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出于处理家务说。学者们指出，按照宫廷规矩，太监之间等级森严，大致分为总管、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和一般太监。侍候帝、后、太后的是总管、首领，妃嫔身边只是首领。各管事的上层太监都有自己的小厨房和花园住宅，过着养尊处幽的生活。太监，尤其是上层的太监，自然有很多家务事要处理，那么比较好的办法自然是娶妻成家。
第三种观点，摆脱孤独心理说。这是由日本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提出的。认为这是太监娶妻的原因。寺尾善雄在他研究太监的力作《宦官物语》一书中写道：“太监与女性组成家庭主要是摆脱孤独的心理，他们在世间受白眼，遭人蔑视，所以要求得到妻子的温暖，这倒也是不难理解的。太监的妻子大多为宫中女官。因为宫廷生活与世隔绝，只有宫内女官才能与太监成双作对，这样就可以相互依靠”。太监由于已经被阉割，身体上自然会发生很大变化。变态的身体慢慢会导致变态的心理。因此，他们的性格是非常不正常的。变态的性格导致人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他们会对小孩和女性有爱情表示，也会变态地迷恋着饲养的小狗。因为他们孤独、失落，他们的心灵的空虚使他们愿意娶一个妻子回来，以便使自己能够摆脱这种孤独感。
第四种观点，净身彻底与否说。清朝太监小德张是自幼净身的阉人，可是他到了青春期却忽然对女性感起兴趣来了，以致到后来陆续讨了几个老婆。这件事情引起人们关于他净身不彻底的猜测。我国著名的医学博士兼文史家陈存仁，研究太监问题多年。他就认为，如果太监净身不彻底，很有可能阴茎重生，从而重新产生性欲。宫廷里的小太监，每三年要看一看，每五年再查一查，看是否有凸肉长出，这是宫廷定制。但是宫廷中的事情，不能简单以常理揣测。如果某贵妃对某小太监青睐有加，那么她只要对检验的太监说一声“免了罢”，这个太监就不用受到检查。如此一来，即使那个太监有凸肉长出，也可以自由发展，终至长成。除此之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家，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将自己的孩童日后送进宫当太监，所以在这些孩童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就由特别的佣妇用她的巧妙手术，扭捏婴孩的下身，直到婴孩的生殖器渐渐萎缩，天然的机能完全毁灭。这样的孩童太监，由于有可能和年幼的太子及公主做伴嬉戏，那么在他们的发育期里，很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性能力。只要他们与小太子的关系非常好，宫中的检验太监也就不敢特别仔细地检查他们。
除了这些比较自然的情况外，还有人为的情况存在。在太监阉割的过程中，是老太监带领着发育不全的年轻人进入阉房进行手术。这种情况下，假如动刀阉割的人受了贿赂，那么新太监就可以不彻底的净身，只要留着部分根茎，那么就有重生的希望。同样，入宫的检验也可以通过贿赂过关。站在医学的角度看问题，发育不久而又没有阉割干净，这样的情况下，人体强大的发育功能很有可能使人阴茎重生。
上面讲的几种情况都是这样，即太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监了。要是一个英俊可爱的太监，被派在深宫中服侍一个贵妃，朝夕相对，日久生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贵妃独居深宫，久而生怨，而太监无论如何毕竟是男性，于是就把面目俊秀的年轻太监拉上床去，即使拥抱，而卧一番，对于贵妃而言，也有相当的情趣。那么如果有不是太监的太监出现，岂非更遂人愿？也就是说，贵妃对阉割未净的太监，有着很大的期望，如此一来，当然这样的事情就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的说法并不仅仅是猜测，在明朝人的氅记如《枣林杂俎》中，就有关于魏忠贤“玉茎重生”的记载。
第五种观点，性基因启动说。生理学的研究发现，存在着一种“性基因启动”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太监虽然失去了男性的生殖器官，但他仍然是个男人，到了青春期自然有接近女性的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学者孔宪璋等人认为，性基因的启动才是太监娶妻的根本原因。
以上种种关于太监娶妻问题的说法，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能自圆其说。但是太监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恐怕不能单单从一个方面就得出结论。要想真正揭开这个谜团，那么应该将历史、环境、心理、医学等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深入研究，或许会有找到答案的一天。
满族“尚柳”的习俗
“尚柳”作为满族人的一种信仰习俗的形成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尚嫌不足，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度、广度也嫌不够。关于满族“尚柳”习俗，目前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
“尚柳”习俗即崇拜柳树、敬仰柳树，是满族各部普遍流行的风俗习尚，时至今日，“尚柳”习俗在满族民间仍然随时随处可以见到。比如在吉林省九台市蟒卡满族乡石克特里哈拉即石姓满族人家，至今还供奉着柳枝，这柳枝就插在堂屋东南角的立柱上面；吉林省吉林市乌拉满族乡尼玛察哈拉杨姓满族人家举行萨满祭祀时，要选择村里树龄最长、枝叶最为繁盛，根茎最为发达的柳树作为神树。
我们不仅要问：满族“尚柳”习俗形成于何时，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
据流传于今的史籍可以发现这样的线索，《北平风俗类征》载：金代女真清明时分“儿童插柳、祭扫坟茔”，“坟墓插遍‘佛多’以祭”，“清明，妇女儿童有戴柳条者，期时柳芽将舒卷如桑椹，谓之柳苟”。又曰：“清明戴柳于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时率众所祭的是柳树。从以上史料可知，满族“尚柳”习俗至晚在辽金时期就普遍存在。
“尚柳”作为满族人的一种信仰习俗的形成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尚嫌不足，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度、广度也嫌不够。关于满族“尚柳”习俗，目前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
图腾崇拜说。满族学者尹郁山先生在其编著的《吉林满俗研究》一书中认为满族“尚柳”“属于图腾崇拜”；学者刘小萌、定宜庄在其合著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中提出，满族“尚柳”习俗实际上是一种“氏族树”的观念；民俗学者何星亮在其博士学位论著《中国图腾文化》中指出，“满族普遍崇奉柳树，柳树最初可能是满族的图腾”；满学专家石光伟等编著的《满族萨满跳神研究》中则认为，满族“尚柳”“可看作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制的遗存”；民族学专家富育光在《萨满教与神话》一书中指出“柳崇拜已经有了氏族图腾的意味”。上述几家观点可视为当前国内满族“尚柳”习俗研究中的代表性见解，也是国内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
但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图腾崇拜”说颇值得商榷。尤其是，柳树是否就是满族的图腾，学术界尚无定论，即使是上述专家学者，他们对“尚柳”是否就是“图腾崇拜”并无把握。根据中外图腾文化研究界对于图腾的定义发现：“尚柳”属“图腾崇拜”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首先，综合所有的科研成果显示：被作为满族图腾的动、植物有很多，诸如鹰、乌鹊、狼、鹿、豹、蟒蛇、柳枝、野猪、鱼、蛙等，如此繁多的图腾物与一个氏族一般只有一个图腾物是不符的。其次，从图腾禁忌言，满族没有禁止砍伐柳树的禁忌，相反，“射柳”习俗在满族中也很流行，这用“图腾”理论无法解释。
不过，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有新的认识。射柳活动最初作为一种萨满黑巫术在契丹产生，因为柳是女真祖先保护神的象征，契丹人希望通过这种巫术的举行，射死女真人的始母神，使女真失去神灵的佑护，以巩固契丹对女真的统治。后来，由于战争的爆发，女真人迫切需要提高本民族的骑射技能，所以引入了契丹的射柳活动。在这种需要下，柳在女真人思想中成为一个多元的物体，使射柳活动与柳崇拜并不矛盾。
与“图腾崇拜说”同时并存的还有“生殖崇拜说”。
在原始社会，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人类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提高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由于人类出于对生存的关注，遂产生了生殖崇拜。相对而言，植物的繁衍能力较强。因而，原始人便幻想自己能像植物一样具有无限的繁殖力，故把人类自身繁衍不绝的希望寄托于植物身上，满族的“尚柳”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此外民间广泛流传的关于“尚柳”习俗的神话和传说则更能说明问题。吉林珲春满族喜塔拉氏萨满补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神话：满族为什么敬柳？原来，当阿布卡赫赫与恶魔耶普里鏖战时，善神们死得太多了，阿布卡赫赫只好往天上飞去，耶普里紧追不放，一爪子把她的下胯抓住，抓下来的是一把披身柳叶，柳叶飘落人间，这才生育出人类万物。珲春那不都鲁哈喇神谕中记载的神话则是：很古很古的时候，世界上还刚有天有地，阿布卡恩都里把围腰的细柳叶摘下了几片，柳叶上便长出了飞虫、爬虫和人，大地上从此才有了人烟。这些神话、传说，毫无疑问是满族的创世神话，柳被视为了满族的祖先。
以上引述的几则创世神话中，柳叶生人是最为典型的生殖崇拜观念的体现。对此，学界开始琢磨柳叶的象征意义，而柳叶在外形上与女性生殖器的相像则更增强了“尚柳”是生殖崇拜的可信性。民间文艺家贾芝在《满族萨满神歌译注》一书的序言中作出了一个很肯定的结论，即“柳叶是女阴的象征”。由此可见，柳叶迷信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殖崇拜。
满族“尚柳”习俗的最集中体现，反映在满族各姓氏普遍存在的祭祀“佛多玛玛”活动中。祭“佛多玛玛”也突出地表现了满族先人的“生殖崇拜”观念。
祭“佛多玛玛”是满族家祭中的一个重要程序。佛多玛玛是个上尖下圆的黄布口袋，内装长三四丈的五色线，叫“索络条子”，也叫“子孙绳”、“长命绳”。绳上系着小弓箭和用柳条编的小篓。小弓箭代表家中的男丁，小柳条篓则代表家中的格格（姑娘）。而隔在中间的嘎拉晗（猪羊的骨），则代表辈分。换索（锁）仪式要在院中的柳树下进行。如果院中没有柳树，也可折一把柳树枝立在祭天杆下的神石旁。换索（锁）时，先把玛玛口袋打开，取出“索络条子”，一头系在祖宗板上，一头系在院中的柳树下，然后由家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把代表家中新生男孩的小弓箭和代表新生女孩的小篓，拴在子孙绳上，再把代表出嫁的女孩的小篓摘下来。
有清一代，祭“佛多玛玛”不仅广泛流行于民间，宫廷里也行此礼，且祭典十分隆重。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四“求福仪注”一节介绍，宫廷求福祭祀的过程，与民间祭柳枝十分相似。《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跋语中解释说：“树柳枝求福之神，称为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者，知为保婴而祀”。《大清会典》“福州祭神祭天之礼”卷七十四明确指出，“若祈福，祈福所祭神，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显然清宫廷是将“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为作保佑婴儿长命百岁的多“福神”来祭祀的。
从上文描述的满族民间和宫廷的祭“佛多玛玛”看，祭柳枝真实地表现了满族先民的生殖崇拜。贾芝先生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见解，他说：“佛多玛玛从家祭发展成为生育之神，它把故事化了的柳树描绘成了生命的源泉”。这一看法得到了著名清史专家薛虹的支持，他在《满族萨满跳神研究》的序中说，满族祭“佛多玛玛”反映了满族先民对生命本源和氏族繁衍的膜拜。
满族“尚柳”除在祭柳活动中得以集中反映外，民间的其他许多风俗传统中也颇多反映。例如，在满族民间长期流行这样一些风俗：小儿降生，门左悬挂用柳枝做的柳木弓箭；女子出嫁时要食用柳叶饽饽。这些“尚柳”习俗的本质是满族生殖崇拜观念的具体表现，换言之，这些民俗体现了满族生殖崇拜的意识。
看了上面的不同观点，我们对于满族为何有“尚柳”习俗仍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满汉全席的成因
满汉全席以宫廷盛宴而闻名于世，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则长时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传闻甚多。在国内饮食界，有人称满汉全席是清代宫廷筵席；更有人认为其为清朝皇帝筵宴满汉文武大臣的“国宴”；但与此相反的说法则明确指出：满汉全席不是宫廷宴，更不是皇帝餐。两种说法截然相背，满汉全席究竟因何而成就变成不解之谜。
满族在入关以前，繁衍生息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饮食上并不讲究精细的烹调。举行宴会时，只是将大块的肉煮烂。与会者席地而坐，解刀进食。主食讲究米面点心。至于在祭祀仪式中，则整猪、整羊、整鸡、整鸭上席。这种习俗在入关以后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
对此，《满文老档》中载：“贝勒们设宴时，尚不设桌案，都席地而坐”。《清稗类钞》中则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满洲贵家有大祭祝和喜庆，则设食肉之会。无论旗、汉，无论识与不识，皆可往，均不发简延话也。是日，院建高过屋之芦苇席棚。地置席，席铺红毡，毡设坐垫无数。主客管衣冠。客至，向主人半跪道贺。即就座垫盘膝坐，主人不让坐也‘或十人一围，或八九人一围’。坐定，佣人以约十斤之向一方置于二尺径之铜盘以献之。更一大铜碗，满盛肉汁。碗有大锅勺。客座前各有八九寸之小铜盘一，无酵团高粱酒倾大瓷碗中，客依次轮饮，捧院呷之。自备酱意高丽纸、解手刀等，自切自食。食愈多，则主人愈乐”。满族这种借祭神而举行的宴饮，粗疏豪放，保留了淳朴风俗。
清人关后，在六部九卿中，专设光禄寺卿，专司大内筵席和国家大典时宴会事宜。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记，康熙以后，光禄寺承办的满席分六等。光禄寺承办的汉席，则分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类。也就是说至康熙年间，此前的简朴作风已经发生了改变。
清康乾盛世，奢华之风盛行，不仅各种宫廷酒宴不断，还频繁出巡设宴。相传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帝六十寿辰，宫廷首开千叟宴，康熙在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两次宴赏耆老，先后有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二千八百余人与宴。康熙在皇宫内院首尝满汉全席，亲笔书下“满汉全席”四字，从而确定了满汉全席的地位。自此，满汉全席便开始盛行，随后不断发展完善。到了1757年至1784年，乾隆六次南巡，往返行程二千九百余公里，沿途设行宫三十处。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及巨贾不遗余力操办盛宴。满汉全席的品种丰富多彩，一餐不能尽食，要分多次进餐。有分全日进行的，即分午、晚、夜三餐吃；有分两天两个晚上进餐的；还有分三天作三次吃完的。
满汉全席以宫廷盛宴而闻名于世，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则长时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传闻甚多。在国内饮食界，有人据老厨师称，满汉全席是清代宫廷筵席；更有人在老厨师的“回忆”中，加入清史中的只言片语，经过一番“回忆”与史料相互之间杂糅的艺术加工，满汉全席便被说成了清朝皇帝筵宴满汉文武大臣的“国宴”；但与此相反的说法则明确指出：满汉全席不是宫廷宴，更不是皇帝餐。两种说法截然相背，人们便莫衷一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