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安和走后，陆国杰认真阅读组织部长关浩提交的中层领导干部调整方案。这些天来陆国杰一直在思考中层领导干部的调整问题。陆国杰非常清楚，市委、政府的行政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各部、委、办、局主要领导的手上，政府的大量工作，要靠中层干部们去完成。没有一批忠于职守，特别能战斗的中层领导干部群体，就不可能把清河市的工作干好。上任三个多月来的调查研究，他对清河市的中层领导干部总体上情况是不满意的，总体情况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主要问题有：一些中层领导作风懒散，不想事，不干事，混日子讲享受；有的干部贪，群众有反映，一时却查不出贪的证据；有的人平庸无能，事业搞得一团糟；有的人不干工作，却热衷于搞关系投机钻营。有的人消极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些问题不解决，不改变干部颓势，就不可能改变清河市的落后局面。中层领导干部调整势在必行，陆国杰一直在为调整做着准备。他让组织部拿出干部调整的方案来。
组织部长关浩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许多部、委、办、局和乡镇的领导任现职已多年，干部在一个位子上干得时间太久容易产生惰性，还容易形成个人的帮派体系，滋生腐败，最好调换一下位子。陆国杰认为这是一种常规性的做法，有利也有弊，对熟悉本部门工作、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那些平庸的、有问题的干部调到哪都是祸害。关浩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是：一些中层领导年龄偏大，给优惠政策让他们退到二线，选拔一批较年轻的干部放在比较重要的岗位，新官上任“三把火”有冲劲，可以推动当前的工作。
这种以年龄为线一刀切的办法，是这些年来组织部调整干部惯常使用的手段，陆国杰认为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的混账做法。大批有经验的干部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被迫退休，成了光领工资不干事的闲人，清河市提前退下来的干部已经有好几百人。一批人提前退下来，空下编制和岗位，再选调进一批干部，这就意味财政要对一个干部职位支付双倍、三倍的工资。这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腐败，清河市的老百姓每年要为这种腐败多支付几百万元。陆国杰对两个方案都不满意，拿起电话拨通关浩办公室的电话，让他来一下。放下电话他搓了搓脸，平静一下自己的急躁情绪，这也是他近年养成的习惯。
关浩敲门进来。关浩个子不高，秃顶、细眼、宽鼻、厚唇，讷言，一副老实宽厚的样子。关浩五十四岁，在常委班子中年龄最大，也是资历最老的。他在比他小十多岁的上级面前显得十分地谦恭。
陆国杰说：“老关，你提出的两个方案我刚才看了，还可以。我突然有个这样的想法，想和你商量一下，我们不成批的调整干部行不行？从这个星期开始，每个星期考查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有问题就调整，没有问题就不动，有的放矢地逐步、逐个解决中层领导干部的问题。”
关浩心里明白书记说是和你商量，实际上就是工作指示。对领导的指示关浩从来都是唯命是从的，他说：“这个办法好，我马上安排。”
陆国杰说：“你把各部门要考核的内容、考核办法确定下来，群众意见调查表要做得细一些，每周给我安排半天时间，我要和被调整的干部谈话，请分管这项工作的常委也参加，最后提交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免。”
关浩提醒陆国杰：“这件事要不要和刘书记打个招呼？他是分管组织、人事的。”
陆国杰说：“你不用管了，我和永华说。”关浩刚要离开，陆国杰突然想起了姚佳，问道：“宣传部副部长姚佳这个人你了不了解？”
关浩不清楚陆国杰问话的意图，回答问题十分谨慎，他说：“姚佳工作能力还可以，她以前是话剧团的演员，后来调到宣传部……”关浩所说的都是个人简历中的内容。
陆国杰说：“你把姚佳的档案调出来，我要看看。”
关浩心在问，嘴上却不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叫干部科长把姚佳的档案找出来，自己亲自送交陆国杰。
陆国杰认真地查阅了姚佳的档案。姚佳三十五岁，十五岁考入省戏剧学校，十八岁毕业，在市话剧团当了十二年演员，三十岁调到清河市委宣传部当干事、办公室主任，三年后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陆国杰盯着姚佳年轻时的照片看了一会儿，姚佳当年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服装和表情都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
姚佳落水那天，正赶上来月经，这也是那天她不下水游泳的原因。落水后，因为衣服湿了，路上受了点风寒，回到家感冒了，发了一夜烧。姚佳的丈夫不在家，又没有孩子，一个人有病在家，心中不免感到几分凄楚。一觉醒来，她拉开窗帘，感觉已经快到中午，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才发现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感到饿了，又懒得做饭，从冰箱里找出一瓶酸奶，站在阳台上喝了下去，胸中的愤懑却溢了出来，她真想找一位朋友倾诉，痛骂马特这种无礼的男人，痛斥像陆国杰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官僚。然而在到清河的六年里，她却没找到一个能痛诉衷肠的朋友。姚佳又想起在话剧团度过的那些日子，那是饱含着无数的艰辛和无数欢乐的日子。如今的市话剧团虽然还没撤销，但已经有十年没演过戏了。每个月只发很少一点生活补助费。话剧团的人有本事的高飞了，有门路的调走了，剩下的靠走穴，给别人打工生活。
姚佳出生在安海市郊的一户农民家庭，父母都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姚佳是长女，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姚佳从小喜爱文艺，能唱会跳，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十五岁那年在音乐老师的推荐下，考进了省艺术学校话剧班。十八岁从省艺校毕业分配到安海市话剧团当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话剧复兴的年代里，姚佳在安海市也曾是红极一时的名演员。谁知这种回光返照式的复兴，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很快衰落了，被瞬间兴起的电视剧所取代。姚佳也曾走过穴，在几部电视剧中扮演过几个小角色，姚佳很快就发现，她这种适合于演话剧靓丽的大脸盘，在电视剧行当中竟成了缺陷，电视剧需要的是那种线条分明的小脸形。市场的选择有时异常残酷，话剧团开始发不出工资，仅仅靠财政补贴维持。又过了几年，话剧团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三百元生活费。话剧团的人为生活所迫，各显神通、各寻生路，走的走散的散，有的人因此而发富，有的人因此而贫困。姚佳的丈夫于夫走进了电视剧的行当，成了一名职业美工师。而姚佳却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偶尔市文化馆搞群众文艺活动，请姚佳去教跳舞。
有一天姚佳刚刚上街回来，文化馆的高馆长敲门找她，说：“清河市委董书记要到南方去参加一个招商联谊会，联谊会每天晚上都有舞会，董书记不会跳舞，想请你教他跳舞。”
姚佳换上套裙，简单打扮了一下，和高馆长一起下楼，上了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来到一家歌舞厅。姚佳跟着高馆长走进一间KTV包房，姚佳才发现两名年轻的小姐正陪两位干部模样的先生跳舞。一位年龄五十岁左右，一位大约四十岁。两位先生虽然跳得不算好，却也十分老练，有时还能跳出几个花步，不像是初学跳舞的样子。一曲终了，两人回到座位上。
高馆长介绍说：“董书记、叶主任，这就是话剧团的姚佳。”
姚佳甜甜地一笑：“董书记、叶主任。”
董书记认真看着姚佳说：“我们好像见过面。”
姚佳说：“不会吧？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您。”
董书记说：“我想起来了，我看过你演的话剧《江姐》对不对？还是女主角，大约是十年前，没想到你现在还这么年轻。那时我在安海市工业局。”
姚佳十分感动，霎时眼里聚满泪水，毕竟是一位观众在十年后谈起自己当年的辉煌。董书记注意到姚佳眼里的泪花，颇有好感。
叶主任打发走两位歌厅的小姐，对姚佳说：“是这样，明天董书记、我还有外经贸局的几个同志到珠海参加一个招商联谊会。联谊会嘛，就要有舞会和一些公关活动。我们需要一名仪表端庄，举止高雅，会跳舞，善交际的女同志，高馆长向我们推荐了你。”
董书记和蔼地说：“你就给我们当几天亲善大使怎么样？明天我们一起飞珠海。”
面对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姚佳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此后的一星期里，姚佳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住五星级宾馆，第一次参加众多高官和外商参加的聚会。白天她身穿高档职业套裙，参加各种会议，晚上穿着晚礼服出席酒会、舞会。姚佳感到身心都在剧中，真正进入了角色，她努力做到真诚、真实、高雅、亲善、随和、快乐。在最后一天的舞会上，姚佳一直陪着董书记跳舞，她用快乐的情绪和谐的舞步感谢董书记为她提供的这次机会。
董立平被姚佳的快乐所感染，显得十分兴奋。他对姚佳说：“小姚调到我们清河市来吧。”
姚佳问道：“我能干什么？”
董立平想了想说：“先到市委宣传部当干事怎么样？”
姚佳顿时感到这是来自上帝的福音，眼含着泪水，她从没想到，一个下岗演员能够得到这样的工作，竟然忘情地伏在董立平的肩上哭了。
那个晚上董立平打电话，把姚佳叫到他的客房来，问了一些姚佳工作和家庭情况。董立平说：“小姚我喜欢你！我会对你负责的。今晚在这陪我好吗？”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
姚佳的心怦怦地跳，她清楚如果她拒绝的结果是什么，也许自己必须为重新获得尊重付出代价……董立平是个温情理智的男人，性生活和他的工作一样有控制、有耐力、有分寸感，他所创造的不是激情四溢的行为作品，而是条理分明层次清晰地品评玩味，直到最后的高潮也不忙乱。姚佳不由得想到丈夫于夫的浪漫、灵性十足、疯狂、颓废……她恨于夫的风流成性，越来越像个艺术流氓，于夫粉色通讯录里足足记有上百个女人的名字，他竟无耻地宣称，这就是他追求的妙不可言的人体艺术。突然间，姚佳找到了疯狂报复的快感……
姚佳很顺利就调到了清河市，当上宣传部的文化科干事，董立平从地产开发商那里为她借了一套七十平米的房子，董立平不时地来这里和她幽会。一年以后，姚佳当上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三年后，姚佳被提升为宣传部副部长。这一切当然是董立平的力量，那时董立平手握着清河市干部升迁的大权。去年董立平在市政项目发包过程中接受了三万元红包，被郑卫东他们抓住了把柄，董立平受到撤职处分。董立平和姚佳的关系，也因此被抖搂出来。董立平提前退休，回到安海市的家，从那以后，董立平再也没到过姚佳的住所。只是和她通了几次电话，两个月前董立平打电话告诉姚佳，他新近确诊得了前列腺癌，将不久人世……他还说此生得一红颜知己，死亦足矣。
姚佳不由得想起丈夫于夫，于夫毕业于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本来是个不错的美工，这几年和电视剧傍上了，一年中大半年时间不在家。原以为他在外面能挣点钱，可是他每次都空着手回来，走的时候还要从家里拿钱，还厚着脸皮说：“我现在是干部家属了，副部长同志借给我点路费吧。”其实于夫这几年在外面没少挣钱，挣的钱都让他在外面挥霍了，姚佳太清楚于夫的风流本性，钱不花光他是不会回家的。这些年来于夫变得越来越颓废，抽烟、酗酒、赌钱、玩女人、甚至吸毒，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姚佳对于夫已经彻底失望，只是懒得离婚而已。她忘不了上一次吵架时于夫不屑的口吻：“我们彼此彼此，一丘之貉，一窝恶夫妻，一对狗男女，狼狈为奸，都不是好东西！你怎么调到宣传部，怎么当上宣传部副部长？我还不知道？”她当然知道于夫话中所指，从此姚佳再也没有勇气和他再理论什么了。
星期一，姚佳在办公室接到马特打来的电话，马特说：“我对星期六那天我的错误再次表示道歉！这两天我一直想打电话，请求你的宽恕，可是我不知道你家的电话，只好在今天打到你的办公室。我真的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对西方人直率的道歉方式姚佳感到很有意思，西方的直率比东方式的委婉更容易让人接受。姚佳表示接受马特的道歉，并且告诉马特这两天有病的痛苦。马特更加不安了，一定要请姚佳吃饭，当面谢罪，并请陆书记作陪。马特打了两遍电话都没有找到陆国杰，只好让秘书给陆国杰留话。
这时陆国杰正在接待一起集体上访。民兴机械厂的一百多下岗工人，堵住市政府的大门，这件事本来是市长郑卫东处理的，可是上访的工人们对政府的答复不满意，再次集体上访，一定要见新来的书记。集体上访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的游行示威，因为事关稳定大局，各级政府对集体上访都十分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