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了，中堂大人您和李鸿章大人不同，他亲信众多，遍布淮军各营，像刘铭传大人、吴长庆大人、丁汝昌大人、叶志超大人和沈葆桢大人等。而您奉行‘君子不党’的圣人之训，湘军的将领虽然都是您提拔的，也都听命于您，心腹却很少。为了让湘军不受制于朝廷，我有两条建议。”
曾国藩道：“请讲”。
张继点点头，说道：“中堂大人，就像您说的，朝廷为了制约您，也为了更有效地掌控湘军，一定会把您原来培养起来的湘军将领调走、提拔一部分，再派遣一部分新的将领来接管军权，这些新来的将领名为‘到您麾下效力’，实则是对您的牵制。而朝野各派力量呢，也会借机推自己的人出来争夺这些位子。这一波人事调整结束之后，您的心腹在湘军将领中占的比例会大大下降，而新来的那些将领又难免对您阳奉阴违，您对湘军的控制力也自然就大大不如从前了。因此，湘军原来的那种决策体制和指挥体系也就必然不再适用了。您必须采取新的决策体制和指挥体系。古往今来那些成功的帝王都是善于驾驭臣子的，他们驾驭臣子的手段就是利用臣子之间的斗争。说白了，就是既引导臣子去彼此斗争，以分而治之，又把这斗争控制在一定程度，免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以，我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在湘军实行将领联席会议制度。具体说来，湘军的人事任命、作战休整、粮饷征收等都由将领联席会议投票决定，票数多的方案就是最终方案。您、您的主要幕僚、各营参将以上将领都有参加联席会议的资格，各有一票的投票权。如果遇到几种方案票数相同的情况，你还可以再投一票来做最终决定。由于人事调整之后的湘军中各个派系的人都有，遇事意见很难统一，而您的心腹肯定同意您提出的方案。所以，即便各种方案势均力敌，最终决策实际上仍由您来做。这样，湘军的大权实际时仍然控制在您手中，而且朝野也没有再攻击您拥兵自重的口实了，相反，各个派系还都得争相拉拢您，倚重您。中堂大人，湘军现在受制于朝廷有道义方面的原因，有人事方面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其实还是粮饷方面的原因。湘军的粮饷完全仰赖朝廷的拨付。朝廷拨付给湘军一年之粮，湘军就可自立一年；朝廷拨付给湘军一月之粮，湘军就可自立一月；若是朝廷只拨付给湘军一日之粮，那湘军别说是作战，就是自保也是不可能的了。朝廷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会缩短给湘军粮饷拨付的周期，听起来好像是粮饷总量拨付得多了。实际上，是摧毁了湘军自力、自主的基础。因此，我的第二条建议是粮饷独立。具体说来，您可以上书朝廷，表示现在战事稍平，而湘军所需粮饷数量过大，成为国家的负担，请求朝廷拨给湘军一些无主荒地供屯田用，满足粮食的需求。此外，还请朝廷特许湘军开些作坊、做些生意，满足衣物、兵器和饷银的需求。最后，您还可以向各地的富户财主收一些‘助剿’粮饷。这样一来，湘军就可以实现粮饷独立了。您的位置也就更加巩固了”。
这一席话说得张继口干舌燥，而思考出这些谋略并成功组织成这番话用以说服曾国藩更使他这三天来绞尽脑汁。因此，等到说完，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汗湿重衣，竟是累得虚脱了。
曾国藩沉思良久，缓缓道：“松涛，昔日有诸葛亮的隆中对，才有了刘备的三分天下有其一。今日有了你的戒得对，才有了我的再世为人啊。如果有什么能为你做的，请你直言，我定当竭尽全力。”
张继大笑道：“中堂大人，您未免太小瞧张某了。不是张某夸口，如果张某是了求取功名利禄，凭这一身本事，找一位烜赫一时的朝廷大员去做核心幕僚，想来不是难事。又何必舍易求难，找到正在险境中的您呢？中堂大人，张某找您，是因为知道您是国家的柱石，黎民的希望，也是因为知道您宽容开明，能够接受不同意见。张某找您，绝非为了功名利禄，只为辅佐您成为一代名臣，为国家、为天下黎民百姓切切实实做些事情。”
曾国藩突然站起来，走到张继面前，向张继拜了下去：“松涛，你如此雅量高致，当真是曾某俗气了，请受曾某一拜。如蒙不弃，请你从今日起做我的贴身幕僚，辅佐我为国家、为天下黎民百姓切切实实做些事情。”
张继急忙上前几步扶起曾国藩道：“中堂大人，您万不可行此大礼。我来见您之前，就已经打定注意了，只要您能采纳我的建议，我就跟着您鞍前马后，执鞭坠镫。不瞒您说，这十年来，我为大清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发展规划。现在，朝野上下只有您有眼光、有魄力、有胆识、有能力去实施它。我敢担保，这份发展规划只要实施得当，十年之内，我大清将一雪道光二十二年败于英夷、割地赔款之耻，重现汉唐气象，再度称雄于世界。”
曾国藩说道：“松涛，你有如此青云之志，又有腹中十万雄兵，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请你把这份发展规划大略给我讲讲，我们一同参详。时机一成熟，我就上书朝廷。”
张继心中激动万分，掰着指头说道：“我起草这份规划缘起于道光二十二年我大清败于英夷之事。华夏败于蛮夷，此实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后来割地赔款，更是举国皆惊，如丧考妣。我煌煌天朝何至于惨败于一地不过千里，民不过百万的蕞尔小国？确实是发人深省。林则徐大人在广州持‘禁烟’期间就组织人力把海外诸国分析我大清的文章翻译成了《华事夷言》，供各级官吏作为参考。此外，为了解海外诸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林则徐大人还组织人力编译了《四洲志》、《国际法》等书籍。林则徐大人的好友魏源先生又将《四洲志》改写为了《海国图志》，此书流传到了日本和南洋诸国，我曾经读到过，真的是博大精深。魏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一个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魏先生考察西洋诸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之后指出，我大清在道光二十二年惨败的原因根本上不在于我军战术的失误，而在于我军火器不足、装备落后，我国实业不振，制度有弊。魏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我国要推行‘新政’，要择英吉利国之善者而从之。中堂大人，我游学英吉利国十年，可以说，对其国其民是了如指掌。英军能战胜我军绝非偶然，英吉利国制度完备、实业发达、国力雄厚、军备先进，反观我大清，自高宗皇帝晚年倦政以来，国势日衰、民生日困，百弊丛生。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人君贤与不贤，人臣能与不能，而在于观念、制度有问题。”
张继说完这句话，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旁边的曾国藩，他知道自己这番话对于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成年后又成为一代理学大师的曾国藩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
只见曾国藩黑红的国字脸膛变得血红，眼神迷离，失去了焦点，就像喝醉了一般，背着手在原地飞快地转起圈来。
半晌，曾国藩才停了下来，他走到张继面前，紧紧握住张继的手，颤声道：“松涛，你这番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自束发受教以来，一向以圣人之法为法，圣人之道为道，自信‘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但是，自我领兵征缴发匪以来，却越来越觉得我大清已经是危机四伏。外有英吉利、法兰西和俄国虎视眈眈，内有贪官污吏横行无忌。更可怕的是，我大清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若是再不遏制这一势头，十年之内，我大清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啊。我大清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地，不实行‘新政’是断然不行了。”
张继也激动地紧紧握住曾国藩的手，说道：“中堂大人眼光之长远真令张某佩服，您刚才所说的正是我起草这份规划的准则啊。这份规划内容繁杂，但是归结起来，无非十六个字：‘仿行宪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整军经武’，正好对应政治、经济、文教和军事四个方面，其下又有更加细分的条目。政治方面，‘仿行宪政’指的是我们可以借鉴英吉利国的政治体制，首先，在全国各阶层、各地、各行业选出代表若干人，成立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并颁布实施。从此，宪法为国家至高准则，即便皇上亦无法随意更改和废除它。其次，宪法中要明确规定国家的政治体制，首先成立中央的谘议会和各省的谘议局，作为皇上和各省督抚的咨询、顾问机构，过渡几年，等条件成熟时再成立国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构。到那时，可以撤销军机处和上书房，统一并入内阁，内阁则对国会和皇上负责。再次，皇上的权力和责任，臣民的义务和权利都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最后，中央和地方要实现共享权力，应当中央统一管理的事务就由中央集权，应当地方自行管辖自治的事务就由地方自治。经济方面，早在世宗爷在位期间，就已经实现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和‘官绅一体当差’，这就为土地和人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英吉利国的经济制度，实现‘殖产兴业’。具体说，首先，农业方面，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土地交易，形成一批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再通过各种政策使他们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这比小农‘各自为战’的生产要强得多啊，国家也应该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而这些大地主的庄园则要按照收获情况统一征税。其次，国家要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兴办一些煤炭、钢铁、机械、造船、军工等新式企业，再由这些企业带动相关连的企业。这样，失地的百姓就可以进城做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最后，国家还要兴办铁路、邮政、电报、银行、保险和证券等行业，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文教方面，‘文明开化’就是要既要学习我们的圣贤之道，又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切实地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军事方面，‘整军经武’有三条：首先是通过兴办军工企业自造和向海外诸国进口，为我军换装现代武器。其次是废除八旗和绿营编制，编练新军。最后是成立军校，培育新式将领。以上这四点，‘整军经武’是最直接的，‘殖产兴业’是最迫切的，‘文明开化’是最能见效的，而‘仿行宪政’则是最要慎重的。”
曾国藩沉吟片刻，缓缓道：“松涛，实不相瞒，‘整军经武’也是朝廷目前急于实现的，因此推行起来阻力不会太大。‘殖产兴业’朝廷也是重视的，毕竟连年用兵，国库空虚，财政也确实需要有人协调。但是‘文明开化’实行起来就困难很多，科举制度实行了上千年，八股取士也有近五百年了。孔孟之道深入人心，西洋学术则被视为奇技淫巧。真要实行‘文明开化’，不单单翰林院、都察院和国子监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会反对，就是恭亲王也未必能支持。至于‘仿行宪政’几乎是痴人说梦，朝廷即便支持我们‘整军经武’、‘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为的也不过是万世帝业，倘若真的‘仿行宪政’，这一切不就没有意义了么？现在实行起来恐怕是不可能的。”
张继笑道：“中堂大人所言极是，这份发展规划本来就是以百年为期的。我向来反对急剧变革，主张渐进改良，我们推行‘新政’，就是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我在英吉利国时，他们的一位议员对我说过：‘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的过程，就是‘变法’。自古‘变法’没有不经历痛苦的，但咱们还是要尽量延长周期，减轻痛苦的程度。中堂大人，咱们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使您成功从京城脱身，返回两江，我这里还有些细节需要与您商榷。”
当夜，曾国藩书房的灯一直到三更方才熄灭。第二天，曾国藩起了个大早，匆匆用了两口点心，洗漱之后，就乘轿往西华门方向赶去。
自从曾国藩回京述职，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已经数次在乾清宫接见过他，谈的基本都是在两江地区消灭太平天国余孽、恢复社会秩序和重建朝廷统治的事情。这种军国大事一般都有军机大臣们参与，随同曾国藩回京述职的几位湘军将领和两江大员们也都会随同参赞。唯独这一次，由于同治皇帝尚在病中，竟是由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单独接见的，而且陪同接见的只有恭亲王奕一人。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只知道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上书房就发出明诏，晋封曾国藩为武英殿大学士，赐爵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少保衔，仍署两江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