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390～487年)，字伯恭，北魏渤海(今河北沧州)人。少时出家当和尚，不久还俗，千里投师求学。他曾做过数年郡功曹小吏，因廉洁奉公而受到嘉奖；也曾随岳平王讨伐北凉(今甘肃境内)，因战功卓着而封爵。此后，官职迅速升迁，很快便被任命为着作郎、中书令兼太子师。
一、为民请愿
自北魏消灭了北凉，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总算结束了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但战争创伤严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再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基于本民族(鲜卑族)传统观念，仍大量禁封良田以供狩猎放牧。照史书上的记载是：当时“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如此一来，当地百姓虽然免遭了战乱之苦，但仍无休养生息之地，不得不继续四处逃难。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高允心急如焚。在一次与太武帝论政之机，他详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建议废除田禁，让百姓重返家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武帝深以为然，遂下令“除禁田，悉以抚民”。
不久，高允又发现王室婚丧嫁娶奢侈浪费；上行下效，给百姓带来极大灾难。同时，太子也听信小人之言，营立私田，畜养鸡犬，甚至让人拿到集市上去卖。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也都变着法儿与民争利，使百姓深受其害。于是，他又多次进谏，力主“简婚嫁，薄丧葬”；将太子“所在园田，分给贫下，畜产贬卖，以时收散”。
鉴于文成帝拓跋溶的大起宫室，高允也进谏劝阻。他说：“如广修宫室，斫材运土，须动员杂役丁夫数万人；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人之众”。
以上建议，几乎全都被皇帝采纳，使百姓从中受益匪浅。
二、舍己救人
高允为官，执义守法，犯颜直谏，曾救护了许多人才。尤其是编修《国记》案，深受时人敬仰。
太武帝时，高允奉诏与司徒崔浩同修《国记》。因崔浩公务繁忙，具体着述实际上是由高允主持的。高允基于鲜卑族刚从原始社会向封建制转化，有许多不合封建礼教之处，却并未掩饰美化，而是据实而写，结果，有些章节被人认为“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国记》修成后，崔浩将它刻石立于魏都平城的郊外大道上，公布于众。于是，大大触怒了鲜卑贵族。太武帝更为恼火，当即定为“暴扬国恶”之罪，下旨将有关人员处死、灭族。
太子为了替其老师高允开脱，决定和高允一起进见太武帝，并再三嘱咐他：至尊如有询问，你尽管顺着我的话说。待见到太武帝，太子首先奏道：高允在臣宫相处多年，为人小心谨慎。他虽与崔浩同撰《国记》，但损益褒贬，均系崔浩总裁。高允没等太子将话说完，马上据实承担了责任。太武帝大怒，决定立斩高允。太子又急忙解释道：高允这是惧怕父皇天威，一时惊惶失措，语无伦次。儿臣曾私下问过他事实真相，他已承认全系崔浩所为。高允一听，连连摇头，再三表示：这是太子哀怜他，为他乞命；事实上，太子从未问过他，他也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还强调说：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武帝见他如此表现，不由得动了心，感叹道：“临死不移，人情之所难；为臣不欺君，不愧贞臣，应赦其罪。”随后，命高允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但高允却“持疑不为”，又冒死为崔浩争辩。最后，经太子反复说情，只杀了崔浩及其姻亲族人，其余仅以身死。
多年后，太武帝与人谈及此事，还颇为感慨地说：当初，假如没有高允力争，要多死数千人！
三、恩泽多方
高允自太武帝至孝文帝，出入三省参与枢密50多年。太武帝与他同定律令，共商政朝；文成帝对他礼敬更甚，不呼其名而尊称“令公”。其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多方为百姓谋利益。
高允到了暮年，仍时时处处想着他人。
在他96岁那年，孝文帝派御车接他进宫。不料，途中马受惊，翻了车，使他面部3处受了伤。孝文帝大怒，决定将驾车的人先打40大板，然后斩首示众。高允却力言无恙，再三恳请孝文帝免了那人的罪过。孝文帝看在老臣的面子上，只好收回了成命。
此后不久，中黄门苏兴寿搀扶着高允行走。突然，不知道从哪儿蹿出了一条狗，把高允惊倒在雪地上。苏兴寿顿时吓得嘴唇发青、浑身打颤；而高允却一再安慰他，还让他不要将此事讲出去。
后来，有一位名叫窦瑾的大臣因坐事被杀，儿子逃亡，其妻焦氏年老无靠。窦瑾昔日的亲朋故友，惟恐受到连累，谁也不肯救助她。高允听说后，立即让人将焦氏接回自己家，并一连养护她6年多。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野史上都有记载。
四、自奉清廉
在北魏官场上，贪污腐化之风盛行。而高允却自奉清廉，出污泥而不染。
在他官拜中书令时，虽蒙皇宠，却依然“家贫布衣”。文成帝曾亲自到他家视察，见其只有草屋数间，布被藏袍，厨房的灶台上仅有一点咸菜而已。不禁感叹道：古代所谓清贫之人岂有此乎！于是，一回宫立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但是，高允却坚辞未受。
高允曾多次以年迈为由奏请还乡，文成帝始终没有同意，反而拜他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又迁尚书领散骑常侍。准他乘车入殿，朝贺不拜，给了他许多优惠待遇。
高允享年98岁。这在历代名臣中，也是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