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赶走孙秀来使，自己也知道不好，于是他就叫人请来外甥欧阳建，好友潘岳（潘安），积极准备对策。
潘岳却跟孙秀也是有仇。
孙秀在跟司马伦之前，本在潘家做事，因为这小子一肚子坏水，经常跟潘岳耍一些小聪明，因此潘岳就很厌烦他，找了机会狠狠地鞭打他了几次。
两个人的仇就是这样结下的。
孙秀做了中书令之后，潘岳担忧孙秀报复，有一次见了他故意问道：“孙令公，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他的本意当然在讨好道歉，可是孙秀引用了《诗经》的一句话回答他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孙秀不可一日或忘，潘岳当然更加忧惧。
司马伦在推翻贾南风政权的时候，杀了那么多人，孙秀在那时没有立时借机报复，这已经是很便宜潘岳了。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潘岳的威胁不足，那时候孙秀还顾不上他，还要顾忌一些影响。
潘岳既然知道他和孙秀的账早晚要算，这石崇要对付孙秀的打算他当然就极力赞成，于是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要对付孙秀，就只有把孙秀和赵王一起收拾掉，要成就这事，目前只有积极鼓动淮南王，跟他联手。”
看来潘岳心中对这事也已经筹划很久了，不然他也不会对淮南王司马允的意图了解得这样清楚，潘岳在石崇家计议已定之后，就开始依计行事。
司马允其实并不需要潘岳鼓动，他自始自终都在准备拿下司马伦，不过潘岳的到来，却使他的筹备骤然紧急起来。
潘岳石崇不能不要求这种效果，孙秀发难之日是无可琢磨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司马伦孙秀一直就在密切关注着司马允，司马允这一急，他的行迹就尤其显得明显。
司马伦孙秀也不得不立刻采取了行动。
朝政既然掌握在司马伦孙秀手里，他们当然首先要做的就是使用权力，削弱司马允的势力。
其做法就是将司马允晋升为太尉，免去原本兼各职。
司马允原先掌管的本是宫中宿卫，这种外示优崇，实夺兵权的做法司马允焉能不知？举事就在目前，兵权被夺，司马允难道要靠自己跟司马伦单挑？因此司马允就以有病在身，拒不接受。
不接受太尉之职，也不交出手中兵权，似乎他的病只可以承担中护军的职责，不能承担太尉的重任。
这用意已经无需有半点怀疑，孙秀立即派御史刘机径直去接收司马允的府中属官，并当众宣读诏书，指责司马允抗令不遵，大逆不道。
惠帝的诏书从来代表的不是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司马允虽然知道，但也只有接过诏书再做计较。那诏书到了司马允手中，司马允细看之下，忽然大怒道：“孙秀是什么人，就敢伪造诏书！”他翻身从墙上取下宝剑，就向刘机刺了过去。
原来那诏书上分明是孙秀手迹，他竟是连惠帝的墨宝都懒得讨了。
刘机却没想到司马允就敢杀他，吓得慌忙夺门而逃。
性命攸关，刘机这一逃自然是竭尽全力，司马允追赶不及，回头对手下众人道：“赵王要害我家，只有拼死一战了！”
司马允果敢有才，平时深为身边将士敬服，他此话一出，众人轰然响应。
于是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就随即开出将军府，奔向皇宫，这七百人出门就高声大呼：“赵王造反，我将讨逆，如肯从我，速即左袒！”一路疾行，一路大呼，声势惊人。
赵王司马伦为人心胸狭窄，多有不义，洛阳兵吏不服者不在少数，司马允等人一喊，许多人就随后跟了过去。
司马允这支光着左膀的队伍又喊又叫，早已惊动了许多人，尚书王舆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腿跑进王宫，关闭了宫中大门。
宫门关闭，司马允不得进入，不得已只得转攻司马伦的相府。
司马允先帅所部入宫，想必是想先把哥哥惠帝控制在手中，然后再挟天子的威势号召其他各部，宫门一关，他就放弃而去，却是不能随便攻打之故。
司马伦的相府参照当年司马懿司马昭辅魏故事，置左右长史司马及从事中郎四人，参军十人，掾属二十人，再加这些人下面的附属，其规模就相当于一个缩版的小朝廷，这样的一个“霸府”形式，如果主人是一个雄才大略而野心勃勃的人的话，是足以藏龙卧虎，成就一番大事的。
当年曹操，司马昭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天下英才一网打尽，收为己有的，这群人物出自幕府，进而分布天下，天下也自然就成了囊中之物。
从司马伦这种安排来看，他显然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但从他后面的结果来看，他却根本算不上一个有能为的人，他基本上连曹操司马昭的一根脚趾头都跟不上，他学的也仅是一个形式而已。
以他的器量能力他也不足以聚集那么多的人才，以他的见识，他也不知道这种形式本身是不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短视的他在一得到这种形式之后，在一消灭了司马允势力以后，就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天下无敌了，就慌不迭地取代了司马衷，结果就只能在一片讨伐声中得了一个命丧黄泉的下场。
司马允的失败纯粹是出于偶然，出于命运，这种结果真正是匪夷所思，让人哭笑不得。
司马允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一个人，一件信物。
这个人叫伏胤，这件信物叫白虎幡。
这个伏胤原本是去帮助司马允的，这个白虎幡不是驺虞幡，是主杀的令旗而非解斗的令旗，它本来也是对司马允绝对有利的。
一人一物就轻易解决了司马允的全部人马，使原本占尽优势的司马允部瞬间土崩瓦解。
这一人一物也随后间接制造了无数的杀戮和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