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进行到高潮时，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谭嗣同被捕。
为振兴祖国而献身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公元1865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他生长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官僚家庭，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其父亲谭继洵曾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小胸怀大志，为人潇洒，文章新奇开放。父亲向来为人谨慎经常教育他，因此父子俩关系比较紧张。谭嗣同从10岁起即从师于笃好经世之学的欧阳中鹄，后在著名侠客大刀王五门下学艺。他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很欣赏颜元、龚自珍、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自公元1884年起，他开始漫游了西北、东南各省，行程达八万余里。这不仅使他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也使他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从而产生了挽救民族危亡，为振兴祖国而献身的念头。
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他愤而赋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公元1896年春，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极受梁启超的赞赏。他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非常钦佩，自称是康有为的“私塾弟子”。此后，他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之中，并于公元1897年初，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仁学》。在《仁学》中，谭嗣同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伦常的罗网。公元1898年初，谭嗣同回到湖南。他主持时务学堂，创办南学会，出版《湘报》，每次集会，都有数百人前来聆听谭嗣同的慷慨陈辞，很快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
军机四卿
公元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受维新大臣徐致靖的举荐，谭嗣同被征入京参与新政，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处任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时称“军机四卿”。谭嗣同喜出望外，为了报答“圣恩”，他不顾“杀身灭族”的危险，不辞辛苦地积极推行新政。光绪皇帝准备召开懋勤殿，设置顾问官，命谭嗣同起草圣旨，并要求穿插一些前代的典型事例，说自己将亲自到颐和园去请示慈禧皇太后。谭嗣同退朝后对别人说：“我这才知道皇上一点权力也没有”。
当时荣禄是京师的总督，袁世凯以监司身份在天津练兵。光绪皇帝下诏提升袁世凯为侍郎，并要他到京师朝见。
光绪皇帝两次召见了拥有兵权并表示过拥护维新的袁世凯，引得顽固派举朝惊骇。一些守旧的大臣纷纷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告状，慈禧的亲信、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连忙调兵遣将以备不测。外面纷纷传说荣禄将利用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感到处境危机，于是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其中光绪皇帝以紧迫的语气向杨锐叙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慈禧太后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希望杨锐等维新人士采用新的办法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不要违背慈禧太后的意思，明确表示出自己试图找到一个折衷的方法，使变法继续进行下去。
不愿意逃跑的志士
维新人士听了痛哭流涕。此时，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充当说客，劝说袁世凯举兵，杀荣禄、锢慈禧、救光绪、护新政，结果反遭袁世凯的出卖。政变发生时，他同梁启超正在寓所苦筹办法。当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镇定自若，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救皇上，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救康先生。我是不怕死的，就让他们来捉拿吧！”梁启超劝他一起逃跑，他执言不肯，反劝梁启超说：“如果没有人躲过这次灾难，将来也就无人继承我们的变法大业，如果没有人因变法而死，我们也就无法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其后，谭嗣同又与大刀王五策划营救光绪皇帝，但由于事起仓促，计划落空。这时，谭嗣同的处境已十分险恶，许多人劝他出走，都被他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诸自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流血牺牲，以此来唤起民众的觉醒。
英勇就义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抚今追昔从容自若，用煤渣在牢房的墙壁上欣然题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清政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在行刑前，谭嗣同横眉冷对，正气凛然，面对屠刀，他面不改色，对着上万名围观者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使得刽子手不寒而栗，使在场观众为之震撼。这年谭嗣同才33岁。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收殓了他的尸首。次年，他的遗骸运回湖南浏阳，安葬于城外石山下。后人为了表示对这位维新志士的敬慕，在墓前华表上刻下这样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的死表现了爱国志士们为了国家的强盛而不惜牺牲生命的英雄气概，同时也说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想要求得富强，就只有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