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形象光辉的榜样（代序）
张旭光中共孝义市委书记
郭保平孝义市人民政府市长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吕梁山的儿子》这本记述马佩勋同志传奇人生的书问世了，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马佩勋是吕梁山的儿子。他出生在背靠吕梁山的孝义市碾头村。1931年夏，马佩勋参加了诞生在吕梁山的红军晋西游击队，后在陕甘宁地区转战数年，成长为一位能征善战、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1936年春，红军渡河东征，他回到吕梁山，带领上千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冬，他再度回到吕梁山，奉命开辟地方工作，很快把晋西地区抗日的群众革命烈火烧得轰轰烈烈。从吕梁到太岳，由晋西跨晋南，在山西的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新中国成立之后，马佩勋走出大山，先后为新中国的工运事业、政协工作，为祖国西北边陲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法工作和维护回汉人民的团结，整整奋斗了34个春秋。马佩勋的一生，充分展示了吕梁人的性格和情怀，不争名，不图利，不论职位高低，永远是那么忠厚、忠实、坚定、坚毅，不怕牺牲，勇于进取。马佩勋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是吕梁人民的骄傲。
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几经努力收集有关资料，多次走访、调查，终于对他的一生有了基本的了解。这本《吕梁山的儿子》，就是他们工作的结晶，资料虽然不算十分丰富，但却是十分真实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佩勋同志的高尚情操和美德，看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人生。马佩勋同志不愧是我们孝义人、吕梁山人的杰出代表。
这些年来，我们市在向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党史教育和党的传统教育中总离不开讲述马佩勋同志，马佩勋同志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学习，推动我们的党员教育工作。马佩勋同志的精神将激励我们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
马佩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8月
吕梁山的儿子——记马佩勋同志传奇的一生
王春吉
1984年12月11日，马佩勋同志在银川病逝，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机关为其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追悼活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及党和国家有关领导致电吊唁，银川回汉人民对马佩勋同志寄予深深的怀念。
“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
马佩勋（别名马英），1906年生，山西省孝义市碾头村人。因家贫，只读过四年私塾，14岁就外出谋生，当过学徒、店员，最后进太原兵工厂当了工人。由于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凌，马佩勋很早就参加了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并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逐渐懂得了“穷人要翻身，只有实行共产主义；工人要有饭吃，必须团结起来，打倒军阀、资本家。土地归了农民，工厂归了工人，穷苦人才有出路”。于是，1931年夏，当闻悉晋西吕梁山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时，他当即就约了数名工人兄弟从太原赶回孝义西宋庄（现归交口县）投奔了晋西游击队。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已在井冈山会师，开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这个形势尚未形成。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华暴动失败后，不得不转入农村。而阎红彦、杨重远等则转入山西吕梁山区，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建立了红军晋西游击队，开始走上了山西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
晋西游击队初建时，主要成分是陕北的一批青年学生，马佩勋等工人兄弟的加入，成了这支部队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马佩勋，回到土生土长的孝义山区，犹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游击队出发时，他不是自任向导，就是勇当尖兵。在吕梁山里打土豪、分浮财、逼官府、除恶霸、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建立游击队武装的斗争中，马佩勋纵横驰骋，大显身手，很快就当上了尖刀班班长。有一次，马佩勋给游击队带路，打了孝义碾头村的大土豪武世恭，武家缴出3万块白洋，才获释放。这些钱，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但武家从此更记恨马佩勋。阎军围攻游击队时，武世恭扬言说：“抓住马佩勋，要腰断三截。”马佩勋真正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到1931年秋，游击队已发展成一支百余人的红军武装，开辟了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和2000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包括孝义、汾阳、离石、方山、兴县、临县、中阳、石楼、隰县、介休等县全部或部分地区在内，游击根据地北起离石王营庄，南至孝义西宋庄、楼底，东达汾阳县城，西到石楼县水头镇，人口10万余人。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成了对反动政府的“严重威胁”。当权者调集重兵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孤军作战，无法继续坚持斗争。于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山西省委（这时已遭破坏）的预先指示，决定缩减兵员，西渡黄河。领导征求马佩勋的意见，他当即坚定地表示：“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马佩勋就这样成了晋西游击队这支北方最早的红军武装30名西渡黄河的队员之一。也就在这次行军中，马佩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佩勋由尖刀班班长先后升任分队长、中队长、团政委，成了一名在创建晋、陕、甘革命根据地战火中叱咤风云的英雄。
“我离不开党组织！”
晋西游击队过河后，很快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队伍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在陕北特委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晋西游击队经过寨儿山、玉家湾和瓦窑堡、雁门关、野鸡岔等地的一系列战斗，1931年秋终于到达陕甘边的南梁，找到了刘志丹同志。12月初，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领导这支部队。1932年，先后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26军。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在陕甘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震撼了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唤醒了广大的劳苦群众。
这段期间，马佩勋在战火中纵横驰骋，立下了赫赫战功。曾独自打入敌军车奉夫部队，徒手解决了车奉夫司令部和南梁堡民团，并组建了广阳游击队。他奉命带一个分队坚守大部队存放粮食、战利品和驻扎修械所的薛家寨，使敌不敢轻举妄动。他还曾带着仅有两支土造枪的数名游击队员深入佳县地区，组织了木头峪暴动，抓捕了民团团长，缴获枪支、钱财。成立了陕北游击四支队，创建了吴堡、佳县、绥德交界的革命根据地。
在战火中，马佩勋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一次，特委派马佩勋等3人化装成商贩给活动在神木河一带的陕北游击3支队送枪支等武器。临到游击区边沿的张家沟时，遭到了冒充税务人员的恶霸地主张宗昌的检查，马佩勋等再三解释说：我们刚从山西过黄河，什么东西也没买到，这次检查就免了吧！争执中，前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张宗昌执迷不悟，一把抓住藏有枪支子弹的行李袋不放。在这千钧一发的情况下，马佩勋敏捷地掏枪对准了张宗昌，大喊一声：“不准动，不老实就要你的命！”张宗昌撒腿就跑，马佩勋一扣扳机，正好打中张宗昌的脑袋，结束了他的狗命，为群众除了一大害。从此，游击区及周围地区再也没有人敢于盘查出入人员了。
其实，早在攻打燕子窝的战斗中，马佩勋的枪法就出了名。那次战斗打响后，马佩勋带20多名战士冲进“城”去，把住“城门”洞，敌人一进“城”，就被他们堵在洞里缴了枪。这时，副大队长刘明德被敌人打中，临死前把枪交给了马佩勋。马佩勋持双枪左右开弓，冲进城门东面的大庙，不料被藏在庙里的敌人打中了手臂，马佩勋顾不得包扎，一下蹿到墙边，从窗口扔下去几颗手榴弹。随着一阵烟雾，躲藏在庙里的敌人纷纷缴了枪。
由于马佩勋枪法好，又沉着冷静，因此，1934年7月，陕北特委组建特务队时，马佩勋奉调担任了特务队政委，负责保卫特委机关的安全和完成筹粮筹款的任务。
马佩勋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与他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分不开的。
初到部队，马佩勋是靠着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地主、资本家的刻骨仇恨冲锋陷阵的，缺乏高度自觉的政治觉悟。因此，一度当战斗失利、部队士气低落时，他怀疑部队的前途，曾离开部队去独闯天下。但他很快发现，离开党的组织，靠个人英雄主义是无法坚持革命的。所以时间不长，就主动返回部队，承认了错误，并要求处分。后来，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首长的热情帮助下，他的政治觉悟迅速得到了提高。很快成长为一名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团结群众的好干部。他很会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佩勋不仅先后担任游击队队长、中队长、副支队长这些军事职务，而且先后担任了陕北特委特务队政委、游击四支队政委、陕北红一团政委等政工职务，真正成了红军队伍中一名军事艺术精、政治工作强、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员。
但是谁能想到，1935年的一天，就把刚刚带队消灭东北军一个师，胜利打完崂山战斗，风尘仆仆从战场上下来的马佩勋给扣了起来，逼其承认是右派叛变，关了3个多月的禁闭。
大难不死，马佩勋恨透了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做法，但对党的组织却始终忠贞不贰。一放出来，立即接受组织分配，到中央西北局任干事，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他说：“党是我的救星，我离不开党组织！”
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时，马佩勋奉调参加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任组织干事，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吕梁山。短短几个月，马佩勋在灵石、隰县之间的双池镇一带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并前后组建4支游击队，为部队扩军千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部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用卓越的工作成绩证实了自己对党的耿耿忠心。
“干革命，就要坚持不断学习！”
1937年抗战爆发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马佩勋又奉调第二次回到吕梁山任中共晋西特委书记，担负起了开辟晋西地方抗日工作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