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的话已经是够火药味的了，后来他自己也认为当时的反共言论非常激烈，气势汹汹。但是根据艾奇逊回忆录中的说法，马歇尔的情况介绍和建议讲得一团糟，令人扫兴，国会山的领袖们一个个板着面孔，纹丝不动。于是他希望作补充发言，得到马歇尔和杜鲁门总统的同意。艾奇逊以耸人听闻的语调，将前苏联的扩张目标作了一番渲染。但根据出席听政会的其他一些人的记录和回忆，情形与艾奇逊的说法有不小差距，好像大家都对马歇尔的介绍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没有提到艾奇逊的补充比马歇尔的讲话更有条理、更有说服力。
国会领袖们提出，如果杜鲁门总统能在公众面前重复马歇尔讲过的话，国会就将支持政府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干涉。这就导致了1947年3月12日的杜鲁门声明，即众所周知的所谓“杜鲁门主义”，它获得了4亿美元的拨款，用以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马歇尔因忙于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准备工作，没有参加杜鲁门声明的起草工作。根据查尔斯·E·波伦的回忆，他和马歇尔是在赴莫斯科途中于巴黎逗留时收到杜鲁门声明的文本的。马歇尔看过之后，觉得有些地方的语气太强硬了，建议作些修改和调整。但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样一篇措词强硬的声明，国会就不会采取行动。
为参加莫斯科的外长会议，马歇尔做了充分的准备。阅读了近年内国际形势变化发展的有关材料，找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苏联东欧问题专家，介绍前苏联的政治外交背景以及近一年来前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向。代表团阵营也颇为整齐，有美国驻前苏联大使史密斯、美国驻德国军队总司令克莱·卢修斯将军、美国驻奥地利军事长官马克·克拉克将军、律师兼政治家罗伯特·D·墨菲、共和党任命的代表两党的会议观察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波伦以及其他一些俄国问题专家。
冷战的现实局面，说明了美、苏之间关系的对立。这意味着双方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达成某种妥协或协议存在不少困难。“杜鲁门主义”选择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之前发表，意味深长。虽然没有点名前苏联，但其主旨和针对性是路人皆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对前苏联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政策，给莫斯科会议投下了一片不祥的阴影。
马歇尔当然清楚，他这次莫斯科之行不可能取得什么重要成果。他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说，在会上要达成对德最后和约的可能性极小，但他确实还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成功，比如：制定几条指导各国代表起草对德和约的原则，对奥地利和约达成基本协议，等等。
莫斯科外长会议从3月10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4国外长先后举行了43次会谈，长而又枯燥。马歇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结成统一战线，与前苏联方面相对立；法国外长则往往独树一帜。会议期间，各种陈词滥调，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甚至出言不逊，实行人身攻击。
莫洛托夫在招待酒会上，举杯为马歇尔和贝文的健康干杯，却把法国外长有意冷落在一边，等到第二轮才补上，使得宴席上出现非常尴尬的场面，而法国外长则是愤愤不已。
几乎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双方都针锋相对。德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经济怎样统一、赔款多少、怎样赔偿、奥地利是否也应赔款，如此等等都是各说各的。看到外长会议上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和协议，马歇尔由波伦陪同拜访了斯大林，希望由斯大林直接出面来解决大问题。斯大林对马歇尔一直抱有良好的印象，会见的气氛是和睦的。斯大林给马歇尔以安慰，说通过争吵双方总会找到妥协的办法，不必急于达成什么协议，只有慢慢来。斯大林讲的也许是实在的话，但由于两国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这就决定了会议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果。马歇尔没有能够从莫斯科会议上带回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二、马歇尔计划
以“马歇尔计划”而闻名的援助计划，对处在混乱崩溃边缘的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输血和打气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如果把它说成是美国人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指引下的慷慨解囊或赐予，那就有失偏颇了。西方的不少宣传家们，在谈论“马歇尔计划”时，大大强调了这一点。这显然掩盖了美国政府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利己主义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各国所造成破坏的严重程度，是以往历次战争所无法比拟的。它不仅使社会经济崩溃，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解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信念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在25年的时间里，欧洲爆发了两次互相残杀的战争，人们亲眼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家园，重又被毁于战火。人类到底怎么哪？这样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破坏，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还是一种疯狂的行为！难道人类的末日真临近了？人们对此大惑不解，不少人意志颓废，丧失了生活的进取精神，这严重地影响到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政治家们都承认，战后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要比预料的缓慢得多。
与这种混乱和恢复缓慢相伴随，阶级斗争也十分尖锐。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在战争期间领导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斗争，力量获得较大的发展，声势浩大。这些进步力量的存在，对各资产阶级政党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不禁使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所导致的政治危机，他们担心共产党夺取政权。战后前苏联势力在东南欧获得大发展，已使美国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西欧再有几个国家被共产党夺取政权，那整个欧洲都会被前苏联势力所控制，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安全都要受到极大损害。欧洲是美国争夺的重点，是国际斗争的中心，这里有美国的大量投资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美、苏争夺的前沿阵地，美国不能丢掉。但要保住这块阵地，不使共产党在西欧国家夺取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是首要的前提。经济发展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治自然就会相对稳定下来。但欧洲各国缺乏资金、原材料和食品，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帮助其解决困难。“马歇尔计划”中所隐藏的这种政治企图，以及当时美国政府要员的声明、讲话，都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美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来说，也离不开欧洲各国的恢复和发展。处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是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美国经济的发展繁荣，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开拓，欧洲经济的凋敝，直接影响到欧洲各国对美国商品的购买能力。欧洲是美国商品的传统的销售市场，欧洲各国无力购买美国商品，意味着美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只有欧洲各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才能够恢复同美国的传统贸易。因此，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讲，“马歇尔计划”也是互惠的。
“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并不像英国传记作家伦纳德·莫斯利所说的那样，使“总统和世界上其他人无不深感意外”，相反，它是美国政府一项比较深思熟虑的方针和政策，是几个研究机构和政府高级官员研究成果的一项综合和概括。
从马歇尔的思想基础来讲，这可追溯到1945年他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和1947年2月22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在这两次讲话中，他提出了一种思想和信息：即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作为“杜鲁门主义”的一种顺理成章的延伸，在杜鲁门总统指示下，美国政府内部，从1947年起就在讨论由美国发起一个恢复战后经济的方案的范围和性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有必要实施一项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根据艾奇逊的提议，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方派员组成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协调委员会曾帮助杜鲁门制定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计划，以后又组成若干小组，对援助计划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讨论。
3月初，当马歇尔赴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时，负责经济事务的克莱顿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对欧洲当时的混乱局面颇为关注，并且强调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对美国安全和利益将产生严重影响，除非美国当机立断，采取行动，否则在未来10年的时间内在欧洲再爆发一场战争是很有可能的。克莱顿的警告，加速了美国政府的研究步伐。
很显然，马歇尔是赞成克莱顿的阴郁看法的。当他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按照贝尔纳斯的先例就会议情况向全美国发表广播讲话时就提到：欧洲经济的恢复，比原来预期的要慢得多，分裂的力量日益明显，病人都快不行了，可医生们还在争论。M·贝科威茨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9页。
在马歇尔的指示下，乔治·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开始研究援助欧洲的问题，并着手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凯南很快找到了人手，并吸收了其他一些研究欧洲复兴问题的机构的研究成果。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协调委员会已经做了不少扎实的基础研究。5月23日，凯南班子给马歇尔提供了一份13页的报告。
凯南的报告也指责共产主义是欧洲不稳定的因素，而共产党人则正在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制造混乱。解决欧洲问题的关键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美国的援助，应有短期的步骤，但更要注意长远的目标，凯南报告的一个新论点是：应该由欧洲人自己负责推动并提出这项经济援助方案。如果由美国政府提出并予以公布，那很不合适，因为恢复欧洲经济是欧洲人自己的事。M·贝科威茨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页。
1947年5月8日，艾奇逊在密西西比州就美国对外政策发表演说，在征得杜鲁门和马歇尔同意的情况下，艾奇逊公开了美国政府关于欧洲复兴问题的想法，目的是想利用这次机会让美国公众了解欧洲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使自己的演说在欧洲国家产生广泛影响，艾奇逊在事先邀约了3位英国记者共进午餐，向他们透露他的演讲的重大意义，阐明了美国援助计划的目的和宗旨。艾奇逊的演说，是马歇尔哈佛大学演说的前奏曲。到5月份，外部世界已广为流传，美国政府已准备采取大规模行动，帮助欧洲经济复兴。但令人尴尬的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主动提出帮助复兴经济的请求，是觉得时间尚未成熟，还是心存顾虑？或是掺杂其他因素？令人困惑不解。
凯南报告写成以后不几天，从日内瓦开会回来的副国务卿克莱顿向马歇尔递交了有关欧洲问题的第二份备忘录，他敦促就援助的问题立即采取行动。克莱顿提出：他敢肯定，美国的决策人物对欧洲所遭破坏严重性缺乏确切的认识，希特勒给欧洲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毁灭，而且有信念和心理上的毁灭。华盛顿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研究来研究去了，明摆着的问题大家都承认，大家也都意识到了支援欧洲复兴的重要性。因此，关键的问题，应是着手采取实际行动，拿出具体方案。他声称对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德国的美、英占领已对美国的支付逆差至少达50亿美元。这一逆差目前还不能减少，因为生活水准已经到了最低的程度，他预言，“再降低水平，就会发生革命”。他提出，在以后的3年时间里，应捐赠包括粮食、棉花、煤炭、烟草等货物，并提供运输船只。美国总统必须吁请人民，要他们从美国长远利益出发，作出点牺牲，使欧洲不至于挨饿，不陷入政治混乱。M·贝科威茨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33页。接着，马歇尔又直接找克莱顿进行了交谈，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马歇尔的哈佛演说起了催促作用。
自5月以来，马歇尔觉得应以国务卿的身份就美国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做一个声明，这既有国内的需要，也有国外的需要。从国内方面讲，通过声明，让美国人民明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将要采取重大举措；从国外方面讲，虽然各国都在议论美国将帮助欧洲经济复兴，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主动向美国提出请求，这意味着对议论中的美国计划还把握不住，他的讲话和声明，就会显得非常的正式和可靠。
但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语调以及选择什么场合去发表这个声明呢？马歇尔对艾奇逊说，他不想采取“使人们吓掉魂”的伎俩，这在“杜鲁门主义”演说时非常有效，而现在重复使用同一方式已是大成问题了。他的讲话要以逻辑、事实和平缓的语调去说明问题。他告诉艾奇逊，哈佛大学校长已经多次提到要授予他一个名誉学位，但一直被他自己拖延了下来，他决定利用6月5日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前去接受名誉学位，顺便在校友会上讲讲话，全面阐述美国援助欧洲的设想。艾奇逊觉得这个主意不怎么好，因为“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不过是一种必须忍受的仪式，没有多少人去听它”。但马歇尔反倒觉得在这样的场合阐明美国政府的某项对外政策显得更有意义。
查尔斯·E·波伦受命起草演讲的第一稿，波伦主要依靠克莱顿、凯南的备忘录作为参考，进行了辛勤工作，6月3日完成了第一稿。在送交马歇尔之前，艾奇逊和克莱顿又对稿子进行了仔细推敲，马歇尔对其中的一些部分不满意，自己又反复做了修改。
没有迹象显示，马歇尔将演说的文稿预先征询了杜鲁门总统的意见，凯南也是演说以后才看到这篇稿子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担心孤立主义的阻碍，不让国会给杜鲁门找麻烦，如果遭到批评和阻挠，就由他自己来完全承担责任。反正杜鲁门对援助欧洲复兴这件事是清楚的，是积极支持的。
演说发表之前没有进行什么宣传，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篇演说的重要性，甚至在国务院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马歇尔打算在哈佛大学提出他的欧洲复兴方案，艾奇逊甚至发现，马歇尔没有在华盛顿留下讲话稿的副本，马歇尔的讲话稿是到达哈佛以后才最后定下来的。直到演说前的几分钟，马歇尔才叫侍从在电话里将演讲内容告诉了艾奇逊。不过，艾奇逊在6月4日之前就找来了英国驻华盛顿的3位有名记者，向他们透露了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说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告诫和催促他们，马歇尔的讲话内容一公布，就应立即将全部内容告之伦敦外交部，让贝文外交大臣立即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