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上，与《山海经》传说时代相当的仰韶文化，我曾在拙稿《〈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对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属性和含义的解读》一文中指出：距今6000年至5000年的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仰韶庙底沟类型彩陶花卉纹，当是《山海经》里所记的树木草蔓的花卉。例如《西次三经》载：“峚（密）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经中所谓“华”者，即为近古所谓的花。而花则是“帝”、“上帝”、“天神”的抽象形式，说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的母题，是当时仰韶人类进行宗教活动祭祀神“天帝”的花卉和农作物的禾穗神物的艺术图像，即为人神沟通的神物。
而《五藏山经》各卷所记的各种树木花草，无论是花卉的形式或者是它们的茎干枝叶和所结的果实，往往都是奇异的超现实的，与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上那种变化多端、含义莫测的花卉纹一致。由此反映出仰韶文化庙底沟彩陶，当是《五藏山经》所述的花卉实物图像。可以这样讲，前者是后者的图像，而后者则为前者的文献记录。由此可以确定《山海经》这部传说时代文献在中国史前史中的时间段，为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
在空间上，《山海经》所记史实中的神话巫事可视为黄帝时代史迹的文字记录，而仰韶文化正是这一时间段的文化遗存。这除了上述以时间、空间、族群、遗存的四维关系外，在仰韶文化分布和文化面貌上也得到相应的印证。
就仰韶文化分布和文化面貌看，根据目前考古学者对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或部族的研究，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黄河流域。粗略地观察，东西直线距离约在1250公里左右，南北直线距离约为1000公里上下。陕、晋、豫是其中心地区。东至冀中以远，南达江淮，西至渭水上游，达洮、湟二水，北近河套及熊耳山地带，分布的范围甚为广袤。
在这一广阔的地域发现不少仰韶文化遗址，这里仅以中心地区的陕、晋、豫为例：
陕西发现：2040处。
山西发现：716处。
河南发现：800处。
以上共计仰韶文化遗址达3556处。
根据仰韶文化的面貌和文化特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按其世系类型分为7个类型，其中主要的是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有的考古学将它分五个系区：
1.中原系区——以泾、渭、汾各河流域为主（核心地区）；
2.东翼——后岗文化系区，漳河、海河流域；
3.南翼——龙岗寺——下王岗系区——汉水中上游，丹江及唐河、白沙河流域；
4.西翼——马家窑文化系区——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
5.北翼——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白泥窑子类型。
每个区系都有着不同的群体——族系。而各个区系中也有着若干个部族和部落联盟。这些不同的族系和部落联盟，与《山海经》中那100多个方国（或部族）相整合，再将其放在同一时间段里，便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或交流。就是说，黄河上下这若干区系类型的仰韶文化，有相当一部分可视为《山海经》中的众多方国的文化。
这些部族或部落联盟都有哪些组织形态？黄河上下仰韶文化聚落的分布和遗址的布局结构有何特点？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石兴邦先生与青年学者巩义，对宝鸡到郑州之间仰韶文化晚期12个聚落群进行了调研，并按聚落的规模大小分为四个等级：
特大型（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37处；
大型（面积为20～30万平方米）28处；
中型（面积为10～20万平方米）164处；
小型（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1129处。
以上四型共1358处。其中特大型和大型聚落有65处，这种呈金字塔式的聚落形态，可视为仰韶时代部族或部落联盟的三级组织。
河南的仰韶文化聚落，据许顺湛同志对豫西和豫南的调研，也得出相似的结果。特级聚落（50万平方米以上）8处；一级聚落（30万平方米以上）18处；二级聚落（10万平方米以上）67处；三级聚落（10万平方米以下）417处。
山西的仰韶文化聚落，据考古调查，主要地区的晋南大致与豫西相当。遗存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28处；中期396处；晚期378处。
山西仰韶文化聚落主要分布在汾河流域中下游的临汾、运城盆地和晋东南的漳河流域。大型聚落以夏县西阴和崔家河聚落为最大。前者面积约在48万平方米以上，后者约为27万平方米。而中小型聚落一般都在10万至20万平方米左右。
仰韶文化的分布，中心是陕、晋、豫地区，其中以陕西渭水流域最为稠密，说明仰韶文化的群体即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已发展形成一个地域广袤的原始部落王国，其活动空间正与《山海经》所记黄帝时代诸氏族部落的活动地大体一致。那么仰韶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就只能落实到黄帝时代的各氏族部落。之所以如此厘定，是鉴于在历史文献中在黄河流域中上游迄今还没有哪个族系能超越黄帝部族的部族。如果我们不能把考古文化与同时的古族挂钩整合，那么时下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将还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平台上。因此从现在所见的考古资料似可以这样讲，仰韶文化的主体，正是《山海经》所记的黄帝时代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这一观点或认识，在相应的文化遗物上，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在遗存方面，仰韶文化遗存与《山海经》传说时代的文化相契合者，下列几则文化遗存是其明显的确证。
1.陕西省高陵县杨官寨仰韶文化的三方联“人面形”彩陶器。该陶片高7.2厘米，残宽7.8厘米。上捏塑人面、大眼睛、竖鼻梁的三方联图像。眼鼻器官比例适中，是典型的人面形陶器。这类人面形陶器，在仰韶文化中一般都可视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的神器。这个奇特的人面像，与《山海经》中所记的三身国、三首国有相似之处。故而可以把它看成是古人神话化的崇拜神像。
2.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母题，是以动物纹如鱼、蛇等纹饰为其特征。例如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形合体”。另外，陕西铜川前峁半坡类型遗址发现的一件陶罐上浮雕“人首兽身图像”。其形象，前者是画出鱼头形轮廓，里面绘一个人面形；后者是泥条贴附浮雕四肢伸展的兽身，头呈人首状。其题材都是典型的传说时代人格化的“寓人于鱼”和“寓人于兽”的神灵。此外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还多见“人鸟兽合体”和“人兽合体”图像。这些人和动物合体图像，与《山海经》所记载的人鱼合体、人兽合体半人半神的神物（灵物），都极为吻合。
3.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一件仰韶文化的“人头瓶”彩陶器和近年在甘肃甘南也发现一件仰韶文化的“人头形”彩陶瓶。其形式与特征，前者器高、深腹、平底，头部的耳、鼻、眼、口器官比例适中，为一长脸披发的女性，面部轮廓清秀，瓶身长核形，满饰庙底沟类型弧线三角方联纹，竖视阴纹极似叠折的鱼鳞纹，器高29厘米。后者，形制似前者，也为披发的女性，唯颈部粗大，器身也满饰似格方，弧线仿鱼鳞纹，高厘米。上述二器的形制特征、器体腹部都近似抽象的鱼形，其用途和含义也当是“寓人于鱼”的灵器。无独有偶，《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恰与以上二器形制吻合。可见陇东仰韶时期的人们是有鱼妇神灵信仰的习俗的。
4.仰韶文化之前抑或其早段，在浙江河姆渡文化中曾出土一件双猪首联体陶饰件，又辽宁建平红山文化也曾出土一件双猪连体三联环玉佩。
以上两件器物有何意义？显然其寓意是上古人们对猪为生育之神的崇拜。《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并封”为何物？据袁珂《山海经校注》说：“《大荒西经》云：‘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周书·王会篇》云，‘区阳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皆有首’。是并封、屏蓬、鳖封皆声之转，实一物也。闻一多《伏羲考》谓并封……乃兽牝牡相合之像也……推而言之，蛇之两头、鸟之二首者，亦均并封、屏蓬之类，神话化遂为异物类。”
对此，陆思贤先生解释说，在现实生活中，二首是猪的交配动作，“因而被描写成二首一身的合体怪物，说明猪作为生育崇拜的神灵”。那么可以推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中出土众多的双鱼头连体的彩陶图像，也具有生育崇拜的意义。进而证明《山海经》传说时代的文化内容为仰韶文化，大致是可靠的，也揭示出它们的时代性。
5.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批彩陶罐，其中一件绘有“人龟纹”，作白彩地、着黑彩，绘一幅“人龟”奔爬图像。另一件“双鸟戏龟”图形，形象生动。龟在古代是占卜的灵物，原始时代巫师以龟为强化其神力的道具。《山海经·海外东经》载：“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这一史实便是仰韶洪山庙人借龟的神力以通神职场的生动记录。
凡上几则仰韶文化遗存及其它们的所在地域，都在《山海经》所记黄帝族和与之同时的若干部族或方国的时空范围内，从而证实了《山海经》所记史事为原始时代史料的可靠性。因此，由时间、空间、族群、遗存四维关系的一致，均说明《山海经》所记史事是传说时代的文字记录，而其文化内涵则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这都有史可考，有物可证的。
三、从古代氏族证《山海经》为传说时代的文献
《山海经》是传说时代的文献，文化为仰韶文化，这从当时古人的装束和发式上也得到了相应的证据。
《山海经》里指明是氏族部族、部落或国家（方国）者，有100多个，但书中仍有不少未指明是“国”或“族”的。如西王母就是其中之一。西王母这一古族，有学者说她是“一个半人半兽，残暴凶猛，不知其性别的怪神”。其实，按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西王母是一个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代累世相传的古族。例如《大荒西经》载：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原，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又《西次三经》载：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又《穆天子传》也云：
天子西征……至于西王之邦，昔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
从上诸例，可知西王母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和方国，根据《大荒西经》的记载，其地望在“西海之南”，是族从史前至西周，主要活动于我国西北黄河源头的昆仑之丘及其以远的广袤地带。
据《汉书·西域传》：“条支临西海，是西王母乃西海荒远之国，从未有人至其地者也。”《史记·赵世家》：“缪王使造父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索隐》引谯周云：“余尝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也……或曰地名，在西域。”其具体方位，《史记·大宛列传》曰：“安息长者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据此知这一古族（方国），曾活跃于我国甘肃、青海及其以远地区。这是有史可征的。其族的地望既明，但值得探讨的是：西王母是什么时候开始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历史舞台上的？我们在考古学发掘资料中已得到了有关西王母的一些信息：是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仰韶文化阶段就已生息在黄河流域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
笔者在前文曾提到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很有特征的一件“人头瓶”彩陶器。该器人头的发式即为披发，与《西次三经》中所讲的西王母“蓬发戴胜”的文献记载相一致。“蓬发戴胜”中的“戴胜”是指什么呢？据《说文解字》云：“胜，任也”，《广雅·释诂一》：“胜，举也”，有附着物之意。而“戴胜”一词，《汉书·司马相如传下》云：“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焉”，师古注云：“胜，妇人首饰也，汉代为之（革）华胜”，即有颜色之头饰。是何形式的饰物，未指明。其式样，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升部，引《方言》八，“鸤鸠或谓之戴胜，注胜所以经纴”。于是可知，《山海经》中记西王母国人之戴胜，当不是帽物，而是一种极为简单的束披发的巾条带状的发饰。
谨上从古代民族的发式，也为我们开启了《山海经》传说时代的时间段，即经文中所载的事物，为距今6000年～5000年间，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阶段的史实。这一认识得到了考古学文化及相关发掘资料的证实。
因此，本节根据时间、空间、遗存和群体的四维关系，整合了《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可以说《山海经》是仰韶文化的文字记录，而仰韶文化则是《山海经》的人文现象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