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王知人善任，非凡人可比。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天国的大业，我拥护还来不及，又有何不平呢？”
杨秀清曾因追查北王失职之事，将韦昌辉杖责数百，令他几天都不能起床。他的心腹手下气之不过，泣泪说：
“东王假公济私，欺人太甚，王爷甘心受辱，我们也蒙羞啊。只要王爷说一句话出来，我等愿为王爷赴死。”
韦昌辉奸险过人，他自知东王势大，此时若是不做忍耐，只有凶多吉少。他咬紧牙关，不仅不做任何抗辩，还处处对杨秀清表示恭顺，装出十分惧怕的样子。每见杨秀清的轿子一到，韦昌辉总是第一个抢先上前，扶轿迎接，陪笑垂首。杨秀清无论说了什么，他都是跪下谢恩，口道：
“四兄言语高妙，启人心智，小弟愚钝无知，听之何幸！还望四兄严加教诲。”
一次，韦昌辉的兄长为房屋之事，和杨秀清的妻兄发生争执。韦昌辉得知此事，忙教兄长给人赔礼，他还十分惊慌地说：
“东王势力熏天，为人严厉，他若生气怪罪，连我都要遭殃。和身家性命相比，区区房产又何必计较呢？”
他的兄长不服，争辩说：
“你身居北王高位，却如同东王的奴仆，这点小事你也怕成这样，我真为你感到羞耻啊。我没有理亏之处，自不会向他认错。”
杨秀清想杀韦昌辉的兄长，韦昌辉一句争辩之词也没有说出。杨秀清让他亲自给他哥哥治罪，韦昌辉恨得牙根直咬，嘴上却说：
“如此小人，杀之也不足以泄愤。他罪恶滔天，合该五马分尸，只怕这样也不能警示众人呐。”
韦昌辉的表现，杨秀清十分满意，他自以为韦昌辉完全被自己压服了，对他便放松了警惕。
曾有人劝杨秀清不可轻视北王，还分析他的用意说：
“以北王的个性，他决不会如此真心乖巧的，北王向来奸险，这其中必有图谋。”
杨秀清蔑然一笑，自负道：
“算他知趣，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啊。他若有异，焉能骗过我的眼睛？”
韦昌辉迷惑住了杨秀清，更不忘在天王洪秀全面前以表忠心。杨秀清借“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时，韦昌辉嚎啕痛哭，乞求“天父”让自己代受刑罚。洪秀全向“天父”认错，韦昌辉抢先说：
“二兄何错之有？都是我们做弟弟的错啊。我们自知错处太多，请天父重罚。”
洪秀全也认为他忠诚可靠了。
咸丰六年六月，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表面赞成，背后却对洪秀全说：
“东逆目无天王，妄自尊大，狼子野心已然昭昭，此贼不除，天国必毁其手。二兄若能颁下诏旨，臣弟定能诛杀之。”
洪秀全没有立即应允。后来韦昌辉被东王派往江西，他接到天王密诏回京救驾时，韦昌辉多年的积怨不可遏制，他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残忍好杀的本性，不仅把东王杨秀清全家杀光，而且还残杀了两万多无辜将士。洪秀全意识到韦昌辉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全体天京军民也认清了韦昌辉的凶恶面目，在洪秀全的带领下，韦昌辉终被铲除，他的尸体被分割成碎块，挂在天京城内示众。
小人的忍耐和君子的忍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暂时屈从只是为了他日的报复，他们的谄媚也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心中的仇恨。这一点，纵然许多奸诈之辈也被瞒过，可见他们不仅演技高超，而且心计亦毒，正人君子更要认真识别，严肃对待了。
求人不如求己
曾国藩给受太平军围困的弟弟写信说：“危急之际，惟有专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总之，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
曾国藩曾经教导部下说：“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本事，却千方百计让别人以为自己有本事，只能反受其害。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从自身出发，靠自己的本事打天下。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帮助和扶持上。曾国藩自己虽然强调人多好办事，曾说大事要多得帮手，但他主张关键之处还在于自己。因为自己立得住，别人自然而然就来帮助，如果自己不成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是无济于事。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很难想象谁会一辈子跟定你，为你甘心付出，不求回报。在宦海浮沉的一生中曾国藩也饱尝了人情冷暖。他与左宗棠、沈葆桢都由挚友而变成竞争对手，互相攻击，形同陌路。即使是对他铁心不二的李元度，兵败后也背离他投奔王有龄。饱经世态炎凉，曾国藩也越来越明智。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一天晚上，他与好友冯树堂在一起谈论人际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夜与树堂谈人情世态，言送人银钱，随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轻重，父不能以代子谋，兄不能以代弟谋，譬如饮水，冷暖自知而已。”在危急的时刻，不仅亲朋无法真正帮助自己，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不能代替自己，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在曾国藩经历的事情中，有一件事让他对此领会最深。
同治元年（1862），曾国荃孤军进驻雨花台，打算围困天京，夺得头功。但他手下仅有两万人，要夺取这座坚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不久，李秀成奉命率30万大军来到城下，将曾国荃团团包围，血战四十多天。以两万人对十几倍的对手，眼见要遭受灭顶之灾。曾国荃一天发十几封信，四处求救。曾国藩见亲弟弟马上就要被吃掉，心中忧急万分，急令鲍超、多隆阿等部速来救援。但鲍超被杨辅清阻在宁国一带，正在激战之中，自身难保。多隆阿则对曾氏兄弟久怀不满，拒绝赴援。湖广总督官文正准备让多隆阿入陕平定另一股农民军。曾国藩闻讯急得直跺脚，他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说入陕之敌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足矣，天京之敌比陕西何止百倍，请其将多隆阿追回。官文却置之不理。
曾国藩虽贵为统帅，却也莫之奈何，只好写信给自己的兄弟，让他顶住。九月一日，他在信中说：“军事呼吸之际，父子兄弟不能相顾，全靠一己耳。”九月十三日，他又写信说：“危急之际，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仅隔十余日，又写信重申了两遍：“危急之际，惟有专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总之，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
从其急切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无可奈何的情态。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也只有真正面对、承认这样的事实，才有可为。在他的激励下，曾国荃发了狠劲，硬是顶住了李秀成的猛攻，激战四十多天，最终迫使李秀成撤兵。当太平军撤退时，曾国荃转守为攻，尾随追击，大获全胜。曾国荃因为顽强，被太平军称为“曾铁桶”。他一战成名，从此飞黄腾达，势不可遏，终于把天京城攻了下来。
经过这件事，曾国藩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之所以不敢自立称帝，除了忠心之外，对部下的反复有疑虑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不过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求人不如求己，的确是人生的铁则。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引用郑板桥的题画诗说：“还将竹作篱笆，求人不如求己”，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其实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世人多不足信，凡事要靠自己。”自己的命运不可寄托在别人身上，如果你自己是软泥，没人能把你扶上墙。想做成不一般的事业，就要有不一般的意志，要比一般人更坚强。三、古圣先贤观人的术孔子与鲁哀公论辨识人才
孔子对于人物的品评，最基本的一条标准就是看人能不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识大体。以此为根据，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五个层次。
在《荀子·哀公》篇中，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讨论辨识人才的问题。
孔子说；“人可分为五品：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
鲁哀公问孔子道：“请问如何行事才算是庸人呢？”
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庸人，嘴里说不出有道理的话，心里不知思虑，不懂得选择贤能善良的人来分担自己的忧困；行动没有目的，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每天都在忙于选择事物，却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贵，盲目跟从外物的驱使，却不知自己应该有个什么归宿，放任利欲浸害自己的本性，心情日趋败坏。像这样行事，就算得上是庸人了。”
哀公说：“好。请问如何行事算是士呢？”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士，虽然不能穷尽各种道术，但总要有所遵循；虽然不能事事做得尽善尽美，但总要能够落实。所以士对于知识并不求多，而是追求所掌握的知识达到精的程度。他们对于言语也不求多，而是追求使自己讲的话精当。他们还不妄求多做，而是追求用最恰当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对于他们，知识既然已经取得了，言语既然说出来了，行为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好像是性命、肌肤不可改变一样。因此，富贵并不足以替他增加什么，卑贱也不足以损害他什么，能够这样行事的，就称得上是士了。”
于是哀公又问孔子如何行事才算是君子。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君子，说话讲求忠信，但内心并不以道德高人一等自居；行为讲求仁义，但并不露出得意的神色；思考问题明白练达，但言辞并不锋芒毕露，这样就让人觉得谁都能够比得上他似的。这就算是君子了。”
尔后，孔子又向哀公讲了贤人的标准，就是“行动合乎规矩，又不觉得本性受压抑，言语足以为天下效法但却能保证自己不为人言所伤，掌握着天下的财富，但却没有不义之财，恩惠遍及天下而自己又不用为贫困所忧虑，能做到这些，就算得上贤人了。”
接着孔子又向哀公讲述了大圣的标准，他说：“我所说的大圣，是通达大道、有无限的应变能力、明了万物情性的人。大道，就是借以变化而造就出万物的法则；情性，就是生来如此，难以变换的本性。所以，他要做的，是辨别天地间的万物，他对事物的明察洞悉就好比是日月，他还要像风雨一样普施于万物。他的态度虽说足平平和和，但他的行为是不可仿效的，就好像是天的儿子，他的行为是人们不可理解的，百姓们浅薄，所以不可能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事情，这样的人，就叫做大圣了。”
孔子对于人物的这段品评，最基本的一条标准就是看人能不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识大体。以此为根据，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五个层次。应当看到，在这些层次之间固然有精有粗的差别，更有大道与小道的差别。其实，在孔子看来，鉴别人的标准，与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标准是一致的。孔子树立起这个一般的对人的衡量标准实际上是期望人们对于人生都有一种理性的自觉。
李克“识人五要”
辨析人物的五个要点是：平居时与谁亲近？富裕时与谁共享？显达时举用何人？困苦时何事不为？穷乏时是否苟取？
魏文侯为宰相人选所苦，请教宾客李克：“先生曾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如今要立宰相，您认为魏成子与翟璜，谁比较适合呢？”
“‘位低者不应插手位高者之事，外人不应干涉主人的家务事’。因此我不能回答公侯的问题。”
“请先生不要如此客气，给我一些指点。”
“我并不是客气，而是希望公侯能自己判断后加以决定。辨析人物的五个要点是：
1．平居时与谁亲近？
2．富裕时与谁共享？
3．显达时举用何人？
4．困苦时何事不为？
5．穷乏时是否苟取？
对照这五点，决定人选，又何必问我的意思呢？”
文侯道：“我懂了，先生回去吧！寡人的宰相决定了。”
李克退出后，经过翟璜的家，说起文侯问宰相选任之事，翟璜急急询问：“文侯决定用谁？”
“当然是魏成子。”
翟璜很生气地道：“我到底哪一点输给魏成子呢？当初就是我把你推荐给文侯的呀！”
“你推荐我给文侯，是想借此形成派系，培养势力，全出于私心。文侯问我该选谁当宰相时，我只告诉他判断人物的五大要点，请他自行判断。我也由此知道魏成将当宰相。原因很简单：魏成将俸禄的9／10用在礼贤下士上，只留1／10作为家用，所以能礼聘到卜夏、田子方及段干木三人，成为君主的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都不过是普通的臣子。你怎能跟魏成相提并论呢？”
翟璜愧疚无比，并为自己的私念陪罪。
辨才识真不为其惑
“欲先知人，必先自知”，要取得较为准确的考察结果，首先必须精心选择考察人员，如系领导者自己亲自参与考察，尤其需要自我反顾，评价一下自己的考察业务是否熟悉，考察方法是否正确，思想方法是否端正等。
知人之难，难就难在人之才德往往表里不一，名实不副，常常外拙内秀而寓奇才，貌似精明却又未必有真才实学。即使是众口一词，褒誉有加者，也可能是虚负盛名，其实难副。孟子就曾经对齐宣王说过：“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末可也，国人皆日贤未可也，然后察之，见贤也，然后用之。”又说：“左右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也，然后去之。”不管左右的人怎么说，也不管国人怎么说，都必须决定取舍于考察之后，只有“先望实而后资考”，才能识其真貌，不为其假相所迷惑。所以，古人说：“德必核其实，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实，然后授其事；功岿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事，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那么，怎样核其真，避其惑呢？
一戒“爱恶之惑”。
在对人的考察中，受个人情感的影响经常发生。它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情绪效应，即考察者当时有情绪状态可以影响到对考察对象的评价。比如，考察者心情舒畅、愉快，则容易对对方形成良好的印象；反之，则可能对同样的人产生不同的印象，甚至产生不可思义的评价差异。二是投射效应。即在认识他人或对其形成印象时，以为他人也具备与自己相同的情形，亦即“以己度人”，尤其是当对方的某些身份特点，如年龄、职业、籍贯、性别、社会地位与自己相仿时。人们经常看到，富于攻击性的人，通常认为别人也生性好斗；疑心很重的人，觉得别人也不怀好意；而心地善良的人，往往不相信有人要加害于他。这些都是投射效应的表现。三是心理相容效应。即过分地肯定个人的本质、事件和行为，常常按照“勿忘友情”的原则办事，轻率地给工作马虎的人作出良好的鉴定。四是需要偏好和迎合效应。即下属根据领导者的好恶，投其所好；根据领导者的需要，送之以礼；根据领导者的偏好，趋之以行，以取得领导者的好感。五是接近吸引。即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喜欢生活在自己周围的人，而不怎么喜欢距离较远的人。其原因就在于“相同刺激的反复接触会导致对对方的极大吸引力”。通俗地说，和某一个东西接触多了，自然就会产生好感。六是移情作用。即他人之爱若与己同，即移爱乎人。亦所谓“爱屋及乌”；他人之爱若与己异，即恶乎人，心存反感。
这种“爱恶之惑”对知人、察人是极其有危害的，它不仅看歪了一个人的才德，而且极容易形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常现象，更为那些钻营拍马者造成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戒除。
二戒“偏颇之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