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中走来
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姑娘，正在纺织，一只玄鸟（燕子）从天上飞过，掉下一只蛋。女修拣起那蛋，把它吞吃了。谁知道，女修因此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大业。大业成人后，娶女华为妻，生下儿子大费。大费曾为舜调驯鸟兽，又曾为禹平治水土。舜赐功劳卓著的大费姓嬴。
记录于《史记·秦本纪》中的这个神话传说，折射出秦族先祖的一些情况。据此，有人提出秦族起源于东方海滨。因为，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初就活动在东方。像殷人，他们有着与秦族相类似的有关始祖降生的神话——这神话说，上帝派一只燕子来看简狄，并生下一只蛋，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就出自东方。
在“西垂”崛起
不过，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是“西垂”。西垂，即西方的边陲。这显然是出自中原王朝的一种叫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他们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在他们的统治区域之外，便进入世界的边缘地带。至于天下究竟有多大，则要视中原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以及所形成的眼界而定。
秦人曾经生活在商王朝西陲的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后来周兴商亡，秦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荒凉的黄土高原。随着周王朝的边境向外扩展，秦人生活的“西陲”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今天的甘肃天水附近。
在殷商和西周二代，秦族处于受中原王朝奴役的地位。他们被驱赶到西北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戎人、狄人互相往来，杂居共处，并因此有了秦族“杂戎、狄之俗”的说法。
到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就设法与秦人加强联系。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并让他接续嬴姓。从此，非子这一族人就号称“嬴秦”，“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周王室让秦人去与不断进扰的戎、狄作战。秦人在抗击戎、狄的战斗中强大起来，还被封为“大夫”。
古代铜器公元前770年，戎人攻人西周王朝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灭亡。周平王即位以后，决定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所谓“东迁”，实际上是被戎、狄赶着向东走。平王东逃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送，顺利到达洛邑。因护驾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周族早年的聚居地丰（曾为周人的都邑所在，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歧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一带赐予秦人。从这时候起，建立了秦国。
然而，当时丰、岐之地仍处在戎、狄控制之下。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在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夺回并控制了岐山以西的这片土地。这是关中（东以函谷关为界，相当于今陕西省、部分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它为日后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秦文公又招纳了在战乱中流散的周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使秦人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
公元前688年和前687年（秦武公十年、十一年），秦国在一些新征服的地方开始设县，以加强秦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系而有所属”（用绳子系住，虽悬挂着而有所归属）的意思。这些在边境设立的兼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性质的组织，归秦国国君直接管辖，不易滋长和形成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措施巩固了初生的秦国，增强了其实力。在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已基本为秦国所据有。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穆公在位的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创下了“秦霸西戎”的业绩。秦穆公本欲东进，向中原谋取霸业。但晋国牢牢地控扼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穆公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秦国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20个，开辟国土千余里。这样，使长期以来被戎、狄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并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分割局面，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在统一的政权下，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为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高度称颂秦穆公的政绩，以为秦国虽小，志气却很大；地处偏僻，行为却中正；从穆公的用人之道看，是可以称“王”的，在西方称霸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秦穆公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曾积极参与中原的列国争霸，不过终春秋之世，并无大的作为。
改革导向强盛
进入战国后，秦国陷入了内部动荡和君权旁落的状况。数次政变，使其实力大大削弱，一些土地也被别国夺去。而在这同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则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秦国显得越来越弱，变得被动挨打。
就在东方的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秦国却因内耗而国势日衰的当口，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这位在魏国生活了将近30年，对魏国变法感受良多的君主，立即着手对秦国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奏响了秦国改革的序曲。
秦献公即位当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古老而残酷的人殉制。第二年，又将国都从雍迁至栎阳。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武家屯附近，处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的经济往来。迁都于此，显然与繁荣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关中迁至东部距魏国很近的地方，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体现了东进的战略思想。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推出“户籍相伍”措施，即对国内居民人数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户籍。按每5户编成一“伍”。此举并非秦国首创。在周王朝统治初期，对居民组织就规定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或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但是，秦献公采取的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基层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还使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国家统一征集兵员，保持秦君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后面一点使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具有新意，切合了秦国的实际需要。在此前一个时期，秦军大部分都是贵族的私属部队，并经常被作为发动政变的工具。实行“户籍相伍”，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根源，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秦献公又进一步推行县制。其中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具有特别的意义。县原本是设于新得来的土地上或边远的地区。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既表明当时首都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预示着县制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古代人物画像经过秦献公的改革和努力，秦国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与魏、赵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转向胜利。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公元前364年，秦军深入到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本区位在黄河以东而得名），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胜魏军，斩首6万级。这一仗杀出了秦国的威风，震动了各国。为此，那个挂名“天子”的周显王还到秦国送礼祝贺。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其时，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胜利，但与东方诸侯国相比较，仍处于劣势。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落后，便招揽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制度，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在此基础上，贫穷落后的秦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并最终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也正因此，本书叙述和讨论的重点，就始于商鞅变法，而止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
“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叫“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统一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a）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秦王朝：中华帝国之母
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或许出于一种偶然——比如，当时秦王朝（或者是强大的秦国）威名远扬，西域的少数民族遂将东方的华夏族人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叫法以后又逐渐西传，被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吸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的。这一形象最初由秦王朝塑就。
秦帝国所创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汉代的进一步完善以后，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由秦汉以迄清代，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复现。这一国家形态，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并相沿不改，又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应予重视的“国家形态”
对于秦帝国开创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及这一国家形态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不是指本书将要花费多少的笔墨，来专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指准备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线索，勾画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这个大背景中，来描述、分析和评估秦国——秦王朝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这样做，或许能帮助大家高屋建瓴地认识和把握秦国——秦王朝的兴盛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对“三代”（夏、商、周）国家形态的演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国家形态的崩解和向新的国家形态的转化，做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再对什么是“国家形态”说上几句。
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国家形态又往往译作“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政治学中习见的一个词语。一般认为，它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诸如：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后者是指统治阶级组织国家形式的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政体。
“三代”国家形态的演变大势
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凭借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