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们蜂拥到华盛顿，加入各种战时机构，战时的合作，消除了企业界和政府之间在新政时期存在的鸿沟。战争产生了军界工业集团，像西雅图这样的城市和加利福尼亚南部这样的地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费开支。战争促使了美国工业的集中，美国最大的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56家最大的公司得到了3／4的军事合同。蒸蒸日上的军事工业吸收了大萧条遗留下来的失业大军，甚至以前在劳工市场上最底层的妇女、青少年和黑人都找到了高薪工作。工会会员增加将近一倍，达1500万人。虽然由于工人要求更多地分享战时利润，发生了一些自发性罢工，但损失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1942年6月底，丘吉尔再次来到华盛顿。一个星期里，他和总统几乎不停地进行会谈，商讨增援受到严重打击的战线以及弥补陆海军的惨重损失的措施。他们还讨论了进军北非的可能性，但丘吉尔对此抱谨慎态度。
尽管如此，比较轻松的时刻仍是有的。首相一到达，总统就孩子气地对他说：“温斯顿，你来看看我的地图室。”
“那是怎么回事？”丘吉尔问。
“我从你那里得到启发，”罗斯福说，“建立了一套作战地图和情报设施。”
首相把总统的轮椅推过白宫的底层走廊，到达一个守卫严密的门口。值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举枪致礼。他们进入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墙上布满了安装在滑板上的巨幅作战地图。一张桌子上放有电话机，墙角里有一架密码机。一架电传扰频机放在盥洗室内。总统解释说，地图室也就是他的通讯中心，负责处理他的所有电报，并掌管总统专用密码。在此日夜值班的是他的海军助理威尔逊·布朗海军少将仔细挑选出来的陆海军青年军官。
丘吉尔见了这样精致的设置，简直目瞪口呆了。他带着一丝羡慕的神情说：“你们美国人真会过惬意日子啊，这和好莱坞的设备差不多啦！”
罗斯福得意地抿着嘴一笑。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毕竟是总统嘛！”
丘吉尔到达两天之后，罗斯福碰到了一桩苦差使：把托布鲁克的突然陷落和2．5万名英国人被俘的消息告诉丘吉尔。隆美尔在利比亚沙漠上又猖狂进来了，他发誓这一次定要拿下埃及和苏伊士运河。
为了对付这个威胁，罗斯福答应命令那几个新建的装甲师离开他们的新式谢尔曼型坦克，用船把它们运往埃及去防守帝国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现在已成为民主本身的生命线了。
两人谈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私用密语中丘吉尔所说的“铝合金”，也即陆军用代号所称的“曼哈顿工程”。眼镜滑落到鼻尖上，长脸由于激动而显得特别严肃的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前来报告说：在芝加哥运动场地下的一堆铀235已开始成功地产生有控制的连锁反应。科学家一致认为，大规模扩展这一科研基础上的时刻已经来到。需要多少费用？在第一枚炸弹制成之前，也许需要20亿美元。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估计是十比一。
钱倒不成问题，但是钱所代表的东西——人力、稀有物资、大量的电力——都需要从直接为战争服务的项目中挖出来。罗斯福决定：为了缩短战争和拯救也许多至数十万人的生命，进行这样一次历史上最大的冒险是值得的。丘吉尔热烈地表示支持。
整个工作交给陆军部办理。史汀生部长指定莱斯利·R·格罗夫斯少将负责计划的执行。科南特博士充任总统在军事原子政策小组的代表。命令下达了：全速前进！
这项工程的最终目的是制造出一种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这种武器后来成为文明社会恐怖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叫原子弹。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东北18英里的橡树岭，工人们开始平整山岭，安放底脚，兴建新建筑，他们只被告知的是：“你们在干每小时1．35美元的活。”由那里往西2000英里的“Y号工地”，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城。这个动用20亿美元的计划，在当时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知道其真正的内容，对外严格保密。
伯恩斯曾说过：“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既是操纵者又是说教者，既是王爷又是军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思想和出身，也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既好说教，又讲现实传统。”后来，美国的原子弹率先爆炸的事实表明，罗斯福是比较偏重现实，极有远见的。
图12-1日军偷袭珍珠港作为最高统帅，罗斯福并非无可挑剔。如在太平洋战争上，他赋予麦克阿瑟的权力就过大，而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战，显然当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然而众多将领对他们的总统充满了敬意。
艾森豪威尔：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同的，但他作为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由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是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
乔治·费尔丁·埃利特：罗斯福深谙全面的全球的战略，这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
路易斯·约翰逊：在这里，罗斯福的名字具有魔力。
可从外表看，罗斯福没有一点军事天才的气质。他到部队时总穿着绒布衬衫，戴着旧帽子，蝴蝶领结也是漫不经心打上去的，看上去他倒更像一个衣着随便、精神饱满的要去度假钓鱼的老头子。不过，正是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人成了美国最好的代表。有位律师称罗斯福的面孔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战斗的面孔。艾森豪威尔十分佩服他熟知地形，美国士兵说他最大的天赋是对人的热情关怀。乔纳森·丹尼尔认为，在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顾虑的。一次，罗斯福到夏威夷跟海陆空军高级将领商谈，制订计划，准备发动攻势，迫使日本人投降，在他离开夏威夷前，他要人用轮椅推着他穿过陆军医院的病房，去看望那些被截去上肢或下肢的伤员，他向他们微笑，挥手致意，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但他的出现胜过了千言万语。因为坐在轮椅上的是一位两腿早已完全瘫痪的总统，三军总司令，一个四肢不全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灰心丧气，只要努力，战前所抱的理想就能够实现。
在国内问题上罗斯福最大的失误是他批准了赶走居住在西海岸上的大约12万日本侨民——其中2／3是美国公民——的决定。珍珠港事件后，人们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偏见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侨民有严重的背叛行动，或进行过间谍活动，但是像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厄尔·沃伦这样的地方领导人却逼迫陆军重新安置日本侨民。后来沃伦成了一位开明的美国首席法官。西海岸防务司令部司令约翰·L·德威特宣称：“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我一个都不想让他们居住在这里。”
仅仅几个星期之前，总统曾在《人权法案》通过150周年之际对该法案大加赞扬，但是他没有提出异议就签署了授权拘留西海岸日本侨民的命令。日本侨民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奉令要在一个星期内卖掉住宅、农场和生意，通常售价只是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他们被赶进遥远沙漠地区的迁移中心，比集中营好不了多少。他们在那里住到战争即将结束。为什么罗斯福允许采取类似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动（照弗兰克·墨菲法官的说法，是具有“可悲的相似之处”的行动）呢？他从来不是一位强烈鼓吹思想和行动自由的文职人员，他屈服于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几乎没有考虑到后果。奇怪的是，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却没有被拘留，即使夏威夷群岛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实行军事管制。
罗斯福还对纳粹分子杀害600万欧洲犹太人视而不见。随着战争的到来和希特勒的领地的扩大，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糟，因为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对向难民发放签证的条件加紧了限制。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心理。虽然他个人同情犹太人的困境，但是他却把难民问题交给同情心较小的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负责处理。朗是一位老练的威尔逊式人物，向民主党提供了大量的捐款，对难民问题有管辖权。他即使不仇视犹太人，也是最不同情犹太人的。他担心，降低移民条件会使大量伪装难民的共产党间谍和纳粹间谍进入美国。他和其他官员一道对援救犹太人的无数次努力加以阻挠，并且扣压关于希特勒打算将犹太人灭绝的情报。
到1944年年初，希特勒实行最后解决的计划的详细情况已经传到国务院，但是许多官员拒不相信这些消息。他们把这些消息比做盟国宣传家们为诱骗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散布的关于德国暴行的消息。然而，关于死亡营和大屠杀的证据越来越多了。一再要求美国人和英国人轰炸通往集中营的铁路线的呼吁被置之不理，因为这样分散力量只能推迟赢得胜利的时间，而只有胜利才是犹太人的最大希望。1944年，英美两国在百慕大举行会议，讨论难民问题，尔后，国务卿赫尔告诉罗斯福：“按照某些压力集团鼓吹的一项计划，要把数目未定的人从未透露的地点转移到未知的目的地，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对赫尔来说，这可能办不到，但是对亨利·摩根索来说却不然。作为一名犹太人，传到华盛顿的消息使他感到极度痛苦。1944年初，他指示财政部总律师伦道夫·保罗起草一份关于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的研究报告。保罗写了一份措辞直率的报告，标题是《关于本届政府默许杀害犹太人问题向部长的报告》，这份报告毫不客气地进行强烈攻击。它指责说，国务院官员“不仅未能利用供他们使用的政府机器把犹太人从希特勒那里援救出来，反而甚至利用这台机器阻止援救这些犹太人的工作”。摩根索亲自把这些结论提交给总统，总统似乎感到很惊奇。在一个星期之内，罗斯福成立了一个不受国务院管辖的战争难民委员会来接管难民问题。该委员会的代表（其中有在布达佩斯工作的瑞典商人拉乌尔·瓦伦贝里）从毒气室里营救出数千名犹太人。但是，罗斯福要是采取行动，其他几十万犹太人也可能得到挽救。正如对待日本侨民的情况那样，他的过失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而是未采取行动——造成的后果更加悲惨。
1942年7月，罗斯福派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史蒂夫·厄尔利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最后落实进攻计划。德国军队在夏季攻势中已经猛冲到苏联的腹地，几乎到达巴库油田，逼近斯大林格勒。必须花一切代价使苏联能继续打下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在1942年秋季越过（英吉利）海峡进行一次迅猛的攻击，也许可以减轻斯大林军队身上的压力。这一计划被称为“大锤”，以示与1943年夏季全面出击计划“兜围”区别。总统大力支持“大锤”。
但是英国人回话说，他们不愿意奉陪。他们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怕发生另一次流血更多的敦刻尔克。罗斯福发了一份斩钉截铁的电文给丘吉尔说：美国军队今年一定要在某个地方与德国交战。
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向北非进军，以解除隆美尔对在阿拉曼陷于绝境的英国第8军的压力，并且把德国的兵力从苏联方面吸引过来。总统笑了——他早就向丘吉尔建议过，可以派美国一个军去“追捕隆美尔”。但是，他对这个决定仍感到失望，因为他知道，苏联所需的援助远不止这些。不过既然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计划，也就只好把它接受下来。这个计划的代号是“火炬”，由艾森豪威尔担任指挥。
1942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罗斯福不耐烦地等待着对北非的进攻。他渴望发动攻势，满足国内和苏联提出的采取行动的要求，对每一个有关的人都施加压力，要求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发动进攻。他一次又一次地宣称：“时间是要素。”随着年底即将到来，战争的趋势出现了有利于盟国的迹象。珊瑚海战役已阻止日本的扩张，一支日本入侵军在中途岛被击退，伤亡惨重，美国已开始越岛作战，向东京挺进。德军向高加索的大规模强攻已经在伏尔加河沿岸的斯大林格勒停了下来，苏联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英军不仅守住了阿拉曼，而且在从美国急速运来的400辆谢尔曼型坦克的增援下，于10月23日冲破德军的防线，使隆美尔的部队狼狈撤退。
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总统驱车前往“香格里拉”——他用虚构的世外桃源的名称来称呼的马里兰群山中新辟的隐秘处所。人们猜测，杜利特尔轰炸东京的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这里好像是一个家庭聚会：哈里·霍普金斯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富兰克林于7月份在白宫给他们举办了小型婚礼）、汉布利家的姑娘们（从达切斯县来的总统家的亲戚）、麦克，还有在地图室掌管精巧通讯系统的青年军官们。
这所单层小屋周围的树木和田野一片静寂，散发出秋天又苦又甜的气息。装着简陋护墙板的居室温暖而明亮，围炉而坐的这一小群人都是总统喜爱的熟人。今天，总统从白宫溜出来寻求宁静，在这里本来可以如愿以偿的，然而事实上并未能如此。
因为在北非，今天已是进攻开始之日——而且几乎已临近发动进攻之时。此刻，运输船在黑暗中差不多已移动到多山的海岸附近；穿着笨重战斗服的年轻人正爬下伪装网；登陆艇在黑黝黝的海水中拖着一圈圈白色尾波，只等信号弹一发就跃向海滩；暗影幢幢的战舰已把炮口对准海岸，准备随时发射。
总统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时钟缓慢地走向发动进攻的时刻。当指针碰到最后一条黑线时，他突然微微地颤动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半似惊呼，半似叹息。
华盛顿陆军总部终于打来电话，格雷斯·塔利回忆说，总统用颤抖的手从她手里接过话筒，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一直听完对方报告的好消息，然后大声喊起来：“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听起来好极了，祝贺你。”
他放下电话，转身面向客人，“我们已在北非登陆，伤亡低于原来的估计，我们开始反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