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陛云在《诗镜浅说》里谈到他曾“两游此寺，在空心亭，凭栏小憩，山容鸟语，不异当年，洵千载名蓝（寺院）也。”他说米襄阳（即米芾），所写的诗碣还在禅堂。“照”字写作“明”字。他说用“明”字比“照”字好，因为“此诗‘悦’字、‘空’字，其平仄声不用谐律，则作‘明’字为佳。”他分析此诗妙在“曲径”以下六句“愈转愈静……由曲径至禅房深处，惟有鸟声潭影耳。鸟多山栖，而鸟性用一‘悦’字；水令人远，而写人心用一‘空’字，名句遂传千古。末句惟闻钟磬，所谓静中之动，弥见其静也。”
§§§第17节康熙《濠濮间想》诗的艺术构思
沿热河泉的北岸西行，经“萍香泮”旧址，过“甫田丛樾”，约一二百米，便是“濠濮间想”了。这是一座六角亭，现已重修一新。但是只有顶盖栏柱，却没有轩窗了。看着柱上的介绍板，念着康熙的诗和小序，不觉生出一个疑问：这序文和诗句只写出“濠上”的乐趣，却没有点出“濮上”的含意，难道是一时疏忽，还是由于无知？我渐渐悟出，康熙为此大概颇费了一番神思吧？
澄湖北岸的六角亭建成了。康熙与侍卫从臣来到亭前，看着葱郁的林荫，鹰翔苍空，鱼浮水上，听着悦耳的鸟鸣，君臣陶醉在山光水色之中。康熙环视左右：“亭已落成，题个什么名字好呢”经过一段讨论之后，便集中在两个争议上。一个说：“这里水静鱼游，似与我君臣共乐，就用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典故，叫作‘濠梁之乐’吧？”另一个说：“这里还有林木之秀，光说‘濠梁之乐’似乎还不足以概括这一带风光。《世说》上谈到简文帝游华林园时曾说过：‘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觉鸟兽鱼禽，自来亲人。’这不正可以形容我们君臣今日的游园之乐么？叫‘濠濮间想’，如何？”大家都被后一个说法折服了，便异口同赞：“好，好！既有群王游园之意，又含林水禽鱼之趣。”康熙在一片赞颂声里也微微点头称是，于是挥笔提额曰：“濠濮间想”。
每建成一座亭阁，康熙便题诗一首。今天也不例外，他在“延薰山馆”，翻阅着《世说》原文，回味着白天游园题额的情景，刚要提笔写诗，又停下了。他忽然想到：不妙！简文不是东晋被桓温当傀耍的那个短命皇帝么？在位不过九个月。赶忙打开史书一看，唉呀呀，历史真是无情，对简文竟作了这么一番嘲讽的介绍；好虚浮，讲穿着；好读古书，却不讲卫生，案上积尘多厚了也不拂拭，仍然处之自如；善清淡，却毫无济世才略，所以谢安把他视为如惠帝之流的废物。而惠帝又是何许人也？康熙又翻到西晋惠帝条；
“帝为人憨（愚痴），尝在华林园闻蛤蟆，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左右戏之曰：‘在官地者为官，在私地都为私。’”
“时天下荒饥，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权在臣下，政出多门……”
康熙再也看不下去了，拍案大怒：这群混蛋，怎能把朕和这样的废物相比？恨不马上把这个起“濠濮间想”名字的大臣叫来，斥骂一顿。不，康熙又一次停下了，继续查书，他有个习惯，遇到一个难题，不抠到底，誓不罢休。他读书经常到深夜。有一夜他在江南燕子矶舟中，读书至三鼓，侍臣劝他：“圣躬过劳，宜少节养。”他却说：“腾自五龄受书，育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
他想到“濠上之乐”出自《庄子》，早就读过，很熟，甚至还能背诵出：“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所以黄庭坚诗曰：“乐莫乐于濠上。”可是，这个“濮上”又何乐之有？《庄子》上虽有“庄子钓于濮水”但是，不是说庄子在寻乐趣，而是向楚大夫表示：宁可“曳尾于涂巾”苦，也不愿“留骨而贵”去王朝当官。“濠濮”怎能连在一起谓之“间想”？“间想”看，幽阀之想也。于是遍查古书，看看这濮水到底谁人曾发生过乐趣？他查了《说文》，又查《水经》，又查《广舆记》，都说是水名、地名。可这濠和濮怎么会连在一起的呢？啊，对，濮既是卫国都城，再查查《地理志》吧：濮，“卫地，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而野生好气任侠，有濮上风。”好个“好气任侠”，不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治武功，乃治国之道。可是，这和风光景色又有什么关系呢？再看：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丞聚会，声色生焉。”《注》：“阻者，言其隐隘，得肆其淫僻之情也。”
康熙仿佛又记起《礼记》上也有过这么一条，一翻检，看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不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阑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
看到这里，康熙再也翻不下去了，闭目深思：“啊，简文，原来‘濠濮间想’竟含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今天联算上当了！”但是，康熙的性格是从不服输的，他总善于转败为胜。此时，他很快地从纷繁靡乱的思绪中醒悟过来，想道：“腾是马上得天下的圣君，岂能受简文、晋惠之诬？我把这四个字重新赋予新意，后人看了谁个敢把朕视为晋帝？”于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
小序曰：
“清流素练，绿岫长林，好鸟枝头，游鱼波际，无非天适，会心处在南华秋水矣。”
他把“会心处”一下子引导到庄子秋水篇的哲理境界中来，一扫“桑间濮上”的晦气。
随后，他开始写诗了。他想，濮地盛产长节竹，竹节相距一尺左右，谓之“濮竹”。朕何不借用王羲之《兰亭序》上的词儿：“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于是，写出第一句：“茂林临清流”。一转念，不成。“清流”是动态的水，而这澄湖的水是平静的，平明如镜，顿时又想起庄子的话来；“人莫鉴于流水，当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于是把“清流”改为“止水”。这一改不只能表现出澄湖的娴静之美，而且还有深意寓其中。这水“能止众止”，能使一切不安的都安静下来。南平“三藩”，北驱罗刹，西除噶尔丹，东定台湾，这不正是朕功的体现吗？没有这南征北战的武功，怎么会有今日的山林鱼水之乐，身心安泰之福？于是第二句写成：“间想托身安”。简文算什么东西，短命鬼！朕八岁登基至今五十余年，国泰民安。真做到了子产说的那样：“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几十年来，腾远施怀柔之策，近用保民之道，使天下黎民百姓都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在《暖流喧波》中曾作过描述：“怀保分流无远近，穷檐尽诵自然歌。”怀保二水汇成永定河，这里澄湖又是止水，确实“能止众止”永远安定啊！看眼前，飞鸟游鱼多么安乐自得，这不和朕治下的臣民一样么？“飞跃禽鱼静，神情欲状难”啊！一口气把末两句写完。把诗稿捧起来，吟诵着：
“茂林临止水，间想托身安。飞跃禽鱼静，神情欲状难。”
他抬头对镜，会心地笑了。
§§§第18节写小景与写大景——读杨万里的两首荷花诗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绝句《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写景抒情，前一首清新宁静，后一首奇丽不凡，脍炙人口，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杨万里（1124或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江西吉安市）人。他与同代诗人尤袤，范成大，陆游被誉为“南宋四大家”。他的诗有二万多首，但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他的诗清新活泼，平易自然，善于写景抒情，他在《自序》中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大词人姜夔也称赞他：“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说明山川景物都能被他描绘得惟妙惟肖，形象毕露，所以山川唯恐见到他，一见到他，就无以藏身了。他虽然也写过一些关心国家人民的诗篇，但远不及陆游的成就大。著有《诚斋集》。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首写小池的绝句，人们爱吟后两句，因为他写出了初夏荷塘特有的小景；嫩绿的荷叶刚露出尖细的叶角，卷曲着好像小小的绿色羊角。在叶角上早有轻捷的蜻蜓伏立了。清新宁静，令人遐想神怡。
其实前两句写水色也很有特点：不是死水，是一池活水。这泉眼看不见翻花冒滚，也听不到潺潺水响，可是却有湲湲细细的水流。一个“惜”字，增强了对细流的深情，岸上的碧树浓荫倒映到水面，水光又反射到树荫上，虚恍恍，轻袅袅，多么晴柔可爱啊！水，在活动，不是大动，而是“细流”；树，有浓荫，不是阴暗，而是映照有光，不是耀眼，而是“晴柔”。
绝句《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如果说《小池》专以写小景取胜，那么这首咏西湖的诗则是以写大景见长。
一般即景抒情诗，都是先写景后抒情或议论。这首诗却一开笔就赞叹议论；六月的西湖风光啊，实实在在与四时不同。六月本是夏季，为什么说“风光不与四时同”呢？这个不同既指与别处的风光不同，也在说六月的西湖也不同于它本身春夏秋冬的风光，这个夏应是除六月之外的其他两个月。六月的西湖风光这样奇丽不凡，究竟什么样呢？
三、四句则做了具体的描绘：满湖菏花盛开，不说明有多大，但见莲叶接天，望不尽的碧绿，菏花映日，分外红艳可爱。“接天”极言莲枝高耸挺立，“无穷”极写莲塘之广阔无际，“映日”，极衬菏花之光泽闪烁，“别样”，极显菏花之红艳多姿，西湖能盛下这么多菏花莲叶，这湖该有多广大啊！别处有吗？没有，这是一个不同；其他几个月有吗？没有，这是又一个不同。这月中的西湖就是这样“无穷碧”，“别样红”。读后，使人胸襟多么开阔！这与“小荷才露尖尖角”一比，真是另有一种壮丽之美。
§§§第19节一回拈出一回新——读元好问《论诗》札记之一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我认为这是元氏论诗的结晶，可是却遭到误解：说什么艺人的才华技艺就表现在一枚针上，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对外是不透露的。这是因为未能领会到诗论的题旨主要在论述“一回拈出一回新”的问题。
“一回拈出一回新”，这是诗创作如何出新的大问题，元好问在《诗论》中有很多阐发这一创作原则的精辟论述。
首先，他提出要“晕碧裁红点缀匀”，就是要诗人在创作时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才能技巧，倾注出全腹激情，想尽一切办法，把诗写好，达到自己认为最满意的程度。因为自己在发展，在一天天提高，每提高一度，写出的诗便高一度，别于过去的低一度，所以才出新。元好问咏杏花诗词数十首，就是他创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例证。《杏花杂诗十三首》可以说是“晕碧裁红点缀匀”的早期产品，写尽了杏花的风流美态。这是不是已将杏花之美写到极致了呢？读他九年后的杏花长诗，看到他更进一步将杏花喻为“乳儿粉妆”“里中处女”“十里罗绮”，更加多情感人，因而也更加惜春爱花：“芳苞一破不更合，且看锦树烘残春。”已预感到国破家亡。当金亡前夕，更深感“残阳淡淡不肖下，流水溶溶何处归”！而《荆棘中杏花》竟活画出金亡后杏花“喻文人学士”的种种不同遭遇：有的“新宠贮金屋”，有的“远嫁愁清笳”，有的“萦帘指床席”，有的“漂泊沾泥沙”；亡国后的凄惨景象：“黄昏人归花不语，唯有落月啼栖鸦。”避难回乡在伯夷叔齐庙前又借“山中又双朵”的杏花抒发了不仕元的爱国情怀。在《江城子》中又借杏花抒发了爱惜人才的深情厚意：“传语春风留客好，莫容易，便吹残。”元好问写这么多的杏花诗，之所以能“一回拈出一回新”，正是由于他每回“拈出”都是发自内心深处苦心经营的结果。
其次，要“鸳鸯绣出从教看”，创作出新作品要请诗友观赏提意见，根据意见加以修改提高，又会一回比一回新的。别人的意见对与不对，都会有启发的。但做到这点颇不容易。写诗的人，大多是内向性格的，自尊心很强，总好自我欣赏，别人给提个意见，承受不住。这样长了，闭门造车，就很难得到提高。所谓“坎井鸣哇自一天”，局限于一己的小天地之中，就达不到“江山放眼自超然”的境内外地。杜甫讲究“转益多师是汝师”，要与朋友经常“把酒细论文”；白居易写诗常寄给好友元稹、刘禹锡，与之唱和，甚至念给老妪听，征求老妪的意见，苏东坡把新词交给歌女演唱，让她们帮助修改；辛弃疾请晚辈给自己的词提出批评，都是“从教看”的范例。现代大将诗词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在出版社出书，给众多读者吟读，其中也有个听取大家批评以便修改提高的目的。
第三，要做到“眼处心生句自神”，要从一己的实际生活体验或感受出发，写自己熟思过感受最深的。“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东晋诗人谢灵运只能写“池塘生春草”这种士大夫游山玩水的诗句，他不能写，也不该写他没有生活体验过的“柴烟粪火”的生活题材。元好问虽与陆游、辛弃疾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也绝对写不出陆、辛那种慷慨请缨的爱国诗篇，而陆、辛绝对写不出元好问亲见亲历的丧乱诗。诗人只能各自写各自生活领域内的感受，这样才能写出别人没经历就写不出来的独具一格的好诗，这才能写一回新一回。没有生活，没有感受，勉强凑句，是写不出新诗词来的。
写咏古诗也同样要“眼处心生”，发一己之幽思，不要人云亦云，外黄道中有楚王庙，王安石曾有诗嘲笑范增：“剿人七十漫多奇，为汉殴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嘲范增不自半山始，唐时周县咏史就曾写过：“智士宁为暗主谟，范增不曾读兵书。平生心力为难尽？一事无成空背疽！”可是元好问外黄楚庙却写下了（为范增解嘲）：“一怒屠城一留城，书生刚为范增羞。军中老子关何事，付与儿曹调沐猴。”元氏提出了与唐宋诗人的不同看法，认为范增在项羽麾下虽称亚父，但是项羽事事不听范增的谋划；范增在楚军中只是供儿辈调弄的沐猴而冠的一个腐朽老儒罢了。可以说元好问的诗，已由现象看到本质了。这样的诗岂有不新之理？
第四，要“奇外元奇更出奇”。《白石道人诗话》曾对“奇”字作过透彻分析：“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奇，不是猎奇，追求怪异，而是出奇制胜之奇，使人惊叹之奇。苏东坡在《自评文》中说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有这样生动的描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审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元好问《同儿辈子未开海棠二首》即可称为奇诗。奇就奇在道出诗人所不曾道。前人大多把海棠比作美人，或以之喻自身，爱她护她，愿她莫受风雨的摧残；元氏诗没有停留在消极的惋惜或担心上，他更进一步教导启发海棠新蕾要学会自己爱护自己，要永远保住“生红”的青春本色，不要让露水浸染洗去一点一滴红颜，甚至要“深藏”在“重重”“新绿”的“枝间”，永不“轻吐”“芳心”。“且教桃李闹春风”，你也不要去争奇斗艳。诗的境界也在层层加深，真是奇外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