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做人讲究“直”，做事讲究“智”，事君讲究“忠”。有一次，太宗召集百官议论朝政，议论关于抗击契丹的事，大多数发言平庸，无关痛痒。有的认为现在没有战事，不必往边境多派军队。有的说大宋兵多将广，威名远镇，契丹不敢轻易出兵。唯有寇准，慷慨陈词，痛陈厉害，深深打动了太宗。他说：“契丹之所以按兵不动，与我们相安无事，并不是因为契丹没有南下之心，而是他们现在刚刚统一北方，立足未稳，力量不足。不久以后，等到时机成熟，定会率军南下，争我大宋江山。为今之计，只有扩军备战，派精兵良将驻守要塞，才是上策。”寇准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太宗深为感佩。从此，太宗对寇准就更加器重了。但是，并不是每一次寇准的建议都能让皇帝满意，言听计从。有一次，太宗召他上殿议事，他说话过于坦率，不讲分寸。太宗想在京城北部修一处宫殿，事情刚刚提出来，准备议一下。寇准不由别人讲话，出班上奏：“以前，纣王修建露台而亡国；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二世而亡国；隋炀帝开凿运河游玩而亡国。希望您收回成命，不做亡国之君。”他把宋太宗比作历代的昏君、亡国之君，不留一点面子。这一下可激怒了太宗。太宗忍着怒气拂袖而起，这就要下朝回宫，寇准竞紧跑几步，上前拉住皇帝的衣襟，再次请皇帝归座，对皇帝说：“您让我把话说完，再回宫也不迟。不然陛下就没有机会听到臣的忠言了，就会贻误大事啊！”太宗皇帝被寇准的忠直精神和胆识所感动，就放弃了修建宫殿的计划。他感慨地说：“朕得到你寇准，就好像唐太宗李世民得到魏征一样啊！”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面无惧色，神态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没有今日的灾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于他，而是改为笑容。原因就是他欣赏魏征的直言敢谏。他曾评价魏征说：“魏征以前是我的冤家对头，但他无论干什么事都很尽心，这一点值得称道。我之所以用他，就因为他敢于犯颜直谏，指出我的短处。”唐太宗把魏征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股肱之臣，地位之高，人君之看重，前无古人。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如今，宋太宗给了寇准这样高的评价，也预示着寇准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寇准性格刚直，但并不鲁莽，办事讲究策略，足智多谋。太宗有一些自己迟疑不决的事总要找寇准商量。楚王赵元佐是宋太宗的嫡长子，性情暴躁，武艺高强。《宋史》载：楚王赵元佐自幼聪明机警，有王者风范，深得太宗欢心。太宗曾经说：“我死之后，大宋就靠这孩子了。”赵元佐长大以后，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做事果断，智勇双全，无人能比。太宗认为，元佐实在是接替自己帝位的理想人选，于是就立为太子。但是，后来元佐因为援救赵廷美(太宗的弟弟)失败，精神受了刺激，性情变得很残忍。左右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杀或者其他种种酷刑。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悔改，并且有时故意抗旨。重阳节时，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才好而不参加，半夜又忽然发怒，把侍妾关闭在宫中，并纵火焚宫。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但太子有自己的军队，又骁勇善战，打起仗来，恐怕引起内乱，伤及无辜。寇准那时正在郓州任通判，太宗特别从郓州把他找来，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让朕太失望了，他将来如果登上帝位不是祸国殃民、断送江山吗？朕想废掉他，又怕他有兵，而且他武艺强，擅长带兵打仗。他如果趁机作乱，怕局面不好收拾。现在废他又没有理由，你说如何是好？”寇准思索了片刻，想了一个主意，说：“您选一个日子，命令太子代替您去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让跟着去。陛下再趁机派人去搜查东宫，若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着他的面公布出来。如果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须派个黄门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您还担心什么呢？”太宗说：“太好了，真是妙计。”于是，太宗就采用寇准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派人进入东宫。果然搜得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太宗命人当场展示出来，宣布废除太子和废除的理由。太子无话可说，于是就被废了。
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是明哲保身之徒，立刻把灾害的原因全推到天数上，这样，皇帝就完全没有责任了，皇帝听了自然不会反感。而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其实，寇准早就掌握了一桩受贿案，想借此机会奏上一本。宋太宗在处理赃官王淮时，其受贿的赃款至千万两，本当杀头，但因为他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只作了杖一百、降职的处分。而另外一个犯官祖吉，却被杀掉了。
王沔是太平兴国初年(976年)中的进士。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王沔得到宋太宗的召见，因政绩显着，屡屡升迁。太平兴国八年(783年)春，与宋白、贾黄中同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每次在太宗面前读所试进士辞赋，皆“音吐明畅”，所以被他读了卷子的人多中高第。后来，又历任枢密副使等职，深得太宗赏识。当初，王沔罢官回到老家，朝廷中有事牵连到王沔，有人在太宗面前奏了一本。太宗说：“王沔做事明断敏杰，此事与他无关。”奏本的人自知没趣，惭愧地退到一旁。由此看来，太宗对王沔有些偏爱。他的弟弟东窗事发以后，王沔百般袒护、上下疏通，终于救了弟弟一命。太宗知道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好让王沔的弟弟蒙混过关。寇准知道了以后，知道这是皇帝碍于王沔的面子，不好意思做得太绝。寇准觉得这太不公平，并且堂堂朝廷这样做事，岂不是坏了法度。
本来，从建隆二年(961年)起，至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处决贪官污吏，仅史载《宋史·太祖本纪》的就有十五人之多，手腕还比较强硬。到了太宗，对贪官仍然采取高压政策，继续斩杀贪官污吏。但后来这桩案子，由于涉及到自己的亲近大臣王沔，太宗想放他一马。寇准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这样下去，就会纵容贪污受贿，对江山社稷不利。
今天寇准借此机会奏上一本，说天有灾害是由于赏罚不公，这是上天的震怒与警示。其实寇准才不信天命那一套呢，他不过想借这个话题引出那桩受贿案。宋太宗听后，非常生气，转身走人内室。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还没有糊涂到家。当他气消了以后，觉得寇准用意是好的，也是为了赵家江山着想。于是就把寇准一个人召进来，问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最后说：“王淮、祖吉身为朝廷命官，不思报效朝廷，吃着朝廷俸禄尚不满足，又贪得无厌，一年贪污受贿超过一百万两，按律当斩。但是，只斩了祖吉一人，众人不服。王淮是王沔的兄弟。王沔竟然为私情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为他的兄弟说情，最后只打了一百仗，官职也只是降了一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公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与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虽然只是个左谏议大夫，但他可以参知政事，因此也参与高层决策。太宗虽然有时也不满寇准的直率，但很欣赏他的精明能干。太宗曾对宰相吕蒙正说：“寇准遇到大事的时候敏捷明断，现在再提拔他，想必更加尽心。”于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不过，当时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个个老谋深算，宦海沉浮，你升我降。当时吕端为右谏议大夫，有功也不居功。在皇帝面前说话，首先检讨自己的错误，深得太宗的信任。吕端作为右谏议大夫本来跟寇准平级，却请求在寇准之下。后来，太宗命吕端为左谏议大夫，居于寇准之上。
贤能见妒宦海沉浮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太过出色了，也会招来别人眼红。处在官场之中，也难免有是非纷争。寇准是一代治国能臣，立朝有本末，做事有原则。而他的同事枢密院副使张逊工于心计、做事小心谨慎，他的升迁完全是靠攀附权贵、玩弄权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因此寇准很讨厌他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只要他在太宗面前说一句话，寇准就驳斥他，弄得他很没面子，便因此而怀恨在心。有一天，寇准和温仲舒在一起骑马并行，不知道是有人故意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突然，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蓬头垢面，大呼小叫的从道旁跑过来，迎着寇准的马头高喊“万岁”。这下可坏了，在封建时代，朝廷最忌讳这个，这可是谋反哪！就是玩笑也开不得，轻则入狱，重则杀头。这时张逊正在回家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暗自高兴，心想：这一下我可要置你于死地了，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他正好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宾，官至左金吾，专管皇城的安全。张逊就唆使王宾奏寇准一本。王宾是个武人，就爽快地答应了。在大殿上，王宾花言巧语，添油加醋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攻击寇准不遗余力。寇准大呼冤枉，就让温仲舒为自己作证，请万岁明断。张逊哪里能容，他凭着事实已经发生，证据确凿，厉声质问寇准，不准他有发言的机会。寇准据理力争，说张逊栽赃陷害。于是两个人就在朝堂之上，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了起来，互不相让。一时难以分清谁是谁非，场面非常尴尬。太宗大怒，认为有失体统。既然分不清谁是谁非，干脆就各打五十。把两个人全都贬官降职。寇准被贬到青州做知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
其实，太宗心里很明白寇准的为人，决不会犯下忤逆之事。但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是覆水难收，只好如此了。寇准走了以后，朝堂之上缺了一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剩下的多是唯唯诺诺之辈。皇帝少了“一面镜子”，经常长吁短叹，闷闷不乐。经常在大臣面前提起寇准：“你们知道寇准的消息吗？他在青州高兴不高兴啊？他过得怎么样啊？”过了几天，就再问几遍，时时如此。左右大臣揣摩圣意，知道太宗有再次起用寇准的意思。但他们可不想让寇准回来，于是就说道：“您天天思念寇准，我们听说寇准可是每天纵情喝酒，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思念陛下。”太宗知道寇准刚直的个性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就沉默不语，只是对寇准的思念日益加深。到了第二年，找了一个理由，召寇准回京，官拜参知政事。
寇准是太宗的智囊，遇大事总要找寇准商量。太子赵元佐被废以后，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光义以皇弟身分继承皇位，并且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元佐被废，元僖暴死，太宗晚年忧心忡忡，既伤心焦虑，又满怀疑心。此时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太宗一时心烦意乱，一怒之下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立皇储的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脚病，让寇准看过病情之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寇准回答说：“我是被贬之人，不待召见是不能回京的。”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便向寇准问起立皇储的事。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襄王赵恒，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寇准心中有数，揣摩圣意，知道太宗始终想立赵恒为太子，只是顾虑到朝野的议论，才不便开口，迟疑未决。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太子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于是转忧为喜。回宫以后，立刻摆宴庆贺，赏寇准对饮，寇准也不推辞，喝了个尽兴才回府。此后太宗更加倚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通天犀，太宗命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至此，寇准得到的荣耀可谓是人臣之极。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盛极必衰也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寇准如此受太宗器重，炙手可热，怎能不引起别人的眼红，招来非议呢？一天，太宗在南郊立祠祭祀。无论在中央为官，还是在地方为官，依次进用。恰好是寇准平时喜欢的人大多得到了台省级的要职，寇准厌恶的或寇准不认识的就很少升迁。这给想攻击他的人留下了口实，彭惟节与寇准关系好，但官位一直都在虞部员外郎冯拯之下，后来寇准提拔他任屯田员外郎。有一次冯拯写奏章时，还像以前一样把彭惟节列在了自己的后面，寇准看后大怒，当众遣责他扰乱朝制，致使冯拯恼羞成怒，在朝堂之上指责寇准专权揽政，结党营私，官员的升降，全凭自己的好恶。其他的一些平时对寇准有意见的人，也乘机上奏，说目前把持朝政的要员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所荐。吕端属于有德而应该晋升，张洎则属于能曲意逢迎寇准，李昌龄胆小怕事，不敢与寇准对抗。所以寇准任意进退官员，独霸朝纲，乱了朝廷的规矩。太宗听说以后大怒，把吕端等人召来训话。吕端解释说：“寇准性情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如果跟他争执，怕有失体统。臣懦弱无能，望皇上降罪。”太宗听后，大怒，又把寇准召来，问冯拯的事是怎么回事。还没责备他几句，他就自辩不止。太宗说：“如此在朝堂上辩论不止，有失你作为一个宰相的身份。”寇准不听，还是反复辩解，坚持己见。太宗叹道：“鼠雀尚知人意，而你怎么这样不识大体呢！”于是又罢去寇准的宰相之职，贬到邓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