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钱的态度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是否能够正确地运用钱。一个人怎样使用钱——包括赚钱、存钱和花钱——或许是检测他的才智高低的最好方法之一。虽然金钱决不能作为一个人生活的主要目的，但是，它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不能从观念上加以蔑视。在实际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金钱是获得感官快乐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事实上，人性中的一些最优秀的品质是与正确使用金钱密切相关的，例如，慷慨、诚实、公平和自我牺牲精神，更不用说经济节俭的美德。另一方面，是它们的对立面，正如亨利·泰勒在他经过深思熟虑写成的《生活备忘录》一书中所指出的：“因为，正确的行为原则几乎为一个人的完美无缺作出了论证。”你可以把钱比喻为菜刀。一流的厨师可利用这把菜刀做出最好的料理，同样一把菜刀在三流厨师手上，恐怕变不出什么美味佳肴。金钱的作用恐怕也在于此吧。
很多成名成家的人物，他们对钱的使用就非常注意，有的近乎故意不与之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据他身边的侍卫长说，他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毛泽东用手摸过钱，凡是毛泽东所给予人们钱物上的帮助，从来都由他的秘书或警卫队员亲手办理。同时，他还老是提醒自己的侍卫长李银桥，千万别爱钱以防止钱对人的腐蚀。毛泽东从来不用手接触钱，这正反应出他对钱的看法和态度，这种近似故意躲避钱的行为，他是以防因之而沾染上爱财如命的不良习气。因此可见，他是没有将钱当作生命里的追求，更不要说他去做金钱的奴隶了。钱在毛泽东的身上，意义也很透彻。毛泽东一生得到了那么多稿费，其意义在于体现了毛泽东的价值；但是他所反映另一层相反意义，在于毛泽东根本没有把钱作为毕生的追求，因为他就没怎么摸过钱。
在世俗的环境里，我们往往要遇到各种各样的要正确处理金钱的事情。比如说，人有小人与君子之分，区分和衡量的标准之一就在于金钱，小人的眼里只认识钱，而没有道义，而君子的眼里却是金钱与道义并存，道义甚至超过金钱；还比如说人有高尚与卑鄙的人品之分，高尚的人品不唯利是图，而卑鄙的人格就可能视金钱如生命。当人一旦屈从于金钱，拜倒在金钱之下，成为金钱的奴隶时，他就可能为金钱生，为金钱死，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信条走完自己的一生。因此，有人认为钱财是评定一个人价值的筹码。牺牲自己来换取大量金钱根本无济于事，财富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不是牺牲幸福所达到的“目的”。若没有这种体会，就一定会陷入不幸。
工作狂、不照顾家庭的人，其选择的顺序多半第一“财富”，第二、第三才是“地位”“名誉”。这种人在工作上升迁快速，但家庭不会幸福。虽然可能升到很高的职位，但家庭却成牺牲品。如果过分热衷于工作，最后，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那就一辈子将不知道拼命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一个庸俗、低级趣味的人，可能因一时的冲动，为金钱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而一个伟大、讲道义的人，是绝对不会因为钱而毁坏自己的名誉的，是绝对拒绝金钱至上的谬论的。
13．有的钱可以不挣
假使一个人不在金钱里埋葬自己，而能用理性支配金钱，这对于他是荣耀，对于别人也有益处！
人生在世，没钱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生活里没钱就意味着不能消费，甚至得不到自己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有钱就快乐吗？那些回答完全不可能的人也许是不太有钱，或者就根本没钱。因为有钱确实要比没钱快乐的多，富裕就是比贫穷滋味要好。所以成为富有者，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金钱并不是人的所有。钱财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并不是盲目追求的目标，因此所有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的人，都是可耻的，也是不可取的。
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偏偏就有的人因为一时的痛快，而选择不正当的手段去捞取钱财，结果还不如自己当初贫困没钱的日子。当我们不能够正确地去对待金钱的价值时，我们挣钱的手段就可能走上歪门邪道。因此布尔沃·利顿说：不要轻率地对待金钱，金钱能反映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而实际上也是这样，有的人在因为收入一些不正当的金钱时，他也在出卖着自己的灵魂。所以千万不要轻率地对待钱，尤其是自己的金钱收入；而且人的挣钱，不仅意味着他金钱收入的多寡，而且也反映出他的品行端正与否。
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那么生意就不会做的长久。据柳宗元的《鞭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出售马鞭的商贾，他所出售的马鞭质量并不好，但装饰得极为华丽。鞭子值四五千钱，他却要价四五万。有个买主看见马鞭非常华丽，于是就花四五万买了一把，然后到处炫耀。结果等有一天，他的马因受惊吓而飞奔，马鞭派上用场，他用力一磕鞭就断了。于是他返回去找卖马鞭的人，卖鞭人因不愿承担责任而与买鞭人发生口角，最后全城的人都知道马鞭的质量没有过关，再无人问津。
还有就是不择手段的交易，也可能起初红火一时，后来就会萧条冷落。清朝乾隆年间，南昌城外有人叫李河赓的，开了一个点心店，一开张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没过多久，由于他对顾客服务不周，生意慢慢地就开始冷落下来。一天他看见郑板桥从他门前路过，他便急于邀请郑板桥为他的店铺题字。郑板桥是同意了，可是当他写“点心店”三个字的时候，结果把“心”字少写了一点。店主发现后，问郑板桥为什么“心”字缺了一点，郑板桥解释道，以前你的生意红火是因为点心店的心有心，而今天你的点心店没有心了，所以生意自然就萧条了。店主一听，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由于不择手段而冷落了顾客。经济的运作就是这么无情，它要求供给者必须根据消费群的需要来服务，所以一切不择手段的交易都会行之不远。
时下也有这样的教训，在周围生活中比比皆是，被评为二零零二年发生在中国的十大要案，哪一个不是因为金钱而伤天害理。河北省的药品批号翻新案、浙江省白糖搀和硫酸案、四川省伪造瘦肉精、山西省煤矿瓦丝爆炸案、刘晓庆偷税案等等。
成功的人接受金钱，但从不接受非法的收入；失败的人贪婪金钱，以至不择手段。
14．不做感情俘虏
能征服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被情感所征服的人，终将被视为可靠人。
不因自己的私人感情，包括：友情、亲情、爱情等情感，而去改变自己的处事态度与处事观点，是一种理智的做法，同时也是一种伟人的举动，更是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必须具备的良好心态。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儿女私情、手足之情、伦理深情渗透到处世原则当中，那么事情的处理会有失偏颇，远离公正的砝码；而将这些感情屈驾于处事原则之下，那么他就可能公正地处理问题。所有成就事业，做出惊天动地之大事的人，一定是一个不为感情所左右自己行为的人，也唯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向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感情俘虏，就是被感情所左右的人，他凭着感情办事，细究起来有点感情用事的意味。不做感情的俘虏，就是要不以自己的感情为先，也不因感情为处理事情的准则，不感情用事。堪称东方巨人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这样从不感情用事的圣人。
不徇私情量才录用，是一英明领导的明智之举。孙中山就是从不因私下的情谊而乱用官员的民国大总统，他对他大哥申请做总督的拒绝就是其中一例。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早年侨居美国，通过努力创建了丰厚的家业，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大多经费，就出自于他的家产。为了资助其革命事业，他耗尽全部家产，并加入了兴中会，直接参加了组织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按道理讲，孙中山的哥哥，在资格和功劳上都可以成为革命党的要员，可是当武昌起义胜利后，广东光复，有人拥护孙眉为广东都督。孙中山对孙眉婉言劝说：“政治非大哥所长，大哥勿涉足政坛。”
当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他陆续收到广东各方人士推举孙眉任广东都督的电文一百多封，当时九部部长之一的蔡元培也是热心支持之一。孙中山在就任总统的第十天，复蔡元培一信说，任人“唯才能是称”，同时电复广东各界，解释不能委任大哥的理由，说：“爱之适足以害之。”甚至等到他大哥亲自出马要官时，他却说他也要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务了，这使得孙眉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此后还有好多举荐孙眉之事，但孙中山始终没有念及在手足之情上录用孙眉。
孙中山不仅拒绝过他的兄长进职一事，还在三大政策一事拒绝过岳父的要求。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八年后的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住所第一次接待了他的岳父宋耀如。宋庆龄无比激动地迎接了父亲，父女两人高兴极了。在孙中山的礼让下，宋耀如落座沙发，可他开口却说他是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来向总理进谏的，使得孙中山莫名其妙。
原来宋耀如确是受国民党一些元老之托，前来询问孙中山是否真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对此事进行劝阻的。孙中山立即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孙中山并对此解释说，这是从过去拜欧美为师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民族主义就是不受异族统治，苏俄革命后，列宁立刻废除了沙皇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待我平等。实际上列宁主张共产主义的初期目标社会主义，和我的三民主义天下为公极为相似。
之后，他们又经过三番五次的辩论，孙中山在观点和辩论上都是寸土不让，他完全将他们之间的感情和伦理关系拒绝在外。宋耀如见孙中山坚持三大政策那样坚决，知道劝说无望，只得带着对孙中山的不满悻悻而去。
感情用事是一种非理智的表现，是一种有悖于办事原则的处事态度。是一个要正确办事者必须拒绝的处事态度。现实生活中，是自己的子女就不管才能如何而委以重任，是自己的情人就金屋藏娇而捣乱朝纲……凡此种种，都是情感俘虏的杰作，它不但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而且容易引起义愤填膺的公愤。倘若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就千万不要步感情俘虏的后尘。
15．不做替罪羊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
社会道德要求人类各负其责，凡是逃避责任的行为，都是道德所不允许的。而社会风气又不可避免地滋生着不道德行为，让人做替罪羊就是其中之一。要人做替罪之羊，就意味着当事人洗脱罪名，无事者蒙上不白之冤；该负责任者逃之夭夭，无责任者却无辜受害。很明显，当一个替罪羊进入角色时，该负责任者已经隐匿了真身，在外界人的眼里替罪羊是毫无疑问的罪魁祸首。正因为替罪羊的无辜与可怜，我们就必须加以警惕，防止成为替罪羊的角色。
在替罪者与被替罪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共同点，替罪者是纯粹地被害，他是被替罪者的傀儡。在纳粹的反犹浪潮中，爱因斯坦从德国逃到了美国。他有一个老朋友叫魏兹曼，当时是日内瓦的化学教授。他们两人都对自己同胞的悲剧处境表示关切。
魏兹曼后来成了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九四八年，犹太人国家以色列成立时，他当选为第一任总统，第二天就向阿拉伯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上百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
后来到一九五二年，魏兹曼去世时，推荐了爱因斯坦为他的继承人。可是爱因斯坦拒绝了，因为他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不能做过去纳粹曾经做过的事情。两天后，他在报上庄严声明：爱因斯坦拒绝担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如果爱因斯坦不加拒绝，他就成为一个不热爱世界和平，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一般人，可是令人敬佩的是他做的与之相反。
爱因斯坦拒绝一切不和平的行为，在他与爱人、朋友之间划开了一段情感距离。他拒绝了祖国的邀约，也拒绝了亲人的接近，拒绝为世俗所珍视的、日常的爱抚与温情。他曾经这样写道：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觉正与日俱增。
由于某种原因，替罪羊在进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就他本心而讲，他不一定是情愿地去接受，而是替罪者在开初是浑然不觉的。尽管后来有所发现，他已经身陷囹圄，追悔莫及了。可是应该肯定的是，一个替罪羊进入角色时，他是可以做出自由选择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成为，也可以不成为。国民党的主席李登辉，就是不做替罪羊的一个典范。
由于“双十二事变”的羞辱，蒋介石一气之下把张学良将军扣押，直到他死时也没有让张学良再见天日。一直到李登辉继任国民党主席，张学良才得以自由。张学良的扣押，意味着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少了一股抗日力量，泯杀了一颗伟大而可以凝聚民族力量的民族心。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这毫无疑义是一种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人人都为张学良将军鸣不平。因此这一罪责直到张学良出狱而没法推卸。
当蒋介石走下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后，张学良“兵柬”已经不再为谁憎恨，没有人将它当作寄有个人恩怨的事情来看待。“西安事变”是历史中具有进步意义的事件，是抗日联共的转折点，是抗日洪流前进的一个动因，因此继续扣押张学良就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仔细想想，不但是李登辉，就是换了别的接班人，他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讳，去追随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充当蒋介石的替罪羊，剥夺张学良将军的自由。
本着自己的一点良知在社会上生活、学习、工作，做一个好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在自己的努力之余还加上别人的陷害，我们就再冤枉不过了。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端正、品质高尚，在与他人的合作共事时，多转几个弯，别让别人将自己涮进去，别去当别人的替罪羊，那样算是对得起自己苦心经营的人生。
16．让三分心平气和
让三分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天空。暂时的忍让不等于没有出息，而是争取事业有成的一种好心静。
人人都有自尊心，人人都有好胜心，你要与别人联络感情，就要处处尊重对方的自尊心。因为要重视对方的自尊心，则必须抑制你自己的好胜心，从而成全对方的好胜心。抑制自己的好胜心，实际上就是拒绝自己显名在外的心切，拒绝自己不给别人留下坡路的要强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