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现状，周恩来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都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那末如何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呢？周恩来提出了下列几个应解决的问题："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目前，有些地方"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材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正确地了解他们，从而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周恩来认为既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又要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
为了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3个月内，制定从1956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同时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他指出，现在世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兴起，我们必须"向科学进军"。"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肯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规定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培养知识分子新生力量、提高知识分子业务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措施，要求全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科学知识，务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精通业务的专家，力求中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几年内（即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贯彻，使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17条意见，并于12月21日把"农业17条"发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农业17条"的基础上草拟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40条。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1月23日，通过了《纲要（草案）》的修正案。
1月25日，毛泽东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纲要草案，并作了讲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谈到纲要制定的问题，他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办到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了说明。草案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规定在12年内，按照全国不同地区，使我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分别达到60斤、80斤和100斤，实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1倍半以上，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草案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于26日向全国人民正式颁布，下发各地征求意见。
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根据草案公布以后近两年中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发展，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在同年10月25日公布了《纲要（修正草案）》。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正式颁布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纲要》全文分为"序言"和"纲要"。序言指出，《纲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全国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序言还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要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纲要》正文分为两大部分。首先，《纲要》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纲要》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要求合作化基础较好并且开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其他地区则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鉴于1956年底全国农村已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经过修改了的《纲要》提出，今后的任务是要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并提出了巩固合作社的六项条件。其次，《纲要》规定了规划期间内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指标。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纲要》还就发展畜牧业、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农具、推广良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保持水土、消灭病虫害、发展山区经济、发展林业、发展水产、办好国营农场、改善农业科技工作、加强气象水文工作、改善居住条件、除"四害"、消灭最严重的疾病、扫除文盲、发展农村广播网、发展农村电话网和邮政网、调整农村商业网、发展农村信贷合作、发挥复员军人和农村青年积极性、改造地富反坏分子、巩固工农联盟等问题提出了发展目标和方向。
《纲要》的公布，对鼓舞人民的建设热情，推动农业生产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纲要》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
2月14日－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制定了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制度和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要求，批评了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的问题，以及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这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但是，大会闭幕后的当天夜里和第二天凌晨，赫鲁晓夫在未邀请应邀出席大会的各兄弟党代表团的情况下，向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作了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结果》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做了某些肯定，指出，"斯大林是最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理论权威和思想给予党的干部以及党的活动家以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以后，尤其在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捍卫着列宁主义，并大规模地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了伟大的贡献。"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的行为，报告却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他认为，为了捍卫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
整个报告的重点内容在于系统地揭露斯大林个人专断、大量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的错误。这种揭露明显地表现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很多揭露的问题，并不符合事实，所作的批评也并不切合实际；二是对揭露的问题缺乏必要的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析，没有指出所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苏联当时所存在的政治、经济的弊端，而是简单地归结于斯大林个人品质和粗暴的性格。"秘密报告"并不秘密，很快在西方的报刊上登出。在国内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帝国主义乘机煽起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此背景下，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旗帜鲜明地采取维护斯大林和十月革命道路的立场。中共中央认为批判斯大林的好处是破除迷信，解放了人的思想，但方法不对，没有分析，"一棍子打死"是不好的，并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即"三七开"，总起来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各种怀疑。
6月和10月，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群众游行等行动。很显然，围绕着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就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问题上，也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
在我国国内，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不巩固；由于广大农民刚刚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也并不适应。加上我们在合作化工作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的缺点，我国城乡发生了一些矛盾比较尖锐的事件。在一些城市中，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也存在许多问题。
为此，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关于斯大林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四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文章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等）。这是根本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益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文章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需要时，还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问，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文章中尽管有些看法并非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帮助共产党人从思想混乱中获得清醒，起了重大作用。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