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道路、方针和步骤，提出了"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地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科学论断。报告强调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必须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根据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形势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报告对合作化发展速度提出新的规划，要求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期，即1960年，全国农村实现初级社，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实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但报告把党内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正常争论，不适当地当作"两条路线的分歧"加以批判。严厉指责主张小发展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是"小脚女人"走路，"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种不适当的批评，严重助长了"左"的思想，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偏离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导致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等缺点和偏差。
毛泽东的报告在党内传达以后，各级党组织纷纷检查"保守"和"右倾"问题，合作化运动被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迅猛地增加，到10月份，全国合作社数量陡增一倍以上，远远超出了4月份中央农村工作部拟定的1955年到1956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现有的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的发展计划。这一情况的出现，给人造成了一种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即的印象。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结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一次清理，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场辩论的中心是关于合作社的发展速度问题，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结论自然是大发展好。并且要求经过"三个浪潮"即三个冬春，提前在全国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场辩论，被说成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否正确之争，说成是"反资产阶级、反富农反抗的阶级斗争"。这种辩论（实际上是对所谓右倾的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开了一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将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纲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先例。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分析，确定"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批判，严重助长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躁冒进情绪的滋长。会后，各地普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到1955年底由6月份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猛增到190.5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由14.2％增加到63.3％。1956年1至3月，农业合作化运动规模继续扩大，到3月底，入社农户达10667.7万户，占全国总农户88％，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都接收了大量的人员，在这些人员中，难免混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有的钻进了党和国家机关，甚至爬上了领导岗位，他们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千方百计地偷窃党和国家的机密，向帝国主义、国民党提供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制造纠纷。或者直接进行纵火、爆破、暗杀、暴动等破坏活动，企图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发生的反革命破坏事件就达340起，农村反革命分子纵火焚烧粮仓、森林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财产，进行凶杀和暗害的案件也为数不少。仅1954年统计全国发生凶杀暗害案件达4300余起，死伤干部群众多达8300余人。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四川等13个省还发生了8起反革命暴乱和J9起反革命骚乱事件。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巩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开展一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7月1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阐述了肃反斗争的必要性和目的，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开展作了具体部署。于是从1955年下半年起，肃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场运动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社会镇反，主要打击公开的敌人。人民政府逮捕了一批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或有严重罪恶、拒不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挖出了许多隐藏很深、久捕未获的大犯、要犯，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二是党政机关内部肃反，主要是查清、打击钻进革命队伍的敌人。
党政机关内部的肃反分四批进行。第一批主要在中央和省市两级的党政军的领导机关中进行；第二批主要是在县区两级机关干部和厂矿、基建单位的职工及中小学教职员中进行，军队中主要在特种兵部队，步兵营连分队等部门进行；第三批主要是在县区附属单位，小学教员以及一些分散的小型厂矿、基建企业中进行；第四批主要是在乡村干部和分管合营的企业职工中进行。
在肃反运动中，党和国家制定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总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在肃反中党中央一再指出：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部队、合作社中，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的人，即占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好人，只有百分之几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它坏分子。为了准确地打击敌人，而又不冤枉好人，党中央提出在具体政策上要严格区分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反革命集团和落后小集团的界线，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的对象及时进行复查。这样，肃反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各单位通过准备、小组斗争、专案小组工作和甄别定案、复查5个阶段，对全国3000多万工薪人员进行了清查。
肃反运动经历了两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肃反运动中，全国共查出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混人青年团内的有3000多名，钻人中央国家机关的220多名。查出了3600多名美蒋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现行特务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同时，查清了177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许多人放下了包袱。党组织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面貌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推动了审查干部工作。此次肃反运动中，还清查出了一批血债累累、久捕未获隐藏很深的要犯，如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先烈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的反革命分子，出卖王若飞的特务分子。由于取得这些胜利，中共中央认为：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肃反运动的胜利，纯洁了革命队伍，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安全保证。但由于肃反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运动中发生过斗争面过宽的现象，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
由于全国物价已经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已逐步提高，工资分所含的实物已不能完全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的实际需要，同时工资分的本身也还存在着其他缺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5年8月31日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命令决定自1955年7月份起将国家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中原来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实行工资制度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个人负担，现行包干制的一切费用同时废除。同时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水电者，一律缴租、纳费。改行工资制的同时，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改行货币工资制。全部实行工资制后，工作人员中因多子女而在生活上发生困难者，仍暂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方法的规定予以补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分为29级，最高1级为649.6元，最低29级为21元，最高为最低的31.1倍。为解决各地区之间存在的物价差额，制定了物价津贴。该命令的发布旨在体现按劳取酬、同工同酬的原则，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极为敌视的政策，加上美国出兵侵略朝鲜，中美关系极度恶化，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和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再就是在伍修权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此外别无来往。
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发表了柏林公报，决定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使中美两国之间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了接触。虽然日内瓦会议上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但是终究是打开了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成了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内瓦会议后，美国为使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于1954年12月2日，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愤怒。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打击美蒋的"防御条约"，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在此之前，于1954年底，中国政府扣押了13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
在此背景下，1955年1月，在美国授意下，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征得我国同意后以他个人名义访华，以便刺探中国将如何判处13名美国间谍以及其他情况。周恩来向哈马舍尔德指出，联合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时指出，是美国跑到远东来制造紧张局势的，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在同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广大国家，都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美国也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还需要安抚国内舆论在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的指责。于是，7月13日，美国政府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在共同协商后对这次会谈的议程取得了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它实际问题。中国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助理李汇川、林平和译员邱应觉。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约翰逊，助理拉尔夫·克拉夫，译员埃克瓦尔。会谈正式开始时王炳南首先发言，他奉命通知对方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当年7月31日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王炳南希望这一举措将对会谈产生好的影响。王炳南说，我诚恳地希望我们的会谈将对和缓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从而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有所贡献。过去一年中，我们的领事级代表们曾经根据我们去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协议进行了会谈，互相交换了有关双方在对方国家中的平民的材料。虽然一年来会谈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对双方领事级代表曾作的努力还是应该表示赞扬的。在这次会谈中，只要我们双方都采取协商和和解的态度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合理解决不应有任何困难。王炳南认为这次不仅应该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同时也应讨论其他一些问题，因此王炳南建议会谈议程如下：（1）双方平民回国问题；（2）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王炳南表示，在讨论第二项议程时，各方都可以提出它认为应该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以便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美国代表对王炳南的通知感到满意和感谢。根据中国代表的建议，会谈在议程上达成协议。此后，双方代表在平民回国问题作了13次会谈，9月10日，第14次会谈时，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其内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协议公布各自政府就平民各回本国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