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说："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周恩来在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指出，"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项目之一。"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周恩来在同年10月14日曾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人一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培养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人才有着重要意义。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周培源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但此会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并声言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本来周培源的文章就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发表的，文章一见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指使人调查文章的"出笼背景"，组织批判，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张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周恩来。张春桥向《文汇报》下达指示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于是，《文汇报》接二连三刊出《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剿。"四人帮"在其控制的北大、清华两校中更是毫无忌讳地攻击周恩来。在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发言说："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作文章，翘尾巴了，我们批了他……""四人帮"在北大的亲信还策划把周培源的文章打成"向工人阶级夺权，复辟旧理科"的黑纲领。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四人帮"的大批判阴谋没有得逞。但"四人帮"把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称之为"复旧"、"右的东西抬头"，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科技与教育界的科研工作走上正轨，使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努力付之东流。
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及其中断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里，负责领导政府工作的周恩来，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地减少这场动乱造成的损失，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活。这时他又临危受命，特别是1972年5月查体时发现身患癌症，他仍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尽力消除极左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集中主要精力整顿经济秩序。1971年1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首先提出了整顿的主张。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和各地实际情况，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7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7项指标。这些规定，反对了当时严重存在的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潮。经过整顿，企业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改进。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还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强调了生产建设中应当遵守的纪律。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原则。
在农村工作方面，也着手纠正一些"左"的弊端。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多劳不能多得；经营单一落后，很少现金收入；分配不能兑现，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等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提出解决措施。文件重申："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年、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如一米七轧机、13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43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斗争，使得这些领域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
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的"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革"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引起了煽动极左思潮的江青一伙的仇视。自从1972年8月周恩来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江青集团已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其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10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又引起江青一伙的不满，布置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这样，在批判极左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一伙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已经明朗化。
周培源的文章先是被《人民日报》拒绝登载，《光明日报》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又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周培源的文章，并扬言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等人的痛处，张春桥、姚文元攻击这三篇文章是"毒草"，责令在人民日报社内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并指使上海方面炮制所谓工人反对批判极左思潮的材料，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会议的任务是彻底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个报告周恩来批示同意，而张春桥却居心叵测地在批语中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则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
在周恩来同江青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深恐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会导致否定"文革"，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扭转了批林的正确方向，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江青一伙则乘机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使周恩来纠正极左错误的努力被打断，全国形势再度恶化起来。
马王堆出土西汉早期墓葬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的马王堆，发掘出土了一座2100多年前的西汉早期墓葬。1973年冬至1974年初，又对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这两次发掘，均获得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
出土的一号汉墓，埋葬一具女尸，尸体身裹丝麻衣衾22层，保存完好，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液体里。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楚。尽管在地下埋葬了2100多年，但其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出土后注射防腐剂时，尸体的软组织随时鼓起，后逐渐扩散。死者年龄约50岁左右，身长154厘米，体重34.3公斤。墓中私印证明，她叫辛追，是西汉长沙诸侯国丞相、第一代软侯利苍的夫人。
后来，中国科学研究人员对女尸进行了解剖和初步研究，发现死者内脏器官完整，尚可判断出各脏器病变。研究人员在死者食道、胃及大小肠内发现了138粒半甜瓜子，这说明死者在死前不久吃过甜瓜，死亡时间应当是瓜熟季节。在死者的直肠和肝脏内，还发现了鞭虫、蛲虫及血吸虫卵。死者全身多处动脉粥样硬化，左冠状动脉一部分管腔几乎完全阻塞。总胆管内有一块蚕豆大的胆结石，肝管内也有一块黄豆大的胆结石。经X射线检查，看出死者第四腰椎间隙变窄，左上肺有结核钙化病灶，右前臂骨折畸形愈合。多方检查证实，死者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患有严重的冠心病。死者脂肪丰满，皮肤无褥疮，显系因急病而死。研究人员根据死者生前病症推断，认为由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死的可能性最大。研究人员还用科学方法测定死者血型为A型，尸体某些组织微细结构保存完好。妇科检查还发现，死者生前曾有生育。
在这座古墓内，还发现了为数千件的随葬器物，其中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等。一号墓主辛追作为典型的古代贵夫人，她拥有的随葬品中共有丝织品150余件，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花纹鲜艳，制作精巧。其中有素纱禅衣2件，薄如蝉翼，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却每件重量不足50克，若除去袖口和领口的锦边，大约只有半两重，其轻薄程度可以和现代生产的高级尼龙纱相媲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过去，有人认为我国湘绣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从古墓出土的刺绣品可看到湘绣历史源远流长。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尤为珍贵，这幅帛画呈"T"字型，长2.05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厘米，角上缀有飘带。上面绘有"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等神话景物，内容丰富，描绘精细，是中国古代帛画中前所未见的杰作。这幅帛画叫廒旌，是引导殉葬的明器、跟随亡魂而去的旗帜。
竹木器中，有木桶、竹简和竹笥（竹制的箱子等）。其中有120多个身穿彩衣或彩绘的木俑。有23个木俑组成了一个奏乐歌舞班子，其对面有漆几、屏风、手杖、香囊、奁盒和满盛食物的漆案。此外发现有3件保存十分完好的管弦乐器：一个25根丝弦的木瑟，一个前后两排共22管的竽和一套12支竹管制成的音律管。这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增添了实物资料。
随葬品中还有180多件木胎漆器，色泽光亮，有如新品。此外，尚有陶鼎、陶盒、陶壶、陶钫等种类很多的陶器。不少漆器、陶器和竹笥中，盛有糍粑、酱菜、鸡蛋、稻谷和桃、梨、杨梅、瓜等，出土时均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