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最仇视达功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达功鸿身上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光环，“达功鸿是一位英雄，光明磊落，从来不耍阴谋。”有御用学者这样称颂。不错，他不耍阴谋，他的恶行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无论喜爱还是仇恨，他都直露的表现出来。
很奇怪，这样的人可以屹立政坛30年不倒。主要是因为，对于他的敌人，他不用阴谋就可以撕碎他们；其从南美带回的两万名骨干，与他情同父子，他们依赖他，信任他，并把他当成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重要阶梯，有谁会毁去自己的阶梯呢？至于唯一能威胁到达功鸿的李颖修，他把达功鸿当成工具，可舍不得他倒下。
李颖修就不同了，他是绅士，标准的英格兰绅士，标准的英格兰银行里的高利贷绅士。此人号称在英海军中服役十年，但一直从事事务性管理，没有立下什么战功，最大的荣誉就是1812年火烧白宫的时候，抢劫效率第一。后来以此为本钱开了航运公司。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小人，一个兵匪，一个流氓。
虽然达功鸿并不为人称道，但毕竟以百战得天下，自己对儒学又有系统的见解（好坏且不论），文章也写的漂亮，就算他当时称帝大家也是服气的，毕竟改朝换代在中国没什么稀奇。但李颖修呢？他就是以卖国起家。
当年，李颖修找英国佬购买军舰，可是手上的钱不够，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构想：待他在天朝成事之后，将广东省割让给英国，并向英国输出一亿劳动力。
有御用学者站出来声辩了：“《借舰密约》中，只是将广东省划为自由保税区，允许英人自由贸易。哪里有割让之事。至于一亿劳动力，更是无稽之谈”
反思专家言之凿凿:“我看的，是大英帝国解密档案。你等愚民被洗脑了。至于后来没有割让，那是后来的事态有所变化而已。你有证据证明这些不存在么？什么？你无法证明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那就一定存在啊。”
在开普会师之后，他把自已的一万多子弟兵甩给达功鸿，就再也不管军事。整天在大都督府（共和初创以前达李二人的军政府）思量阴谋，残害民生，而共和建立以后，其最大的暴政，就是少府寺以及共和银行。
我们都知道，共和以前的历代王朝的结构都是金字塔形的国“家”，皇帝是最高的家长，而子民依据社会地位的不同扮演着这个“家”中的嫡庶长幼，而社会的细胞就是一个一个的家族，家族中又分出无数枝干，国家与家族在结构上是一致的，伦理也是一体的，“君臣父子”总是要放在一起，构成伦理纲常。宗法，宗族社会是古代中华的存在的基础。而土地，是宗法赖以存在的基础。
李颖修柄政之后，先是以“进行基础建设”名义从农村抽调了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又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对农村进行掠夺，借着“美洲饥荒”的东风，使得农村以家族为单位破产，这时，共和银行，李颖修的高利贷工具粉墨登场了。
共和开始发行一种新的定式债券：井田券。每份债券相当于田地一亩的所有权，而这些债券可以自由流通。也就是说，井田券是在在共和银元之外，又由官方发行的一种以土地为本位的货币。
农民将自家的田地抵押给银行，换得数量不等的井田券，然后将这些债券（货币）用作度一时之急。本来这也正常。等到灾害过去，大家缓过劲来，把田从银行赎回来就可以了。
可是，李颖修这个扒皮鬼，这个活阎罗，这个高利贷贩子，却在1859----1865年间毫无节制的将井田券作为正式的货币发行，其间共和银元的流通一度停止。无节制的发行井田券带来了疯狂的通货膨胀。
1859年，井田券可以买田一亩。
1860年，可以买牛一头
1861年，猪崽3只
1862年，锄头镰刀各一把
1863年，红头绳一根
1864，井田券以麻袋装
1865，井田券连等重的草纸都买不到了，因为太硬。
这时，李颖修的共和银行慨然宣布：“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井田券作废，原有共和银元也正式停止流通，共和银行以没收的满清皇室财产和多年来对欧洲输出茶叶、生丝等垄断经营所获得的白银为储备，正式实行银本位。”于是，本来不过是抵押品的土地正式被银行没收，全国土地基本实现国有化，其过程之顺利，几乎使人怀疑，“美洲饥荒”是故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迫使农民破产，进而掠夺土地。就算官方一再声称“美洲饥荒”是政策失误也欺骗不了人民。
农民走投无路。民怨沸腾，就要奋起反抗。可是，强大的共和军早已誓言“坚决消灭共和内外一切敌人”。农民，如同密封锅里的沸水，找不到出路。
正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司农寺和光禄寺给了一线希望，参加边疆屯垦团，以工偿债，还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土地。大多数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行险。于是，大批的农民拖家带口，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迁往三北地区。
这是一段血泪之路，虽然达功鸿李颖修猫哭耗子般让军队协助，但近亿人口的移民哪是军队协助得过来的。有些体弱之人就倒在了路上，为此无数人写了无数文章哀叹，由此产生了文学史上颇有地位的“迁徙文学”。而且“保民无方”的美名就此安在了共和军的头上。而在迁徙的时候，不是按宗族安排，而是采用所谓的“合理搭配”原则，将迁徙的人以“屯垦团”的方式半军事化组织了起来。而经过这样的大迁徙，无论是在三北地区，还是在内地，传统的宗法社会都被摧毁了。
达功鸿对人民（反思专家们又借用了一个“达功鸿词汇”）和中华文化的伤害如同炎炎夏日，使万物槁枯。他用十年内战推翻千年帝制，有用三十年时间将中华的思想完全打碎，一切，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被打碎。李颖修则阴毒如海水，不动声色的抽丝剥茧，让中华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脉尽断。而且他的一系列恶行都是在法律和商业规则的框架内进行的。
有这样一幅漫画描述两人的区别。达功鸿凶神恶煞般的指着人，说“我以革命的名义枪毙你。”而李颖修轻摇羽扇，笑着说：“我以法律的名义掠夺你。”
在两人死后，也就是1874年的共和，在思想和社会结构上都成了一张白纸。
人民愤恨他们，所以，决不给两位开国者冠以伟大的头衔，只使用“那两个人”来特指。有一个例子来说明人民的心态，本来，“黑色革命”是始于1861年《工业与经济整备案》，但很多书籍都把两人死后的1874年作为起始点。而为了防止暴政重现，或者说，可以及时纠正，特地规定参政的任期不得超过九年。
1844至1874，达李二人柄政的30年，在共和非官方的史书中称作暴政30年，暴政之后的人民，可以自由的选择思想的道路。他们可以重拾四书五经八股文，也可以按照《十经综考》的道路走下去，更可以开宗立派，自行解释儒学，甚至将法墨儒道和西洋思想及科学互相融合，他们将毫无束缚和负担的扬弃中华文化，而“扬弃”，正是中华文化生命力之所系。而沉重的中华宗法社会，则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乌托邦，用来反衬“世风日下”而已。总之，相对于达李二人的时代，“真的是进步了”。
注：
本来思想和社会的打碎重组短短三十年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一战”的时间点等在那里，本小说只好把进程加快。希望大家不会觉得这个过程太仓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