种权力呢？黄宗羲主张天子和郡县官吏，都要接受祭酒和郡县学官的思想指导和政务监督。另外一方面，广开言路，使学校成为舆论和议政的场所，限制君权。这种力主学校议政、由学校决定是非的要求以及教学民主的思想，在当时无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黄宗羲继承了王守仁“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公言之而已矣”的思想，提出了“道”与“学”都“非一家之私”。真可谓千古不刊之论。
黄宗羲主张躬行实践，力学致知；提出了“学贵适用”的原则；全面否定了明清之际以官方哲学——宋明理学为教学和考试为主要内容的陈腐体系，提出了崭新的教程方案；他主张的教学内容，是由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文化类学科和由天文、地理、数学、乐律等组成的自然类学科。他的这些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先进的社会意识与超前的时代精神，其中一些观点、理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宗羲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于政治学、史学、哲学、文学诸学科均有卓著的贡献，且在教育领域有着令人钦佩的建树。黄宗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真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不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在人的知识来源的问题上，黄宗羲虽然存在着“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穷理”即“穷心”的王学思想残余，但其基本的方面则是主张躬行实践，力学致知。获取知识是人生立本之要义，也是教学的最基本的原则。黄宗羲认为教育的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能“立功建业”、“纬天经地”的治国之才，为此，致知是成才的必然途径，一切教学也就应当围绕致知而进行。他说：“（有人）生之非不贵重矣，乃不能积之以至亿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终成其为一人之人。”
在黄宗羲看来，许多人并非具备与生俱来的良好的素质，只是因为缺乏自我的知识积累。因此他主张广泛地读书，以求知识广博，并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达到成才的目的。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生勤奋好学，并且老而弥坚。其弟子李杲堂在《奉答梨洲先生》中就说道：“先生年逾六十，尚嗜学不止，每寒意拥温被，以双足置土炉上，余膏荧荧，执一卷危坐，暑月则以麻帷蔽体，置小灯帷外，翻书隔光，每至丙夜。直至年逾八旬，仍终日手不释卷。”黄宗羲自己好学如此，正是他主张力学致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黄宗羲在《孟子师说·曹交章》中说道：“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此孟子继往圣开后学一大节目。徐行尧服，人人能之，即人人可以为尧舜也，只在著察之间耳。后之儒者，将圣人看得烦难，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穷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见端倪，遂使千年之远，亿兆人之众，圣人绝响。”又说：“人人可以认取圣脉，后来近溪只求人所行所习，当下指点出著察一路，真觉人人去圣不远。”
黄宗羲在教学实践中，对那种脱离社会现实，一味空谈之心性的“静坐参悟一类工夫”，表示极为反感，他曾明确指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日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于适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危难则非也，岂真儒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