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的主要任务是防洪和供北京市工业及城市生活用水，还可以供京津航运，兼顾农田灌溉、发电及养鱼等。这项工程的完成，不但使永定河的4.7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受到水库的控制，免除了永定河对首都和天津一带的威胁，还可因拦洪而免除土地淹没，增加农产和减少下游河坝的年修开支，每年至少为国家增加1亿公斤小米的收入。水电站装有3台单机容量为1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9000万度，增加了附近地区工农业及生活的用电需要。而且因为水库的常年蓄水，也可使塞外的大陆性气候得到适当的调剂。
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6、7月间武汉三镇人民战胜了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特大洪水。
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由于雨水过大，长江、淮河水位猛涨，持续时间长，形成了我国数十年来罕见的洪水。武汉关最高水位比长江百年来最高水位28.28米高出1.45米。这样的水情如果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必然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1931年，当武汉关的洪水位达到26.94米的时候，汉口已是一片汪洋了。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武汉军民奋力拼搏，全市150万人民生命财产却得到了安全保障，市场物价稳定，工人照常生产，学生照常学习，郊区少数灾民得到妥善安置和救济，无一人流落街头，与1931年汉口被淹惨状形成了雠明的对比。
洪水来得早，涨得高，退得慢。6月25日武汉关水位已达26.2米，超过了历年同期水位，加上长江中游大雨连绵，江水继续猛涨，形势异常严重，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全市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防汛大军，在百余里堤防线上和洪水展开搏斗。当7月12日武汉关水位超过28米的时候，防汛大军已完成了培厚加高堤防的第一期工程。7月底，当武汉水位接近29米时，加固为主加高为辅的第二期工程也如期完成了。新的堤防战胜了7月28日至29日急风暴雨的袭击。进入8月，川江和汉江新的洪峰接踵而至，水位迅速上涨，8月18日达到29.73米的最高峰。在凶猛的洪水面前，防汛大军根据指挥部"加固为主，水涨堤高"的方针又进行了第三期第四期工程，以及设置防浪木排的规模巨大的工程。整个7月份没有几个晴天，防汛大军就在风雨中日夜不息地战斗着，至9月初，汉口周围的防浪木排已连接成一条长达90余里的"水上长城"。两个月的时间里，堤防加固加高工程共用了180万土方和10多万石方，这些土、石方都是防汛大军从数十里外用火车、轮船、木船运来的，然后用汽车、板车转运到各个工段。材料的充分及时供应，使堤防工程始终走在洪水前面，挡住了百年来未有的洪水冲击。
参加抗洪斗争的包括各条战线的英雄的人民，他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店员、机关干部、青年学生、街道居民以及武汉附近地区的农民，总数近20万，在特大的洪水的面前，表现出自觉的奋斗精神。人民解放军始终战斗在抗洪的最前线，成为防汛大军中的坚强的中坚力量。广大的武汉市的职工群众在抗洪斗争中同样表现出忘我的献身精神。工厂一面生产一面抗洪，既保住了百里江堤，又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电力部门的职工，沿着百余里的堤防，架设起路灯和电线，保证了江堤的照明和指挥的畅通。商业系统的职工，无论在大雨中还是在洪水面前，及时采购及时供应，保证了防洪大军的货物供应和人民生活用品。武汉郊区的农民在家乡被淹的困境中也投入到抗洪抢险的斗争中。由机关干部、工厂企业、中等以上学校，以及街道居民中青年所组成的数万人的突击队，以青年人的特有的热情和干劲，在抢险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的街道妇女、大中学校的女学生、机关的女干部纷纷组织起服务队，为抗洪人员送茶水、洗衣服、照顾病员、作宣传工作，哪里有工程队、抢险队，哪里就有服务队。其他如医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运输部门的职工等都积极参加了抗洪斗争，各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特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谱写出人定胜天的时代壮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人民的抗洪斗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防汛期间，中央和各地派来武汉参加防汛斗争的工程技术人员、潜水员、发电工人、扫坝工人及富有防汛经验的农民共达23125人。从东北、华北、华东各地调来了几百部抽水机和列车发电机、560多万条草袋、70多万张席子。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洪的紧张时候还调出3架飞机帮助运输防汛器材。湖北省人民政府调来了大批缆绳、南竹、杉木。上海人民送来了1700多只铁锚。所有这些支援，对武汉人民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保障了15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使各项生产事业照常进行。充分显示了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奋斗的伟大力量。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一世纪初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7世纪始逐渐传人中国。1950年，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教徒吴耀宗等人发起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是中国基督教徒为了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人民自己教会的运动。所谓自治，就是中国各教会彻底断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由中国基督教徒自己团结起来治理教会；自养就是中国各教会彻底断绝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完全成为中国信徒自己负责的教会；自传就是彻底肃清帝国主义残余思想，使中国各教会所传讲的是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纯正福音。1950年9月23日，吴耀宗等1500多位中国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为题的宣言，它申明了基督教徒反帝爱国的政治立场，并指出了中国基督教的正确努力方向。这个宣言得到了全国各地热爱祖国的基督徒的拥护，大家纷纷在宣言上签名。
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普遍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使之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到会的全体代表一致热烈拥护这一方针，并坚决表示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21日，出席会议的各教会代表发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继续扩大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实现三自革新任务。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三自运动自此大规模的展开，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作为领导运动的临时机构。
为了巩固和扩大各教会的团结，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的三自运动，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于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出席的代表共有232人，来自全国62个教会及团体。
这次基督教全国会议听取了吴耀宗作的《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四年来的工作》的报告，总结了4年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就；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号召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旗帜下进一步团结起来，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三自运动，和全国人民一道，遵守宪法和法律，实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参加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和各种爱国运动以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并决定成立名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选举出全国基督教领袖139人为委员，选举吴耀宗为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8月20日至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就目前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后，全体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宣言严正地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宣言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执行着和平政策。宣言重申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1954年8月11日的外交报告中申明的严正立场："中国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没有侵犯别国主权的意图，也绝不容忍别国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没有干涉别国内政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决不威胁别国的安全，也决不容忍别国威胁中国的安全。"宣言指出这是6亿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别国的干涉。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为了解放台湾，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争取完成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而奋斗。号召我军陆、海、空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必须加强政治军事训练，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争取每一个战斗的胜利。最后，宣言指明除蒋介石一人之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任何人都可以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
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全面推开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贯彻执行，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步伐。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把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由原来的利用、限制发展成为利用、限制和改造。9月7日，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邀请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毛泽东发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深刻阐述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指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他明确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同时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也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毛泽东还谈到实行改造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邀请部分工商业代表参加。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和总结讲话，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问题。指出，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投机、不垄断，以企业商品满足人民需要，企业利润有3／4满足国家、工人福利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他们任务就是光荣的。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应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关于资本家的前途问题和如何实现国有化问题，周恩来说："只要引导上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将来在实现国有化的时候，可以不流血，可以和平地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少数人反抗会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越好，反抗的人会越少。总之，人们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尽了力，将来应当会得到应有报酬。这种过渡，会是阶级消灭，人人愉快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系统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中存在某些思想顾虑，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意见》指出："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将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份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份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它使生产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主义所有制丧失其对企业的原有支配地位：工人的地位改变了，公方和工人群众结合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和高级职员）则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并受到经常直接的教育和改造；产品分配除小部分利润外，脱离了资本家的掌握"。《意见》认为"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营企业的条件正在成熟"，"要在今后若干年内（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可能更短一点。需要多少年，要作进一步研究才能决定；各地区情况不同，时间长短也不同），积极而稳步地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不是一切）纳人公私合营轨道（视国家需要、企业改造条件及资本家情况的不同，决定纳入步骤之先后，但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都要经过公私合营的步骤），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