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时候，皇帝将朝廷搬到海上，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奇事。
只商量往哪里逃跑
高宗“出海避政”其实是当时宰相吕颐浩的主意。吕颐浩（公元1071年—公元1139年）字元直，齐州（今山东济南）人，进士出身，宋高宗即位后，知扬州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当时的宰相朱胜非在平定苗傅、刘正彦的杭州兵变之后，就自动辞相，同时还推荐吕颐浩、张浚继任。吕颐浩和张浚都是有才之人，高宗特别信任他们。吕颐浩后来迁任户部尚书，高宗因为张浚年少，于是就任命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右相）兼御营使。后来张浚主动请缨，前去西北带领军队抗金，这样南宋朝廷内的大小事务就都由吕颐浩一人主持。
就在这一年十二月，金兵突然南侵，当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留守杜充迎战失败，逃回都城，这时其余各路兵马也都抵抗不力，或者不战而逃，或者全军覆没。金兵快马加鞭，连破数城，直逼南宋都城。高宗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他吓坏了，赶紧从扬州逃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可是还没有在江宁站稳脚跟，金兵又尾随到了江宁。高宗为了虎口求生，接连几次遣使向金军主帅求和，语气卑下，甚至主动提出：只要金军撤回，南宋愿意除去尊号、改用金的年号，并且可以降格为金的藩臣。对于这样耻辱的求和条件，那些准备渡江南下的金人却不屑一顾，他们只管南下，争夺战功。
形势十分紧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的危险，高宗这时却不是和吕颐浩等人积极准备怎样抵御敌兵，而是天天商量着向哪里逃跑，才能摆脱金兵。有人提出可以迁都到湖南一带，可是韩世忠等主战派认为，湖南无险可守，金兵很容易攻破。朝廷已经丧失河北、山东，如今再要放弃江、准，根本就没有可逃的地方了，还不如守住江、淮，背水一战呢！就在大家主意不定的时候，吕颐浩站出来说：“事情已经到了如此急迫的时候，大家还是这样，再争论下去也是有弊无利。”高宗看到一直沉默寡言的吕颐浩站出来说话了，慌忙问他有何高见，吕颐浩说：“近年来，金人的行动专门指向皇上，皇上停留之处，必是金人争夺之地。臣认为当今之计，应边战边退，把皇上护送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去，臣情愿留在前线对抗金军。”高宗看到有人给自己拿了主意，很是欣慰，忙说：“朕身边没有宰相可不行，吕相应该跟着我一道同行。”然后，高宗让将领杜充布置江、准一带的防务，自己带着吕颐浩等人向南撤退，先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来金兵追来，就向越州（今浙江绍兴）方向退走。
在海上度过的春节
谁知就在高宗率军撤退的时候，驻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杜充开城投降了金兵。此时，金兵已经渡江，直追高宗而来。高宗和吕颐浩商议，又向明州（今浙江宁波）方向逃窜，可是金兵骑兵一向厉害，再走陆路，高宗一行很快就会被追上，吕颐浩没有办法，他只好对高宗说：“宋金战争以来，金人以善于骑马打仗闻名。现在皇室百官家眷太多，队伍庞大，如果继续在陆地上跋山涉水，一旦断了补给，情况难以预测。即使金兵不消灭我们，我们自己也会发生内乱，现今不如将朝廷搬到海上，这样金军的骑兵就没有用武之地。再加上金人不习惯江浙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所以一定不会长期停留。我们只要等到金兵走了，然后登陆，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可是高宗还没有说话，就立刻有大臣站出来表示反对。高宗心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让群臣再作讨论，看到底该怎么办。
可是这时，金兵已经占领临安，马上就会追过来。吕颐浩力劝高宗出海躲避，高宗害怕落个钦宗和徽宗的下场，于是就命令侍从迅速准备海船，告知文武百官、皇亲宗族，朝廷要出海避敌。各类官员、皇室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箱子细软，争相挤上船，吕颐浩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高宗如果带这么多人下海，目标太大，容易被金兵发现，如果追赶上来，情况一定不妙。他请求高宗下令只带少量的人，其余的人员解散，高宗当即反驳道：“朕为什么要解散朝廷，如果带着几个人出去，那和流寇土匪又有什么两样？”于是，高宗此次出海，郎官以下多半随行。可是吕颐浩认为人数还是太多，便又奏请每一条船上只留60名卫士，每名卫士只能带家小两人。高宗同意了，可是吕颐浩的规定引起了将士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拦住吕颐浩，责问朝廷为什么要逃跑，他们表示愿意与金兵一决胜负，不愿这样东藏西躲。吕颐浩也不顾众将士的反对，他将那些聚众抗议的将士和反对航海避难的人全部捕杀、关押，稳定了局面后就和高宗匆忙出海了。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节，本来这是个合家欢乐的高兴日子，可是南宋的君臣们却狼狈地坐船出海，在海上过了一个凄惨的春节。好不容易等金人后撤了，君臣这才上岸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高宗这时立即罢免了吕颐浩的右相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