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隋、唐创立科举取士以代替门阀制度，科场作弊也就随之发生，诸如挟带、贿赂考官、疏通关节等等。上述弊端能否酿成科场案，同当权者的施政意向、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有直接关系。
顺治丁酉顺天乡试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年）初，清帝顺治批评科考中所存在的陋习——“干谒于事先酬谢于事后”①。同年七月告诫考官“当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独不见顾仁②之事乎”③。
顺天乡试又称北闱。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五发榜，该科应试者一千七百余人，中式举人二百零六人，落第者一千五百余人。丁酉科乡试放榜不久，揭露考官营私贿赂的匿名揭帖④就传遍京城。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关节、徇私舞弊的丑闻⑤被公之于众。
同年十月十九日，刑科给事中任克博疏劾“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⑥。顺治帝立即传谕吏部、都察院，将李振邺、张我朴、陆贻吉、陆其贤等人逮讯。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查出中式举人田耜、邬作霖通过进士项绍芳引荐考官“受贿、用贿、过付”的细节。十月二十五日，谕令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⑦。不久主审此案的大学士王永吉又将李振邺入闱（进入考场）之前，亲笔书写的拟予以关照的二十五人名单查出（二十五人中得中的只有五人）⑧，王永吉之侄王树德、江南名士陆庆曾、孙砀以及张天植等都名列单中，被列名者不管已中未中、不管是否行贿⑨，均锒铛入狱，无一幸免。
顺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二十二日，顺治在太和殿审问王树德、陆庆曾、张天植等二十余人。原定在御审之后，将上述人即押往刑场处斩。监生张天植慷慨自辩：“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试。”当张天植被施以夹刑后，仍辩道：“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⑩三天后，顺治颁谕刑部衙门：“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怡然、孙畅、张天植等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审，王树德等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顺治丁酉江南乡试案。
江南乡试，又称南闱。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疏劾“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泛指考场员司），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正四品）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顺治立即降旨将“方犹、钱开宗（副主考）并同考官俱著革职”，“刑部差员役向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著郎廷佐（两江总督）速行严察明白，将人犯等拿解刑部”。
瀛台翌年二月初三，御史上官钍参劾“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举人程度渊者，啧有烦言，情弊昭著，应详加磨勘（中式者试卷送礼部复查），以厘夙奸”。二月二十九日，清朝廷谕令丁酉科江南中式举人到京复试。州县官员派衙役“敦促上道”，甚至将中式举人锁拿，令彼等“就械登舟”。江南新举人抵京后无处安身，店铺“畏同疫鬼”，“闭户不纳”，“流离冻馁，与诸保解、杂役偃息于破寺废观、颓垣倒屋之间”。
三月十三日，顺治帝在瀛台复试江南举人，“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迨至未刻（下午一点至三点）交卷时，江南一代才子吴兆骞竟然“曳白”（交白卷）。吴兆骞因曳白被逮入狱。
直至顺治十五年（1659年）十一月，江南乡试案经过近一年的审理，并未能审出考生行贿考官的细节。方拱乾在回奏中也断然否认同方犹联宗，且以“丁亥（顺治四年）、己丑（顺治六年）、甲午（顺治十一年）三科齿录为证”。在顺治帝的敦促下，刑部参照对顺天乡试一案的处理作出如下判决：“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顺治却认为刑部的拟处“甚轻”，遂下令将：“方犹、钱开宗俱著立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朱祥光、文银灿、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菃、王国桢、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籍入官。”几位主考与十八位同考无一幸免。“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俱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回。
康熙己卯科场案。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年）顺天乡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落第者抨击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纳贿营私，逢迎权要”，遂将李蟠、姜宸英革职。翌年正月二十七，康熙对己卯科举人进行复试，亲自命题，并令诸皇子、重臣、御前侍卫等严加监视。“及阅各卷，俱能成文”，皇帝这才意识到“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姜宸英此时已病死狱中，成为康熙己卯科场案的牺牲品。
康熙辛卯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年）九月九日，江南乡试发榜后，舆论大哗，所中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其中旬容知县王日俞所荐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程光奎，俱不通文墨。九月二十四日，苏州生员千余人在玄妙观集会，将财神像抬入府学明伦堂，讥讽正副主考左必蕃、赵晋爱财不爱才，甚至将“贡院”之匾改为“卖完”。两江总督噶礼将苏州生员丁尔戬等拘禁，拟治诬告之罪，江苏巡抚张伯行、主考左必蕃，亦将发榜后情况上奏朝廷，康熙派户部汉尚书张鹏翮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审理此案。
在审讯中发生督、抚互参，张伯行参劾噶礼得银五十万两“卖官卖法，复卖举人，可谓恶贯满盈”，噶礼则参劾张伯行在进剿海贼时“违旨逗留”，“纵盗殃民”，“徇私作弊”。张鹏翮之子张懋诚时为怀宁知县，系噶礼下属，故有所顾忌。康熙遂派户部满尚书穆和伦、工部汉尚书张廷枢前往审理，务将赵晋私收贿赂暗通关节之事查明。
经一年多的审讯，歙县贡生吴泌供认求余继祖贿买举人，定价八千。余先把黄金一百两、白银二千两带给安徽巡抚叶九思的门生员炳。员炳见叶九思，称吴泌系其表弟，求其提拔。叶九思遂与员柄、余继祖等约定，在首场第一篇破题内写上“其实有”三字。同考官泾县知县陈天立是赵晋亲戚，叶遂托陈天立转知赵晋，说吴泌系其友，中后许银五百两。吴泌卷分在句容知县王日俞手中，陈天立往见王，称是赵晋所托，王遂将吴泌试卷推荐给主考。另据程光奎供认，素与山阳知县方名往来，是以得中，发榜后方名向程索取酬谢，程代方还借银八百两。
在此案结案时，除已病故的叶九思、自杀的陈天立之外，赵晋、王日俞、方名均处斩立决；吴泌、余继祖、员炳、李奇（安徽布政使书办）、程光奎均处绞监候；左必蕃因失察被革职。互参的督、抚，总督噶礼被革职；巡抚张伯行被处以革职留任。
科场风波。
咸丰年间，由于条子之风盛行，酿成清代最后一起科场案——咸丰戊午年顺天乡试案。在这起科场案中先后受到惩处的九十一人；斩立决者五人；遣戍新疆者三人；罚俸一年者三十八人；革除举人者十六人；死于狱者二人；主考宫柏葰是历朝历代科场案中，被处死的唯一一位一品官员。
注释
①《清世祖实录》卷一○六。
②顾仁系巡方御史，因“悖旨婪赃”被处死（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五）。
③《炙清世祖实录》卷一一○。
④揭帖本系公文，明清之际私人启示亦称揭帖，私人揭帖有匿名、署名两种。
⑤发榜之后，张我朴向人炫耀：“某某，我之力也；某某本不适，我以情，敌得副丰。”同考官郭浚则向考生蒋廷彦透露：“兄卷已中，张我朴故不许，即张汉卷亦已中，李（振邺）故检而毁去也。”
⑥⑦《清世祖实录》卷一二。
⑧李振邺入闱前用蓝笔写了一张名单，交给带入闱内的书童灵秀，令灵秀帮助寻找上述人的试卷。事后李振邺未从灵秀处索回名单，该名单落入灵秀同伴冯元手中。冯元因对李有宿怨，而将名单收藏。拟报复李振邺，案发后，冯将此名单交出。
⑨陆庆曾因精通医道治愈李振邺之病，故被名列单内。
天翁：《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五。
《研堂见闻杂记》。
《鹤征录》。
《柳南随笔》。
齿录即同年录，凡同科得中进者，俱各书姓名、年龄、籍贯、三代人姓名，刻印存档。
方拱乾次子、长子、三子分别中丁亥、已丑、甲午三科进士。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
《清圣祖实录》卷二○○。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七。
康熙亦收到江宁织造曹寅的密奏，曹寅在密奏中，有今年文场秀才，中者甚是不公，显有情弊等语。
八股文开头两句称为破题，将题目的意义剖析破开。
辛卯科场案期间，适值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在康熙的心目中噶礼系党附太子之人，故将其革职，并在两年后将噶礼处死（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据薛福成《庸直笔记》所记：“条子者，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文字，以为记验”，托人将条子带给考官“百无一失”。
柏葰并不了解考生罗鸿绎与考官李鹤龄、浦安交通关节，只是循情让罗鸿绎考中，但因其与咸丰重用的大臣载垣等有隙，故载垣等“借此兴大狱以树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