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1956年国际上发生的反共浪潮和国内的反冒进并提，说这两件事都给了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这样，党内恐右病日益严重，急于求成的思想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和"大跃进"的发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贯彻执行时，更片面强调它的灵魂是高速度，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进一步助长了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发展。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很快在全国出现高潮。为了突击完成钢产量的翻番任务，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炼钢铁运动。钢铁生产被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到1958年底，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群众达9000万人，小高炉达到100万座。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运动也同时出现了。1958年8月，党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国就建立了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搞乱了生产关系，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到11月初，中央许多领导人开始觉察到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采取了若干措施，逐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所有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
经济建设出现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为此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及时纠正这一冒进的倾向，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但是对这一正确的做法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的正确决策。他认为，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三个东西被反冒进一股风扫掉了，结果就影响了1957年经济建设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的进展。总之，给群众泼了冷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是不对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批评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懂得1956年"跃进方式的正确性"。接着，按照毛泽东的讲话，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越过英国"。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公开批评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提出，要把1958年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就在不断批判反冒进、促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由部分中央领导和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杭州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建设上领导方法问题、两类矛盾问题和整风运动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他提出工业、手工业、农业、反浪费、红与专的关系、除四害、绿化、两类矛盾问题等17个问题。毛泽东的讲话，除关于经济工作的工作方法问题外，也涉及到工作任务、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这些问题，成为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后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所讲的重点问题是：
批评1956年反冒进，批评右倾保守。
毛泽东讲，1956年工业产值增加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毛泽东讲到治淮用了12亿人民币，搞了7年，用的钱超过了原计划，但也是合算的。批评右倾保守，愈批评愈高兴。毛泽东还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产值。毛泽东对反冒进和所谓"右倾保守"的批判，反映出他某些急于求成的思想。
提出积极平衡论和不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在1月4日的会议上作了第二次讲话，他首先讲述了量变、质变，事物相对固定性与变化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平衡、巩固、一致等等都是相对的，事物、计划的不平衡性、矛盾性才是绝对的。在杭州会议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段。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毛泽东这个观点，后经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逐渐形成了"积极平衡"论，即不断地打破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的观点，为"大跃进"运动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指标越提越高提供了哲学上的根据。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革命的步骤是，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土地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为了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他说，今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但同时，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所谓积极平衡论的思想，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认为客观的事物可以始终处于人为的不停变化之中，人为地不断地打破平衡，事物便可以跃进再跃进。这种不断革命论，可以说是"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准备。
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比例问题。
谈到积累和消费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他又认为，农业合作社的积累比例，可以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有的提45％，有的提50％，有的提55％。毛泽东赞成50％，即一半分给社员，一半作为积累。遇到减产的情况，分给社员的比例可以大些，个人的消费要节约。
关于两类矛盾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
毛泽东讲，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比如受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打老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都反映着私人占有制问题。大量的两类矛盾中，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讲，每年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
毛泽东认为，同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40％赞成合作化，40％不热心，20％想退社。有5％可能是右派，但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为右派。
至于对待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不能像十月革命那样把他们"革"掉。如果"革"掉，中国会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样没有布匹、粮食、煤炭和电力；我们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是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慢慢"化"掉资产阶级，不是右。全国的资本家有70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和开工厂。这些人中，有的一半是敌人，一半是朋友，有的1／3或多一些是敌人。
这里，毛泽东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以及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述，是不正确的。他不正确地将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影响这样属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也视为阶级斗争，对后来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5.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政治是统帅，政治是业务的保证；政治与业务要结合，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也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否则名红实不红；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要比较，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杭州会议及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共中央南宁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于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部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南地区六省的第一书记、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等大区的书记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上，毛泽东于1月11日、12日、14日、16日作了长篇讲话，同时，在听取汇报时插话。1月21日毛泽东作总结。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制定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了超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速度；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都搞两本帐的工作方法，其结果造成了主观主义的高指标，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南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1956年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问题。毛泽东在几次讲话和插话中比杭州会议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他说：反冒进是一个时期方针上的错误，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6亿人民，是政治问题；1956年冒进，只冒了一个指头，应该批一个指头，反冒进没有弄清九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比例关系，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全盘的反冒进，就使得工作受了损伤，给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6亿人民没有劲，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毛泽东讲：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同时认为反冒进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毛泽东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再次指责，反冒进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农业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会上印发了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的记录稿和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报告中有关反冒进的部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有错误的材料供作批判使用，还印发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借以批判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还批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要检查6月以后宣传反冒进的评论和消息。他说，社论提出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四平八稳，实际上重点是反冒进的。批评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社论说双轮双铧犁在南方不能用，是不对的，应该翻案；说中共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和四十条纲要后产生了冒进，也是不对的。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是"革命党不革命"，"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且提出，《人民日报》以后决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
毛泽东的严厉的批评，使会议的气氛骤然为之紧张，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主动作自我批评，并且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1958年1月19日的检查中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毛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关于传达南宁会议的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国家机关党组书记、副书记及军队负责人共165人。会议主要由彭真作关于南宁会议的传达报告，并进行讨论。传达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席对我们过去一些工作提出的批评"（即对1956年反冒进方针的批评），一部分是"关于当前工作作风方面提出了六十条"（即毛泽东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意见）。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时，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南宁会议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在全党引起很大的震动，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广西壮族自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1956年10月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倡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1958年3月5日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选举韦国清（壮族）任自治区主席。贺龙出席大会，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向壮族人民和广西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也发了贺电。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聚居的地方占广西面积的60％。壮族和汉、瑶、苗等民族，共同开发广西，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结成了亲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把原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符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和壮、汉、瑶、苗各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广西各族人民共同进步和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