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为了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完善国家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以保证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正式诞生。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强调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作用消失后，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存在。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在完成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被中央很快发觉。1954年2月，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及时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就从这一年的10月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和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是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开始的。到了12月，这场批判运动开始转向对胡适在哲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党、政、军和人民团体负责人52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因休假在外没有出席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发了言。刘少奇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请求全会批准。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中指出，共产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只要我们的同志真能按照共产党的章程办事，只要我们的同志切实遵守决议草案中的各项规定，共产党是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但是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共产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会议对于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讨论和发言中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所进行的分裂党、篡权活动。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44位同志发言，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强调了共产党的团结的重要性。
经过讨论，全会完全同意刘少奇所作的报告。全会高度评价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在此期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党领导人民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学习，继续深入总路线的宣传。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步贯彻党的总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各项问题。
全会着重讨论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问题，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主要内容为：
决议全面回顾和分析了我党内部情况，指出了党内存在着一种骄傲情绪和夸大个人作用的危险性。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并且这个团结日益巩固，已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由于革命胜利，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向全党强调了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同志都以高度的自觉来维护党的团结，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努力。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比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因而，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所以，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决议强调党的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并规定了有关增强团结的具体办法。即：（1）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2）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3）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自满和个人崇拜；（4）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反对避开党组织和避开党中央进行个人的或小团体的非法政治活动；（5）全党高级干部应当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6）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决议指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方法。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
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会议文件，在学习和讨论中联系自己在领导方面的缺点加以检讨，特别是对于有关共产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制度的检查。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不仅揭露和反对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的阴谋活动，而且使全党清醒地认识到党执政后普遍滋长着的骄傲情绪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及其危害性，从而捍卫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的统一，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顺利实现。
中国援助越南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3月至5月的奠边府战役是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它的胜利直接导致了停战和法军撤出印度支那。在这一战役中，中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同越南方面密切协商共同制定了战役的计划和部署，全力以赴地帮助越南人民军准备、组织和指挥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役，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月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会谈后，又前往苏联与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会晤。胡志明代表越南党和政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越的要求，其中包括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和派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的抗法战争。此时，越南的抗法战争已是第4个年头，法国侵略者凭借军事技术的优势和美国的帮助，已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了中越边界，分割包围了抗战根据地，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决定，接受越共中央的要求，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在物力和军事上给予无偿的援助。随即派遣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共中央进行各种党务和政权建设工作，并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7月又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组织边界战役和负责统一处理有关中国对越军事援助的各项工作。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越人民军先后组织指挥了边界、越北平原和西北地区等战役，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极大地改变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形势，使越人民军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法国侵略军则陷于被动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军事顾问团还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经验，并根据越南和越南人民军的实际情况，从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帮助越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使越人民军迅速由游击部队转为正规军队，由只能打游击战过渡到能够打运动战和攻坚战，为夺取进一步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越南抗法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越人民军越战越强，已控制了越南北部和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对敌人形成了分割包围之势。法国侵略军为挽救败局，不断增兵在越南北部仅存的战略要地，企图以强固的防御挫败人民军的进攻，而后乘势夺回失去的战争主动权。奠边府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奠边府位于越南北部、靠近越南与老挝的边界地区，南北约长18公里、东西宽约8公里，是法军在越南北部的一个主要战略要点。法军在奠边府构筑了49个据点，3个防御分区，集结了大约17个步兵、伞兵营和大量炮兵以及一个坦克连和一个空军飞行队。北、南方向各修建一个机场，每天使用100架次以上飞机空运大量军用物资。法军一些高级将领曾视察过奠边府，称之为"东南亚的凡尔登"。印支法军总指挥纳瓦尔扬言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个据点"，要在奠边府"碾碎越盟"部队。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进攻敌人坚固防御的战略要地，能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成为决定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下，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方领导人经过充分研究，定下了攻占奠边府的决心。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军事顾问团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一，帮助统一作战思想，提高胜利信心。由于人民军从未打过如此大规模的攻坚战，高级干部中有些人对攻克奠边府信心不足，过分强调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顾问通过个别交谈和召开会议反复做解释工作，鼓励干部提高作战勇气，增强胜利信心。使他们认识到，人民军参战部队有11个步兵团，还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共4万余人，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人民军又刚刚经过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军政素质已显著提高，只要敢于斗争就有胜利的把握。第二，帮助制定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军委对奠边府战役极为重视，多次发电报作具体指示。在1954年1月27日的来电中指出："对奠边府的攻击，应采取分割包围、一股一股地歼敌，每次大约歼敌一个营左右。只要能全歼敌四五个营，奠边府之敌就可能发生动摇，或向南撤逃，或继续增援。两种情况对我均有利。"实践证明，这种作战方法，符合敌我战场情况，是夺取战役全胜的作战方针。第三，帮助解决实现稳扎稳打、逐步歼敌的战术技术问题。鉴于敌人布防严密、工事坚固、火力猛烈、各据点之间火力交叉的情况，韦国清、梅嘉生等中国顾问建议越方采取迫近作业和堑壕接近的办法歼敌。中国顾问的建议被越方采纳，派驻各师的中国顾问具体组织部队实施，解决了攻坚作战的战术问题。第四，提供大量军事物资援助，保证战役供给。奠边府战役所需的武器、弹药、油料、汽车、医药等，均由中国援助解决。军事顾问团具体组织了物资的补给。整个战役期间输入到越南的主要物资有：汽车200辆、汽油1万余桶、各种枪支3000余支（挺）、子弹240万发、各种火炮100门、炮弹和火箭弹6万余发、粮食340余万斤，还有大量的战地救护器材、观察通讯器材和工兵器材等。这些物资的输入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