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霞
我的外祖父是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古董商，有些珍贵的藏品甚至在美国最大的博物馆都找不到。但世事变迁，到我母亲这一代，家境已经急剧衰落，母亲嫁给我父亲时，口袋里只有五十美元和随身携带着一口上了锁的小小的红木箱子。我童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傍晚坐在那架老跑调的脚踏风琴前，听母亲一边弹奏忧伤的民歌，一边讲外祖父那些早已不存在的古董后面的传奇故事。
我的父亲那时候只是一名小公务员，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为了改善窘迫的处境，父亲找银行贷了一些款，准备和两个朋友在郊区合伙办一座小型的养殖场。但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两个所谓的朋友拿到父亲的钱后，竟然从此无影无踪。后来父亲才知道，那两个人都是吸毒成瘾者，合资办养殖场不过是他们为了攫取我父亲的银行贷款的一个骗局。
经此打击后。父亲变得意志消沉，头发一夜之间白了许多。那时候，曾在一家超巾了作的母亲也失业了，家里的经济显得非常拮据。我常听见父亲在深夜里长吁短叹。有一天，母亲打开了那口从不让我们碰的红木箱子，她从里面拿出几件造型异常精美的工艺品，然后微笑着对父亲说：“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嫁妆，是十三世纪埃及祭祀用的神器，你拿去文物市场上卖了吧。如果所得的钱还有剩余的话，你就拿去炒股，上帝永远在我们身边，一叨都会好起来的！”
父亲想不到母亲还收藏着这么值钱的古董。他深情地吻了我的母亲一下。那天，父亲还破例带我们全家人去海边踏浪。父亲用卖古董换来的钱还了银行贷款，剩下的他全部投到了股市。然而。祸不平行，一场席卷全美的金融危机父亲购买的股票成了一堆废纸。他再次亏得血本无归。父亲急得欲跳楼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穷光蛋了，他再也没有了奋斗的信心。
这时候。母亲又搬出了她的那口红木箱子。她幽幽地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太穷，我还有一幅达·芬奇的画《樱桃树下的午餐》，值很多钱，但那是最后一幅名画了，也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仅有的纪念物。你得答应我，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能卖掉它！”
父亲看着母亲变戏法似地从神秘的红木箱子里拿出那幅达·芬奇的名画《樱桃树下的午餐》在他眼前晃了晃，他再次深情地拥抱了她，泪水止不住地从他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
父亲又开始了奋斗。为了积累原始资本，他利用工作之余四处兼职，他甚至到殡仪馆给尸体整容。许多有钱人看不起父亲卑微的生活方式。他们找尽一切机会羞辱他。有一次。父亲给一家富翁的花园剪草，不小心剪到了自己的指尖，鲜血涌了出来，但让人非常气愤的是，那个富翁仅没有安慰父亲，反而责怪父亲流出的血把家的花弄脏了。每每想起这些，父亲就委屈得泪光闪烁，有好几次他真想把那幅达·芬奇的名画给卖了，然后过一种不再低三下四的生活，但父亲是那么深爱母亲，他不愿意将她父亲留给她的最后的纪念物卖掉，于是，父亲只得自我安慰：我不想卖掉那幅名画，是因为我不想让妻子伤心啊，但其实我并不是真的穷得一无所有！
父亲的诚恳与执著终于赢来了好运。一位地产商热情地邀请父亲加盟他属下的公司，父亲权衡再三后答应了。很快，父亲在那里的事业蒸蒸日上，半年后，他就升为公司的高级管理职员。两年后，父亲从那家公司辞职，自己独立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亚洲的韩国和日本都有他的生意伙伴，父亲拥有了富豪拥有的一切东西：高级轿车、花园式别墅、漂亮的写字楼……
父亲曾说，是那幅达·芬奇的名画给了他无穷的力量，让他在落魄失意时，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而绝望地放弃最后的努力。他请求母亲把那幅画拿出来，装裱一新后挂在了富丽堂皇的客厅墙壁的中央。
春天的一个黄昏，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他是一名文物拍卖商。见到那幅达·芬奇的名画《樱桃树下的午餐》时，文物拍卖商的眼睛惊讶地睁大了，但观察良久后，他肯定地对我父亲说，这绝对是一幅赝品！父亲当然不相信，他认为妻子出身于古董世家，不可能看走眼。但我的母亲在一旁微笑着说：“这幅画的确不是达·芬奇的真迹。”“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父亲有些生气地问，也许他认为将一幅赝品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母亲解释说：“如果你早知道它是赝品，你还会有奋斗的雄心和今天的辉煌吗？很多时候我们一蹶不振，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行；而是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穷得没有了任何可供重新崛起的资本。其实，只要还拥有勇气和信心，我们就永远不要说自己是一无所有！”顿了顿，母亲又深情地说：“我的父亲临终前特意馈赠给我这幅赝品，他预料到它也许会在你将来可能的失败中发挥作用。可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也是一份巨大的财富！”
在母亲温柔而坚忍的凝视中，父亲泪如泉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