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和心理上父亲的聂传庆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父亲的压制成了精神上的残废，成了继母亲冯碧落之后屏风上的又一只鸟，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这里，我们从聂传庆心里看出了张爱玲内心深处寻找父亲的焦虑、渴望、失落与变态。小说中母亲冯碧落角色的缺席，使得聂传庆对两个父亲的感情，成为母亲对两个男人的感情发展的延续。冯碧落爱情的失意，儿子延续她感情追求的失败，再次证明了女性的人生被钉死在屏风上，聂传庆苦苦地寻找父亲的焦灼意旨表明人性的暗淡，也进一步揭示女性人生的荒凉处境。
张爱玲小时候缺少父爱，我们在她的作品《色，戒》中能够看出王佳芝对已婚特务易默成的爱中不仅是性爱，还寄托着王佳芝渴望父爱的焦灼心理，李安在同名电影改编中四次提及王佳芝被父亲抛弃的事，也有意将王佳芝和张爱玲揉在一起，这种父爱的缺失与寻找一定程度上是张爱玲童年心理的创痛的一种体现。
张爱玲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对女性性压抑的刻画，恋父情结及寻找父爱的描写，自我对本我的压抑导致了个体的焦虑和怀疑，传达出人生的荒凉境况。关于张爱玲小说人生荒凉的描写，还受到了毛姆、卡夫卡小说的影响。
（第二节）毛姆、卡夫卡与张爱玲
关于张爱玲小说与毛姆的关系，最早的评论者是周瘦鹃，他在1943年8月发表的《写在紫罗兰前头》，评价《沉香屑》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Maugham（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受到毛姆小说的影响，也可以得到其他的证明。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提到，她讲给我听桑茂特芒、萧伯纳、赫克莱斯以及劳伦斯的作品（这里桑茂特芒是指毛姆），“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承认姐姐”顶爱看《红楼梦》和毛姆，认为姐姐兼采众长。这些资料都可以证明毛姆对张爱玲的影响。
新时期刘锋杰撰文对比毛姆与张爱玲。刘锋杰从小说的平民精神、对世俗生活热情的态度及创作观念上，认为张爱玲和毛姆的创作是一致的。“张爱玲选择表现人生安稳与人生飞扬的对立说，她选择表现人生的安稳。毛姆则主张描写恒久的题材，才能创造出恒久的作品，能够恒久地影响读者。好小说应当是：它的主题应该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即不仅能使一群人——不管是批评家、教授、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还是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酒吧侍者一一感兴趣，而且具有较普遍的人性，对普通男女都有感染力。若选择只有一时兴趣的题材进行创作，那是浅薄的，一旦人们对这样的题材失去了兴趣，小说也就不值得一读了。”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张爱玲的小说归入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只是说明了张爱玲小说创作题材的大众化，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这也是与毛姆小说一致的地方。但是，认为张爱玲小说是通俗小说，并未看到张爱玲小说的另一方面——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揭露。张爱玲小说关注女性的处境、对人性的刻画是她小说与毛姆小说相似的另一个方面，毛姆有一篇小说《母亲》，刻画了视子如命、疯狂变态的母亲，为了保护儿子，这位母亲杀死了自己的情妇，为了占有儿子，阻止儿子与罗莎莉亚相爱，甚至疯狂地做出谋杀罗莎莉亚的决定。母亲变态的爱与占有让我们感到震惊。这一母亲的形象与《金锁记》中七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张爱玲对七巧的塑造又高于毛姆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受金钱的诱惑，七巧被嫁给瘫痪的少爷，七巧的性爱得不到满足，而七巧又不是一般的甘愿接受这一切的女子，她有自己的情爱，嫁到姜家是为了和季泽的相爱，这是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压抑了性爱的七巧转而追求金钱，最后受制于金钱的枷锁，变态地挤压儿媳、占有儿子，情欲与黄金的欲望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张爱玲笔下的七巧和毛姆笔下母亲形象的塑造及主旨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但张爱玲对人性的揭露更为深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受到毛姆小说的影响，但张爱玲在人性的开掘及创作方面比毛姆又有所超越。
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正好处于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颠覆的时期，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文学艺术上藐视传统规范的现代主义思想对张爱玲不无影响，文学创作上的各种流派以艺术手法的综合，西方文学的意识流、荒诞派创作手法无疑是表现人在现代社会中荒凉处境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荒凉，这种荒凉给人一种现代性荒原的处境。分析张爱玲笔下女性的荒凉生存境地，我们联想到卡夫卡笔下人物的境遇。对比卡夫卡和张爱玲笔下的荒凉，二者有着一定的相似，又有一定的不同。张爱玲笔下荒凉的发生地是人物经常居住的地方——传统社会的“内室”，现代社会的“公寓”，还有另一特殊意义的日常空间——街道，这些地方本应是人的生命存活的场所，它是人物生命的诞生地，是人物活动生活的地方，是和人物有着紧密联系的场地，人物无从逃离这样的生命发展地，但这些地方最后竟然成为窒息人生命的地方，成为扼杀生命和人性的摇篮。这种荒凉无异于西方现代文明带给人的异化存在的荒凉。
曹七巧生活的姜家大院、葛薇龙出入于姑妈的寓所和交际场合，白流苏的家白公馆，聂传庆的家，都成为扼杀生命、造成人的荒凉境遇的场所。曹七巧的青春在此凋谢，人性在此扭曲、变态发展；葛薇龙在暂住的姑妈的寓所一步步堕落，丧失自我；白流苏感觉这个地方住不下去了，住不下去而漂洋过海到了香港；聂传庆在聂家成了一个残废，成了继母亲之后屏风上的又一只鸟，死了也还在上面。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些类似于人物生活或活动的“家”的场所，不但不温馨、舒适，反而成了诱骗、扼杀生命的地方，人对人生存环境的依存与人的生存环境与人之间的对立，传达出“家”在物质上对人的吸附与精神上对人的内拒。人物生活的环境提供了人物生命的物质需求，家“是人生命的诞生地和生存地，或者说人无法离开这样的”家，“然而”家“却在精神上把人推向更远的精神荒原，最终毁掉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这无疑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文明带来人性异化的一种表现。张爱玲后期创作的受到批评的《秧歌》也是如此，小说中代表体制的力量活动在一个关帝庙的大舞台上，阴森森的，给整个的故事笼罩了一层浓厚的悲剧气氛。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家”是强力吸附室，也是诱骗、扼杀生命的地方，与人的生存本性相对立，最主要的，这种家与人的对立是什么，未必能一下看透。这让人想到了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形象及卡夫卡笔下的城堡。
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为了全家辛苦劳作，一夜间在家变成了一只甲虫，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还在为家庭着想，最后却在“家人”的恐惧与嫌弃中死去，家“是格里高尔的诞生地，也是他的生活地，异化的人际关系最终将格里高尔逼向绝路。格里高尔死去了，家对人的异化关系仍然存在。卡夫卡的另一部作品中的”城堡“同样给人梦魇的感觉——人的生存状况的不可捉摸，无法逃脱的审判给人荒谬的悲观主义人生，一个徒弟测量员为了进入城堡，耗费了毕生的精力，最后还是死在城堡之外。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给人以压抑的感觉，其实是对人生存境遇的最深刻的展示。卡夫卡对人生的理解是悲观主义的，人生本来就是荒谬存在，人的处境与荒诞化生存是表里一致的。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住在深宅里，似人间的活地狱的姜家，”家“囚禁了七巧，扼杀了生命，造成妻子不是妻子，父母不是父母，子女不像子女的生存悲剧。张爱玲的”家“类似于卡夫卡的”城堡。‘家’是能够让人进去的，但是，它同样不是生命的‘城堡’温室。与‘城堡’不同，城堡‘是以拒绝的方式扼杀生命；家’是以吸附的方式扼杀生命。所以，若说卡夫卡的‘城堡’与人的对立，可以一眼看穿，那么，张爱玲的‘家’与人的对立，未必一眼看穿，它对人的拒绝是内在的，是从具体的生活层面到精神层面都是对人的拒绝。张爱玲改写了现代性，卡夫卡创造的是存在之思的现代性，张爱玲创造的是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从卡夫卡创造的存在之思的现代性，到张爱玲创造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体现了人与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关系：卡夫卡代表着精神形态的现代性，是深思者的认识形态的反映；张爱玲代表着日常形态的现代性，是生活者的认识形态的反映。
张爱玲小说的写作及对人生境遇荒凉的描写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同时张爱玲的创作又能够很好地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内化于其中，从其创作手法及主题开掘的角度有着她独到的特点。
对比卡夫卡和张爱玲的小说，卡夫卡的小说指向我是谁，什么是罪的宗教性、哲学性的思考，引向对“我”的肯定，在荒诞之中从外形上矮化了人的大写，其本质上精神上人仍然是顶天立地的，卡夫卡代表了一种精神形态的现代性，是深思者的认识形态的反映；张爱玲的写作可以说没有对人的质问，是不求证明的，张爱玲代表着日常形态的现代性，是生活者的认识形态的反映，这种对人处境的思考可能是无意义的，从根本上指向虚无，暗示人的荒凉存在。因此“张爱玲是本质上的虚无，而卡夫卡是思想上的虚无”。
与西方现代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一种独有的特点。张爱玲没有复杂的人生经历，因此，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直觉人世的体认与把玩，在张爱玲小说中，荒凉是人的生存过程的一种再现，也是张爱玲小说叙事的一种基本语调。张爱玲小说的叙事将西方与传统融为一体，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又高于西方文学。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古典传统文学的创作方式使之具备了东方小说独有的荒凉特点。简洁、亲切而伤感的开场叙事话语氛围的营造，加上古典意象的采用，将读者带进一种张爱玲独有的世界，一种人生的直觉，这种直觉随着故事的展开启人深思。《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这里在讲故事时，张爱玲搬出来的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营造“家”的一种悠远的感觉，给读者的直觉是这个故事从遥远的时代走来，但这故事又发生在眼前，这里时间氛围的营造，给人一种恒久的感觉，燃着沉香屑，幽美又凄清，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子——葛薇龙出生在这样的家中，家在物质上给养她，同时又在冥冥中以精神的方式排挤她，随着沉香屑的燃尽而销蚀了自己人生的追求，任凭自己对物欲和不切实际的情欲的燃烧堕落下去，香燃完了，人生的故事也戛然而止，葛薇龙的命运也如同这炉香的烟雾一样既朦胧又真切，也不失哀婉，启示着读者去咂摸人生荒凉的过程和结局的况味。这种“家”的悠远、恒久又朦胧的特点，远远高于卡夫卡对现代物质生活下“家”城堡“之类的空间对人的扼杀。《金锁记》中的”家是陈旧、模糊的，在现代物质发展的社会中不免带点悲凉。我们赶不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但是三十年前的月亮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不免带点凄凉。在这样的月亮的照耀下，它窥视着，见证人生苍凉，窥视着家对人物吸附式的扼杀，于是七巧凄凉的一生也伴着月亮开始了，恒有的月亮暗示着七巧人生恒有的凄凉，她怎么挣扎也走不出凄凉的影子，由此，张爱玲笔下的荒凉便带有一种恒久的审美现代性特点。《倾城之恋》的故事是在胡琴咿咿哑哑拉着的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中诉说着家对人的吸附与拒斥。
《茉莉香片》的故事是作者“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的茶座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聂传庆和母亲冯碧落一样是屏风中的一只飞不出去的鸟，凄艳而伤感的人生故事由此展开。至此，我们感受到的是张爱玲笔下的人和故事不是哲思意义和精神形态上的，而是现实日常存在的琐碎而真实的故事。这种日常之思的现代性启人思考。越是生活的越是有启示意义的，越是耐人品味的。张爱玲没有从思想的高度去质问和反思人的存在，这种看似没有本质的烦琐故事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荒凉和虚无，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感性的认识与描摹比理性思索荒凉更具有一种启人深思的永恒意义，这也是张爱玲借鉴西方作家又超越西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