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快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妇女适合做什么？》的社论，激怒了一个18岁的女孩儿。她抄起笔，立即给编辑写了封信，痛斥社论的观点。但她没敢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不过这是她最后一次没有理直气壮地做妇女应该做的事。这个女孩儿的名字叫伊利莎白·科克伦。
《快报》的编缉乔治·麦登被这封没有署名的信深深地打动了。他马上在报上发了条广告，邀请那位写信批评社论的先生和他会面，商讨今后为该报写文章之事。
科克伦来了。麦登很吃惊，从来没有女人胆敢闯进报社的办公室。麦登干脆地说：他的报纸从不雇用女人。科克伦据理力争。麦登只得让步，建议她写些花边新闻。科克伦拒绝了，她坚持要写严肃体裁的文章。麦登又让步了，但他要求科克伦必须用个男人的名字。科克伦再次拒绝。正在两人争执不下时，报社的一个小伙计走过，吹着美国民歌大师斯蒂芬·福斯特的流行歌曲《内莉·布莱》，科克伦灵机一动，便用内莉·布莱做了笔名。
科克伦开始做妇女从没有做过的事。她到工厂、医院、救济院去采访。为了更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底层的黑暗和劳动人民的疾苦，她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她在制瓶厂与女工们一天干14个小时的活儿。为了挣到5美元，她们每星期得干满6天。科克伦揭露制瓶厂女工黑暗生活的文章震动了匹兹堡。
后来，科克伦到了纽约，在约瑟夫·普利策办的《世界报》当记者。为了写一篇关于布莱克韦岛（一个坐落在纽约东河上的疯人院）的文章，她甚至把自己扮成疯子。科克伦如愿以偿，她被送到了医院，从那儿又被送到布莱克韦岛。
在布莱克韦岛，科克伦发现这里的病人们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冷酷无情的医生，心狠手辣的护士，令人作呕的食物，肮脏不堪的居住条件。她还发现，这里被关的并不都是疯子，有些人仅仅是因为年老多病。
天后，科克伦被"保释"出来。一回到家，她就写了一系列篇名为《在疯人院铁栏的背后》的文章。这些文章轰动了纽约，轰动了全国，迫使政府对疯人院进行调查，并拨了一笔款子用以改善疯人院的条件。
科克伦一生都在为改善美国妇女的地位作斗争。她自己办了报纸，还经营了工厂。后来她的厂子倒闭了，她又回到纽约，在《纽约晚报》当了名小记者。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十九条修正案，承认妇女有选举权。妇女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两年后，为美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伊利莎白·科克伦告别了人世。
教子有方我们从来不喜欢，也不怕别人说我们"不行"，可是我们自己却常常在心底这样说。和别人的肯定相比，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更重要。自信，才能让我们的愿望成为现实；行动，才能让所有说"不行"的人闭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