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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以及在艺术风格中，礼貌和沉着就是自由心灵的明智印象，因为二者皆源自万物的精心塑造，这些事物无论情感是什么，都不会被卷入困惑或枯燥。无论何时，日本人总是拿英雄行为来说礼仪。一位作家可以从他的生活中获取思想，这样或许就能锤炼他的写作技巧，这样的作家或许会发现，在日常礼仪方面有比他更优秀的人。他会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是言辞和论点中带有高贵血统。他的确是礼仪标准的创造者，因为他如同某位神秘的朝臣一样，能够知道古代记录。神秘朝臣从时间的腰带上偷走钥匙，在他喜欢的金碧辉煌的古代宫殿里漫游。
有时，他或许能得到许可，戴上丑角的系铃帽，或者甚至拿着疯子的稻草，但是他从未忘记过随身带着印章和签名。他总是有着有教养之人的自由，从小就培养文字的鉴别力，这让他能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主题，不像亚麻布制品商，他们总是被迫在谈话中保持严谨。如果他不自由，那谁应该自由？他人没有一种持续的、从容的、自我愉悦的幸福——风格，“文学中唯一永恒的事物”，正如圣佩韦所说，一种仍未耗尽的能量，毕竟，论点或故事需要；在实现当即目的之后，一种仍完整的快乐——把这融入最个人、最固执的激情中，使文字、声音、事件变得理想化。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之时，就是玩弄力量之时，这是手艺人和他的手艺之间的秘密。这与他的本性密不可分，以致他让它占据了主导地位情感的绝大部分；这也与死亡密不可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最后的黑暗向他们靠拢之时，他们会表现出狂喜。这种狂喜呈现在战败的世界面前，一半是悲伤的自我屈服，一半是最后玩弄并嘲笑胜利之剑。
在逻辑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就像安排文字，就像采用夸张、讽刺、让人惊讶的手段那样，事件的安排也被设定在那里了。这一切仅仅是有必要设立而已；而不是在于循环重复的必要性，这一切让人陷入自得其乐的自由中：就好像是浮在杯中的泡沫，就好像是马头上让人愉悦的长鬃毛，就好像是牧场上开屏的孔雀。如果它神志清醒，非常谨慎，意识到对于所有人而言，揭人伤疤是十分恼人的，就好像在喜剧中一样，喜剧比悲剧更让人伤心，我们把它称为幻想。这种快乐，由于它必定总在创造和掌控，所以仍然掌控在艺术家手中以及艺术家的口中。但是，在艺术家的眼中，它则是进入了一种对不能挽回的伟大事物的顺从而悲伤的冥想中。通过创造与自己相似的事物，以及通过在纯粹冥想中浮现在眼前的不同事物，他从一群人中脱颖而出。或许是他的敌人或他的情人或他的事业让他一直在做梦。当然凤凰能在熊熊燃烧的鸟巢中浴火重生。但是，一切憎恨和希望都在梦中消失。如果他的情人炫耀歌曲或他的敌人痛恨歌曲，那这既不是赞美也不是痛恨，而是筑造神圣鸟巢的小枝很难燃烧。这些诗歌或许能让他的情人像海伦那样出名，或是让他的事业成功，不是因为他一直是仆人，而是因为人们喜欢尊敬并记住一切为冥想服务的人。为记忆中查尔斯的王国以及曼威的诗歌而战斗，甚至为之奉上自己的性命，这是更容易的事情。但是，一切奉献的热情都是产生奇迹的纯洁土壤中不纯洁的因素。雅典的泰门冥想了他自己的死亡，指定他的坟墓要建在发洪水的海滨边上。克娄巴特拉把毒蛇放在她胸口。他们的语言打动了我们，因为他们的悲伤不是在于对坟墓或毒蛇的悲伤，而是对所有人类命运的悲伤。那种塑造的快乐让悲伤保持纯洁，就好像它在保持爱或恨的情感那样。艺术的高尚在于矛盾对立面的交织融合，例如极度悲伤、极度快乐、个性完美、没有个性，汹涌澎湃的能量，异常的平静。塑造的快乐红玫瑰在十字架两条横木交汇点绽放，在凡人和神，即时光和永恒，相会处绽放。没有哪个新人会摘那朵玫瑰，或是发现那个相会地，因为他会了解他自己，掌控大师们经常说的开放式语言，带着对类似事物的遥远记忆。甚至光有知识都还不够，因为良好礼仪所需要的“无所畏惧”的卡斯蒂廖内的观点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种要素，他会感到沮丧，他最好还是回归他的事业。
4
第一次见到约翰 ·奥利瑞，任何一个有着智性抱负的年轻天主教徒都会用青年爱尔兰学会的诗歌满足他的想象。甚至是那些不那么有名的诗人的诗歌，青年爱尔兰学会以及其他学会都会对它们进行热情解释，并庆祝那些诗人的生日。我所属的作家流派努力将自己建立在这种诗歌的主题之上。我们头脑中所想的绝大多数是，借助不屈不挠且富有激情的批评主义，努力延续爱尔兰文学中更富想象力的传统。我想，是我们的批评让克拉伦斯 ·曼根成为青年爱尔兰诗人的领头羊，与戴维斯并驾齐驱；塞缪尔 ·弗格森位居第二。塞缪尔·弗格森去世时，其诗人的身份还不为广大人民熟知。我们，尤其是我，对诗歌的攻击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即使到了今天，我仍难以想象这种不满。有些诗歌将其地位归因于其世俗或政治价值，受到批评。我们的诗歌也反过来遭到了攻击，不是针对我们特有的事物，而是针对整个世界所普遍接受的诗歌，尤其又体现在攻击其缺乏修辞，其拒绝宣扬教义或是考虑一项事业的看似必要性。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明白了对立是非常自然的，富有诗意的。这表明大多数人用独特诗歌能唤起某种高尚的感情；或者相信，我们在攻击诗歌的时候，并没有误解感情。我刚在报纸上读到，查尔斯 ·加万·达菲爵士在病榻上背诵他最喜欢的诗歌，其中一首是青年爱尔兰学会的爱国诗歌中最糟糕的一首。脑海里突然想到，同我们流派对立的流派把他尊为他们的领袖。我在锡耶纳的时候，有注意到拜占庭式的风格不顾圣母马利亚的风格，持续存在于好几代人中。在它屈服于一种更加自然的风格之后，不顾被人讨厌的圣人和殉道者的风格。激情越来越适应那些偏激和狭隘的视角，它们几乎就是日本人的风格，变得越来越适应那些憔悴的面容。激情会认为它是对改变的亵渎。如果完美的爱国者约翰 ·奥利瑞不支持我们的话，我们很有可能找不到听众。对他而言，一位作家不能创作拙劣作品，或是无视大师在幻想的或真实的事业中的榜样，就好像他不能为此而撒谎或变得歇斯底里一样，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一种新的智性生活会开始，就像青年爱尔兰学会那样，不过要更加深远，更具个性。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让人们接受一些简单原则，新诗人和散文作家将创造一种永恒的作品。我认为，我比约翰逊盲目，尽管我是从他的诗歌来评判这一点，而不是从我所记得的他的谈话来评判。他从未谈论过他的想法，不过这在牛津大学，在他那一代人那里是非常寻常的。他也从未谈论过事实以及对生活的直接印象。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做法就是一种姿态，一种对中世纪那种无序的肤浅反应。但在他看来，这就是固有生活。他就是一个十足的传统主义者。他收集过去的短语、情绪、态度、不被人喜欢的观点，不是因为它们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为它们让心灵处于不断变化和躁动的状态。他用另一种更伟大的传统来衡量爱尔兰传统，很快就感觉到二者的巨大差异。但是，在很多时候，它们似乎就是他想象中的事物。纵观爱尔兰的诗歌，爱尔兰用伟大诗人的声音向他述说。在《死气沉沉的爱尔兰》中，她仍是完美英雄主义之母，不过随之而来的是质疑：
他们的确在忏悔
他们离去，你的骑士精神，
那些悲伤而高尚的道路
这可能吗？
在献给约翰 ·奥利瑞的著作《战争之路》中，他拒绝接受这种信仰，即认为英勇爱尔兰只不过是一场梦：
一场梦！一场梦！一场古老的梦！
在和平来到因尼斯菲尔前，
某片土地上的武器必定在闪光，
某种燃烧的火焰点燃了盖尔人。
那片土地可能就在太阳底下，
对于步行中的主人非常有吸引力：
在思想范围内的那片土地被征服，
全副武装的人们竭尽全力：
通往忠诚因尼斯菲尔之路，
带来武装真理的威严和威慑，
必定战胜
永恒秩序。
我认为，我们都没有看到，古老的浪漫民族主义消失，年轻人变得不乐意去他们所相信的文学中找寻快乐，因为人们不再相信会有武装叛乱。诗意的悲剧以及一切更加严肃的文学形式，失去了它们对其他国家人民大众的控制，因为生活变得安定。喜剧感是和平时期的社会纽带，就好像悲剧感是战争时期的纽带一样。喜剧感已成为大众艺术的创作灵感，我对此十分清楚。但是，我认为，危险的记忆以及危险的现实有时候似乎非常接近。它们会长期存在，给爱尔兰富于想象的机遇。我不能预见，一个新阶级会改变爱尔兰运动的本质。该阶级已开始在帕内尔的庇护下逐渐掌权。爱尔兰运动不需要长期的巨大牺牲，也不会给个人带来任何巨大风险。爱尔兰运动能在没有特殊人物存在以及没有那些心灵活动的情况下开展。那些心灵活动是建立在特殊时刻基础之上 [1]。约翰 ·奥利瑞大量地思考同农民党开展的徒劳斗争。他认为这种斗争就是改变的根源。但是，悄悄潜入獾洞的狐狸并不是来自那里。权力落入小店主，职员，某个阶级（在约翰 ·奥利瑞看来，准备向他人的权威屈服的阶级），某些人（摆脱农民传统，不了解文明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由于贫穷、无知、迷信的虔诚而屈服于各种恐惧的人）。马到成功，直接效益，成为一切。那些为了某项事业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们有这种信念，像奥利瑞和马志尼这样的人有这种信念，所有富人也有这种信念，即他们相信生活高于事业。这种信念消失了。我们艺术家不是任何事业的仆人，而是纯粹赤裸裸生活的仆人。我们凌驾于一切高贵生活之上，在那里欢乐和悲伤是一体的，即伟大时代的缔造者。我们这样的艺术家同欧洲其他地方的艺术家一样，主张个性。爱尔兰的伟大时刻已经过去。爱尔兰没有用大酒瓶来装甘甜美酒。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陶罐装得满满的，以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
1907.8
[1]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政治活动组织者曾告诉我，他以及某位朋友聚在蒂珀雷里的某个地方，一群人因奥利瑞出狱而聚在一起。奥利瑞对此说：“地主造就了我们的一些领袖，我为此喜欢他们。手艺人给了我们大量爱国人士，我为此更加喜欢他们。但是我根本不喜欢你，因为你什么都未给我们。 ”我知道有一位有着他那种道德勇气的人，那就是一位漂亮女士，她奉献了她的勇气和全部。——作者注
生命之树
ShengMingZhi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