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6章看不见的战线（上）
各地广播站建立后，第一批连载节目中，以“前明那些事儿”最受欢迎。也造成的争论最多。其实国人的本性很八卦的，以往在本土被压制，以至于“莫谈国事”成为座右铭，到了北海，只要遵守法律，尤其尊重以个人私产权为主体的各种契约，至于个人言行受到的限制很少。也因为北海的移民来自很多过去没有交往的不同地方，几乎不存在现成的风俗制约，又没有本土普遍存在的宗族自治，所以民间的开放程度远远比本土高，相对民众的思想自由度比较高，对各种新事物和新观点的好奇度多一些，比本土现在死气沉沉大不一样。
“前明那些事儿”在各地广播站播出，大大满足了民众的娱乐愿望，给民众以更多的谈论八卦的自我娱乐。北海的正宗读书人很少，也只有这一两年，才有聊聊少数来自江南和中原的秀才这等档次，而且多数被集中到急需识字人员的各处北海工厂和工读学校，毕竟北海的行政管理基本成型，需要的管理人员数额有限，而且本土读书人未必擅长北海的这种人事管理制度。不过随后关于前明覆亡原因的大讨论，几乎波及北海的各个地区。北海的人口构成，决定了反清是普遍的政治认同，能跑出海外的这些移民，几乎都是怀着对满清的深仇大恨出来的，只是出海的时间有先后。最早的是在明朝灭亡前跑到倭国和朝鲜的一大批沿海商人和水手，背景和郑成功的老爹郑芝龙类似，早先甚至被称为倭寇，被前明政府军剿杀的对象，他们同意反清，不过对复明不感兴趣。稍后是明清之交出海躲避战乱的一大批人，其中有部分从南洋辗转过来，这些人中除一般的底层百姓，还有一些仇视满清，怀念前明的家族大户，因此不仅认为需要反清，还要复明，以恢复他们原来在本土的家族利益。更晚的是满清入关后，因为逃避战乱和水灾，出海逃亡的大批人，这些人在北海的数量最多，远远超过前两类，不过政治观点分歧很大，除了都认同反清，其他的各种意见都有，最早向庄不鸣劝进的，就是这些人里面的。
讨论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不如北海这么热烈，环境都没有北海这么宽松，从广播站播出的观众来信，终于引发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这当然是个预谋已久的策划，其制定者是行营参军处和勤务处联合组成的心理战小组。在这次大辩论中，北海各地陆续出现多种民间报纸，以往北海的民间没有报纸，只有军方和工厂内部有周刊类的各种期刊，这次在广播站的依托下，民间出现多种报纸，多数以抄写广播站的内容为主，有些雇请读书人加以点评，然后在茶馆的说书人现场评说。北海的民间识字率很低，很多人不能一直听取广播，只能从这些说书人的转述中听取相应的消息，而且参与大辩论最热烈的场合就是这些遍布北海城镇乡村的大小茶馆酒店，讨论从夏收后就开始蔓延，在北海建国前达到第一次顶峰，形成对明朝灭亡某些原因的共识。
第一个是前明整个官僚阶层的贪腐无耻，不仅平时不择手段的贪污国家公款，寡廉鲜耻的搜刮民脂民膏，而且在面临生死存亡时完全没有任何他们平时标榜的品格气节。李自成入北京，数千在京官员纷纷青衣小帽投降，殉国自杀的官员不到三十个，如果不是这个农民领袖不待见这些无耻官员，拿着他们追赃助饷，说不定就在李自成手下长期工作了。继而满清鞑子入关，这些无耻官员见农民军不能相容，随即转投满清，反过来帮助蛮夷大肆屠杀本族，成为无耻的汉奸。在这次大辩论中，有从江南投奔的秀才编成“汉奸录”，记述从后金在辽东起兵叛乱后的历次叛国汉奸，并且在随后得到北海各地民间的举发补充，编成洋洋数百万字的“汉奸全录”，印刷后颁行，甚至流传到倭国、朝鲜、南洋，连本土也有人秘密带入。此书后来成为北海夏侯军清算汉奸的基准。
第二个是连年不断的朝野党争，从政治观点的分歧发展成为毫无原则的党争。使许多愿为国家尽忠的士人受到排挤和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人对国家的信任。再加上党社之争愈演愈烈，从而使士人在维护正义和保全自身这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结果有识之士要么居庙堂之外，要么纷纷投靠后金。对此，在庄不鸣主持下立法院通过立法，严禁私下以同乡会、同学会结交勾连，重申公事不入私宅，官吏禁止收受超过一个金币的礼物或礼金，所有与公务相关的社交活动，必须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一旦官吏违法，立刻会受到公诉，面临大法官的制裁。所有社会团体，包括各种宗教和学术团体，必须在北海官府的相关部门登记，必须具有公开的活动场所，而且场所必须设立旁观位置，允许非团体成员的国民在一边旁听，严禁私下走门串户传教，违法者除取消团体合法资格，其成员即将面临公诉指控，随即被重判服刑苦役。所有的社团活动必须贯彻公开原则。
第三个是明朝国家财政出现枯竭，明朝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农民的田赋，其他少数为盐税和海关税，商税的比例很小，工商业对财政的贡献很低。比起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的宋朝，明朝的真正对外贸易额可能并不少，但是这些利润并没有落到官府手里，而是大多数落到了走私商人的钱袋，郑芝龙能建立称霸南洋和本土沿海的庞大舰队，就是依靠这些海贸带来的巨额财富。北海的财政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外贸易的基础上，除了基本口粮自给，其他的化工业、鲸产品加工业、轻型机械，产品都是主要对外贸易，北海本地的消化能力很有限。北海的人力资源和矿产资源，也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获得。北海的经济结构，收入主要以出口化工产品、鲸制品、棉毛制品、手工轻纺机械为主，占北海财政总收入的八成以上，其中的棉毛原料和各类矿石主要依赖进口。北海的农牧业，除维持本身的口粮供应和工业原料，还要补充军用，因此农牧业几乎不参与对外贸易，还要不断从倭国和朝鲜进口稻米，因此北海的农牧业不仅没有外贸收入，还要补贴款项用于进口某些自身不能那个出产的某些粮食。不过这不是说北海的农牧业规模小收入少，而是不断的大幅度增加耕地面积，不停的提高粮食产量，只是连年的新移民不断消耗，而且北海的职业军队在近十年中，从数百人扩大到三万多，而且另外还在继续增加预备军和国民防卫队，这些非职业兵虽然军饷稍低，不过仍然大量消耗了北海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加之北海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规模不断扩大，分布范围扩展到海参崴这些海外领地，工矿业从业人员大量增加，北海的工商业人口占据全部人口的半数以上，这还不算军人和军属，这些非农业人口不生产粮食，还要大批消耗粮食，这才造成北海的农牧业迅速增产，但是始终赶不上移民数量增加和总体粮食消耗的提高。好在北海采取免除农业税，除非粮食和畜牧产品进入流通市场，否则不对农牧业征税，不过农牧场的产品肯定要进入市场，因此尽管北海声称不收取任何田赋口赋，但实际上以商业税的名目征收了一些农牧产品的税收，这种税率很低，因此在北海的总体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很小。相比之下，捕鱼业的产值和渔产品加工的税收明显比农牧业多得多，其份额占北海财政总收入的一成半还多，同比之下，北海的内部商业税（含征收农牧产品的商业税），占北海财政收入不足一成。还有少量税收来自印花税和其他杂项税收。
在北海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船队的同时，在标津城、钏路镇和海参崴，通过电台相联系，在三地建立了证券交易市场和北海建设基金分支钱行。不仅庄不鸣属下的一些厚利产业，连一些私人作坊也开始股权化改革，一些经营业绩良好的工厂和商铺，在会计事务所的监督下，以公开的形式分拆股权，庄不鸣的一些产业就是这样办理，然后在缴纳交易税后，把一些股票赠送给了北海军的立功官兵和北海官府的重要官吏，这些股票可以不断分红，而且在需要时也可以直接在证券交易市场套换现金。比起北海现在农牧场有限的收入，很显然从股票分红中得到的收入高得多，因此不断有大批来自民间的游资投入股票市场，大大加快了北海外贸资金的总额和循环速度。这种高速挣钱的方式，甚至吸引了来自倭国的大名和朝鲜的贵族，尤其倭国的一些大名很有钱，以往只能自己悄悄埋藏起来，不敢让幕府将军和其他大名知道，也不能自己经营工商业，自从北海商人开始推销这种赚大钱的股票，很多倭国的大名和有钱的武士，甚至富商，纷纷委托北海商人代购北海的各种股票，北海从中获得了不少流动资金，进而捏住了这些倭人投资者的七寸。朝鲜贵族主要是以国王和王族为主，最早参与了北海联合开发朝鲜各种矿产的合资企业，从中获得了不菲的红利，消息传出，没有人嫌钱多，在北海出现股票证券交易所后，很多家有余财的朝鲜贵族纷纷委托北海商人购入不断升值的北海各种股票，搭上了这班发财的顺风车，不过也把自己的利益和北海牢牢绑在了一起。前明财政因为禁海而穷困，北海则全力投入外贸而大发其财。
北海民生不仅解决了生存，正在向温饱迈进，最早的产业工人开始出现在北海的工厂和矿区，工商业，尤其对外贸易相关的工商业发展速度极快，金融资本出现雏形。北海自行锻压出品的印花钱币开始流出海外，北海的锻压技术独步天下，制造的金银铜币高度防伪，而且本身品质优秀，在北海本地除相应的纸币兑换券，其他任何外国金银币或其他货币禁止通行，来到北海交易的本土或欧洲商人，必须以自己的货物按照北海的货币计价，然后按照北海的市场价购买北海的出口货物才能成交，这其中，用金银记重兑换北海的金银币就让北海发了大财，因为不论外商带入的何种金银币或者铜钱，北海只按照其重量兑换北海金银币，这其中的利润就是非常大的，也间接推行了北海金银币的外流，后来发展到整个东方世界的海上贸易，全部以北海金银币为基准交易，而北海的金银币不是以金或者银为货币本位，而是以北海的财政信用为基准，这就占了大便宜，随着北海金银币的信用建立，连带相应的北海纸币兑换券也成为交易的部分支付形式，用纸币换取实物的戏码，绝对和抢劫一样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