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在蒙受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下，还要蒙受夫权的压迫。在某种意义上，夫权的压迫最深重。圣人的典训，已经给妇人定了性，孔子是这样说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据说孔夫子在不惑之年，即四十岁上，把妻子休了。这一说无从考证，但这位圣人对妇女有偏见，则大概可以成定论。
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对妇女的要求甚为苛刻。三从四德就是紧箍咒。《仪礼·丧服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是三从，即妇女从生到死，一生都要依从男性，她们没有个人的意志和自由，她们只是男性泄欲和生儿育女的工具。所谓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注云：“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臬。”说明白点，就是妇人对男性，第一要忠贞，第二说话谦恭，第三仪态装束要端庄温柔，第四做好针线茶饭的服务。一句话，妇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围绕着男性。四德之中，妇德一条最为严酷，特别是宋明理学大兴以后，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反之，男性则可为所欲为，三妻四妾，名正言顺，为的是人丁兴旺，多育子女。至于统治阶级，更是荒淫无比。子蒸父妾，侄妻姑氏，兄纳姊妹，父霸儿媳，史不绝书。男性对女性严厉如此，而对自己放纵如彼，这就是红颜薄命的社会总根源。
少女少妇，谓之红颜。“红颜多薄命”，有广狭两个概念。泛言之，妇女命皆苦；析言之，越是漂亮的妇女命越苦。因为妇女只是男性的附属物，是私有财产。色艺双全的少女少妇，如同价值连城的珍珠宝贝，成为男性注目的中心，成为掠夺的对象，所以命运多变故。在封建意识桎梏下的妇女，尤其是“红颜”，也把自身视为一种稀世之宝，待价而沽，名伎的纵欲放诞，不就是一种自我拍卖吗？由此可见，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的深重压迫。我们研究妇女史，研究封建社会下红颜多薄命这一社会现象，从意识形态上消除红颜多薄命的心态，可以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课题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红颜多薄命的典型——名伎，剖析其生活及心态，是十分有意义的。
并非所有的妓女对自己的命运都逆来顺受，她们抗争，她们呼喊。尤为难得的是有些苦命红颜对国家兴亡的关心、对气节的坚守，一点也不减须眉男子。李香君拒收杨文骢所迭阮大铖的妆奁，怒斥奸党，凛凛正气，使得复社名士侯朝宗自愧不如。清兵破南京，柳如是欲殉国难，羞煞食君之禄的须眉名士钱谦盖。柳氏死时嘱子女“悬棺而葬”，表示死后灵魂不践清朝土地，何等的节烈！王翠翘劝海盗受降，身为朝廷命官的胡总督，不但不赏，还加以羞辱，视为俘虏，王翠翘以死抗争，演出了一幕悲壮的活剧。贱娼俗妓赛金花，为了钱去卖身，还做鸨母去祸害清白女子；但在八国联军破京都的国难之时，她没有去发国难财，她牺牲自己去解救同胞，堪称中国的“羊脂球”。
貌美与“祸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书所选十大名伎，不但人体美，才艺美，而且不乏精神美、情操美的闪光。读者看了这十大名伎传，对扭曲历史的传统观念，或许会得到一些纠正。这也是本书作者的一个目的。
作为名伎，天生丽质是先决条件，自不待言。但名妓绝非仅仅以色事人，她们必须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或能歌善舞，或精于丝竹管弦，或善长侑酒行令、赋诗酬对。她们既是绝代佳人，又是在某方面有造诣的艺术家，如薛涛就是名传古今的诗人和文学家。唐宋以来入乐籍、妓籍的妓女，都以卖艺为生，兼****。这和“土娼”“私窠子”专以色相事人的低级妓女是不同的。所以本书用“伎”字题名，就是要突出名伎的“伎乐”之长，以免引起误解。名伎亦是妓，这一本质又不可改变。故行文“伎”、“妓”兼用(这两个字古代也通用)。
本书作者多半以实录笔法论述名妓之花的产生与凋谢，留给读者去评价，去思考，这一精神，不失为谨慎。当然各位作者，力图写活名伎的风姿，写好名伎的生活，写出名伎的成就，写透名伎的心态，反映名伎所处时代的风俗，鞭笞产生名伎的社会土壤，还历史名伎的本来面目。这又是严肃的。本书作者，都是搞历史研究的，本书写的是历史，而非风月小说。通过名伎人物传来反映封建社会底层妇女的生活，并从一个侧面展示封建社会的一角或一个层面。所以传主事迹皆持之有故，评说皆言之有据，行文所书重事实不作虚构。如传说的李师师之骂贼自尽，小凤仙之自杀殉情等等，旧时皆盛传于人口，作为小说家言不失为神来的情节，但因非史实而被作者们否定了。在写法上为了通俗、流畅，有的也采用了小说笔法，有的采用了铺陈的演义语言，但在大要关节上不失历史之真。所以本书是一部名与实相符的人物评传，一部风尘血泪书，是值得一读的。本书有六个传由舒畅组织，四个传由左书谔组织，最后由张大可统稿、定稿，负责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