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北宋史学的演变趋势
立国背景的不同，学术思想的差异赋予了宋朝史学迥异于前朝的特点。就实际来看，北宋和南宋的史学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而在北宋又可以分为两期，前期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主要表现为皇家修史；从仁宗朝开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皇家修史继续发展的基础上，私人修史渐成主流，而且所着的史书中具有了一些新的观念。南宋时，虽然皇家修史仍然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义理史学逐渐成为主流。
一、北宋前期的史学特征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登基为帝，宋朝建立。此后的近二十年内，通过太祖、太宗两代君主的努力，相继削平了其他的割据势力，并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一统天下。此后，在宋太宗与辽朝的两次大规模战事都以失败告终后，宋朝放弃了收复燕云诸州的行动，转而“以内治为主”，即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加强皇权，巩固君位，恢复经济，安抚民心。因此，宋初在政治上虽然属于“革故鼎新”，根本精神却是“清静无为”，这点也表现于学术风气上。经学上，宋儒仍然崇奉汉唐学者的注疏之作，如太宗时修订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科举考试中规定不允许出现和汉注唐疏相异之处。文学上则盛行以浮靡、华丽为特征的“西崑体”，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史学上也呈现出“因循”之状，即以皇家修史为主。
宋初三帝对史学都十分重视，建隆二年（961年），司空、平章、监修国史王溥采唐宣宗至唐亡之故事，续《唐会要》而成一百卷，名为《新编唐会要》，后简称为《唐会要》。乾德元年（963年），王溥上呈新修的梁、唐、晋、汉、周《五代会要》。开宝六年（973年），又诏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唐、晋、汉、周《五代史》，并于次年完成，共150卷，目录2卷。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命王钦若、杨亿纂修历代君臣事迹。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上呈朝廷，共1000卷，诏题曰《册府元龟》。
宋朝廷不仅关注前代史的编纂，也很重视本朝史的修撰。建立了完备的修史机构，包括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宋修本朝史的形式很多，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注记，但真正贯通两宋而且地位较显突出的是国史和实录两种形式。实录纂修，始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共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帝实录。国史，宋代称作正史，始纂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至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
无论皇家所修的是前代史还是本朝史，重点都是记录史事。《五代会要》系统记录了五代礼法刑政沿革；《五代史》基本是梁、唐、晋、汉、周五朝实录的翻版；《册府元龟》中的内容都是摘引于“正史”或实录；实录和国史更不必说，前者是根据皇帝的起居注和宰相的日历编纂而成，是一代帝王的史料总汇，后者又是根据前者而修，内容几近。同时，皇家修史的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给君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册府元龟》大量着录“历代君臣德美之事”，是“为将来取法”，《五代史》保留大量史实也有这方面的用意。
二、北宋中后期史学的发展趋势
北宋庆历年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六十年的“修养生息”和“承平无为”，宋政府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种种社会矛盾也日渐凸显。正如欧阳修所言：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还内宴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方庆历、嘉佑，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所以才相继有“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不但是政治，学术上也一改其前的“守旧”之风而开始大胆地“破旧立新”。经学领域，疑经惑注“直求本经”的治学宗旨成为“时尚”；文学阵营，务去陈言、文以载道的写作主张日渐兴起。就史学界而言，一方面是皇家修史的继续；一方面是私人修史队伍的逐渐壮大，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观点。
皇家修纂的实录、国史和会要在北宋中后期持续不断，同时，组织史官对五代时所修的《旧唐书》进行重新刊修，欧阳修负责纪、表、志，宋祁负责列传。嘉佑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是为《新唐书》。
皇家修史制度之外的修史在宋初已经多有出现，到仁宗前后，更加普遍，代表性的史着即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阳修在修纂《新唐书》时，已经开始对《旧五代史》进行“整顿”，只是“不敢多令人知”。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前后，《新五代史》完成，共74卷。与《旧五代史》相比，这部书取材更为广泛，除了五代十国的实录和会要之外，旁采私家着述不下30余种。《新五代史》的突出特点在于全书贯穿着《春秋》义例。清代学者赵翼就说：不阅薛史，不知欧公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欧阳修还一改《旧五代史》不重气节的原则，极力宣扬纲常之教。他将忠于一朝之臣入各朝”臣传，“在多朝为官者列入”杂传，“以突出”尊君。“立”死节传、“死事传”同样是为了肯定那些不随时俯仰而能够坚持气节的人。英宗、神宗年间，以皇命编“历代君臣事迹”为发端，由皇帝赐名，司马光及其助手历经19年而成《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编年记述了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以政治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撰述主旨仍以“鉴戒”为主，即“鉴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内容围绕“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而展开，除“治乱之迹”外，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但司马光同时在《通鉴》中贯穿着”礼制“精神，以礼为纲纪，无论是国家治乱、人物功过，均以是否重礼、以礼进行教化作为衡量的标准。除了史书的修撰，北宋中后期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史学评论着作，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道德褒贬十分突出，孙甫的《唐史论断》、范祖禹的《唐鉴》都是如此。此外，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学者们对”正统“问题也颇为关注，欧阳修提出，历史上的正统是”三绝三续，“司马光主张要依据”功业“判断谁为正统，章望之通过正统和霸统的划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轼以”名实关系进行了总结。
总之，《新五代史》中的“春秋义例”和《资治通鉴》中的“重礼原则”都不同于此前的史书，而史论着作中道德褒贬的出现和王朝正统的论争更带有了一定程度的“义理”色彩。
（第二节）南宋史学的演变趋势
从史学的角度看，北宋中后期的史学家们提出的重视《春秋》大义，主张道德褒贬，力辨王朝正统等史学理念带给了史学界一种“新气象”。如果当时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相信北宋的历史学还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一局面最终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打破，并严重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熙宁变法”。王安石执政后，对《礼》、《诗》、《书》三经亲做注释，为之提供变法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也随即形成。之后，为了”一道德“的需要，朝廷又将”三经新义“官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解释，士子答卷中”少异，辄不中程。“于是”新学“成为”显学，“独领学术界数十年，一直延续到南宋初期。王安石”新学“的推行和盛行，虽使得道德性命之学最终取代了汉唐注疏之学，为”新儒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但对其他学派却是一种抑制，而且还殃及到了史学。王应麟《困学纪闻》中载：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讲。”洪迈也说：当政和、宣和间，蔡京为政，禁士大夫不得读史，而《春秋》三传，置束高阁。“所以北宋中期以后，除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再无高质量的史学着作。同时，受”新学独尊“的制约，包括”洛学在内的多个理学派别都被压制，所以它们对史学的影响极其有限，义理史学或者说理学化史学并没有发展起来。
高宗南渡，在忙于稳定内部秩序、抵御北方异族入侵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北宋衰落和灭亡的原因，结果将祸源一致归结于王安石。于是，朝廷上下，学界内外开始了一场致力于清除新学的“运动”，史学也随之恢复“正常”。
一方面，实录和国史继续修纂。终南宋一朝，续成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共九帝实录，神、哲、徽、钦、高、孝、光、宁八朝国史。
一方面，私人修史更加繁盛。因为实录和国史常受政治干预，且卷数浩繁，充斥传闻，大大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为此，宋代的私人史学撰述异常发达。南宋私修史书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续补皇家修史和其他史着在史实方面的缺漏。主要包括陆游的《南唐书》、郭允蹈的《蜀鉴》、罗泌的《路史》、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王称的《东都事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焘所着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部书是李焘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编撰而成的，共980卷，又《修换事目》10卷、《举要》68卷、《总目》5卷。所记史事上起建隆元年（960年）下至靖康元年（1126年），记叙了北宋九帝之事。该书取材广博，既有正史、会要等官史，又有宝训、编敕、指挥等官文书，至如时人的日记、笔记等都包括于内，因此，它在“续通鉴”着述中最具代表性，有着重要的史学意义和极高的史料价值。
私家修史的另一特点是充实史学思想上的欠缺。在这方面又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事功史学，主张经世致用；一派是义理史学，强调明理修德。
事功史学主要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撰有《大事记》十二卷。《大事记》起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止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按年代记载大事。同时辅以《大事记通释》3卷、《大事记解题》12卷。其主要史学观念是“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即把历史知识的学习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吕祖谦特别注意历代制度，《大事记》中叙述制度的内容就很多。同时，他还专门撰有《历代制度详说》，涉及到选举、学校、官制、赋役、漕运等十二个方面。吕祖谦研究典制，既重历代制度的发展变化，又深入讨论每一项制度的利弊得失，充分体现出他的事功精神。
南宋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义理史学。义理史学萌芽于北宋，南宋建立后，在清算王安石新学和复兴史学的过程中，二程洛学后人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他们会把洛学中的义理观念灌输进史学思想中，并逐步成为史学的主旨。另一方面，南宋的君主们已经不在意“以史为鉴”，他们更需要强化君权，稳定统治。义理史学中重纲常、重气节的内容恰好符合了这种需要。所以南宋中期后，随着程朱理学官学化地位的确立，义理史学也成为主流。具体来说，南宋初期，胡安国、胡宏、胡寅父子三人开创了义理史学。胡安国所撰《春秋传》重新阐释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并通过《春秋》与他史的比较强化了《春秋》的编撰原则，同时从经史结合、以礼观史、义利论史三方面将洛学的很多义理观念融合进了史学体系中，为南宋义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胡宏按照胡安国的“义理”原则撰写了《皇王大纪》，该书重新整理了上古到战国的历史，引用了大量经书的内容作为史料，深化了经史结合的思想，同时将“天理”作为历史的本体，取事上也坚持义理为主。胡寅对义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史学评论上，他的《读史管见》以《资治通鉴》为本，按照《春秋》原则重新解释了五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并阐述了“天数”历史观，其突出特点是通过义理史学观念从不同层面驳斥了佛教的教义。到南宋中期，出现了一位义理史学的集大成者，即朱熹。他在吸收前人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完善的义理史学体系。朱熹不仅系统阐述了以天理为本的历史循环观念，深化了以道德褒贬人物的价值评判标准，通过义理原则论断历代史书，同时，他还明确提出阅读史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明义”。朱熹不仅有着丰富的义理史学思想，还依据这些义理原则撰写了《资治通鉴纲目》，《纲目》的出现标志着南宋义理史学到达了顶峰。朱熹的四传弟子黄震是南宋义理史学的殿军，他完全继承了朱熹的史学观念，主天理史观、主正统、重道德，系统论述了上古到当代的历史，他提出的“史无定体”思想和《古今纪要》的撰修更推进了义理史学的发展。但黄震也有部分对义理史学的修正，如肯定了司马光的正统认识，认同人物评价的事功标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