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皇帝再度下令，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将三人批枷带锁当犯人押送至京师。刚刚上路，新的命令又下来，改为原地处死。于是将柳奭就地处死，另一位使者来到振州，才知道韩瑗早已亡故，掘墓验尸证实无误方才罢休。这三人之中，唯有长孙恩逃得性命，改判流放檀州（今北京密云县）。这三家都被抄家，所有近亲不论男女老幼皆流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连坐被贬的官员长孙氏和柳氏共有13人。此外，长孙祥已因与长孙无忌通信被杀，高履行再被贬为永州刺史。
事情既已尘埃落定，高宗再度下诏，命李勣、许敬宗等五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实际上是想对这次事件有个最终的结案陈词。李勣对此事始终不肯积极参与，其他人都是许敬宗的属下和才提拔上来的新贵，一切为许敬宗马首是瞻。许敬宗只好一人唱独角戏，要审案当然是要先提审犯人，于是派袁公瑜快马至黔州提审长孙无忌。袁公瑜便是主张立武氏为后的六位翊赞功臣之一，告密致使裴行俭被贬出京的那一位。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既然人都死了，案子自然没有重审的必要——除了畏罪自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一场惊天动地逼杀5位宰相的大案，就这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
长孙无忌一生，两度干预帝王立储，由此带来长孙家族的泼天富贵，三十年宰相生涯，权倾当世。然而绝顶的富贵必然伴随着绝大的危机，昔年长孙皇后便是有鉴于历朝外戚兴衰多祸及自身，力劝太宗不要重用自己的家人。然而贞观后期重臣凋零，太宗的信任越来越集中到外戚的身上，长孙无忌自己又何尝没有尽展长才、青史留名的凌云之志？终于步步深陷，忘却回头。托孤重臣有几个是能善终的？帝王羽翼丰满之后，总是期望着破茧而出大权独揽，而长孙无忌，不幸便是李治要冲破的那层茧。于是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金粉繁华、漪欤盛哉之后，顷刻间便是彩云散尽琉璃碎，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此情此景，真不知该钦佩皇后的睿智，还是感叹权力之争下亲情的脆弱与苍白。
分析整个事件，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诡密之处甚多，精彩之处也甚多。
首先是武则天这只“无形的手”，在剿灭长孙集团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能够看得见后果，却不大能看得清它的动作。
在永徽年间，长孙集团垄断了全部相位和绝大部分中层职位，以“朋党”而论，其势力之大堪称惊人。相权绝对压倒皇权的现象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高宗向大臣泣求免叔叔和兄长一死都不可能。
然而，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起，长孙集团开始迭遭打击，两年多就宣告全盘覆灭。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个进程、这样一个战果，都不能不佩服在帷幕最深处的那位的最高决策者。
今天有人评论说，对长孙集团实施的是“剥笋式”打击战略。也就是先外围，后核心；先枝叶，后主干；先断两臂，后斩首。不错，整个打击过程，有重点，分步骤，讲效果，看得出有一个完整、成熟的部署。
这样一只果断、高明的“无形的手”，不可能是许敬宗、李义府这类躁进之徒能胜任的，也不可能是高宗这个庸懦的皇帝能完成的。那个在幕后不露声色的棋手，只能是武则天。这盘棋，别人下不了。
后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脱开一个套路，眼光总是放在武则天如何使诈术上面。其实，武则天为何能在贞观后的政坛上迅速窜起，高宗为何独独需要一个武则天来做政治帮手？这问题不可不弄个明白。
这事要从贞观那时候谈起。
唐太宗固然搞出了一个后代有所不及的“贞观之治”来，但这个政治模式，在他的末期与他死后，渐渐有了质的蜕变。早先“贞观”之所以能“治”，是因为皇帝愿意纳谏，诚心诚意实行开明政治。而在太宗晚期，这种优良作风已大为减弱。正如魏徵所说，“渐不克终”，晚节不保了。
比如，在贞观初，太宗乐于听取批评意见，“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晚期则不大愿意听逆耳之言了，“虽勉从之，犹有难色”。再怎么英明的君主，只要一独断，就什么毛病都来了：早年简朴，晚岁奢靡；以前爱惜民力，后来却热衷于“不急之务”。征高丽，就是他不顾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一个顶点。
皇帝如此，权臣也如此。长孙无忌等一派人，固然对贞观末年的政局稳定功不可没，但是在贞观之后，已经把太宗的开明政治变成了专制政治。五年里无人上书言事，他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永徽初年，朝中贿赂、谋官、枉法求财（权钱交易）的风气已经很盛，连褚遂良这样的大僚也不能免。大唐的吏治呈现出了僵化、专制、腐败流行的病态，就连高宗也有所耳闻。吏治曾经询问长孙无忌：“朕闻京都的衙门，行事互观颜面，多不尽公。为何？”
长孙无忌根本就没当回事，随便答道：“颜面阿私，自古不免。至于徇情枉法，那是言过其实了。稍许收些人情，恐陛下亦不免，何况臣下为亲戚谋私，怎么能完全杜绝？”
对贿赂之风表现得如此麻木，可见当时的政治已有相当大的黑暗面。主宰大臣不以为非，反而认为这是官场常态，这就离贞观精神已有十万八千里了。
高宗上台，肯定是想整顿纲纪、刷新风气的。只可惜，李治不像乃父，缺了点儿刚烈之气。所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需要有一个强悍的政治同盟。这个同盟，非武则天莫属。
武则天得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武则天的出现，给高宗“收复失地”带来了巨大的决心，也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在，武则天的窜升以及争宠斗争中的残酷性，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低俗的争风吃醋。
冤死风波亭的南宋将领岳飞
乱世造英雄，国难显忠良。人人都应该有颗爱国之心，尤其在关乎民族存亡的关头，这颗爱国心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忠正之臣的眼里，面对国难家仇，心里只有民族大义，而没有个人生死荣辱。岳飞是宋朝一等一的忠正之将。但最后却冤死风波亭，读史到此处，千百年来掩卷长泣者不计其数。
岳飞是南宋著名抗金将领，金兵南下时，岳飞意气风发，主张收复失地，恢复中原，而且在抗金中建树不凡，因此成为一代名将。可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被卖国求荣的秦桧害死了。关于他的死，《宋史》在他的本传最后连出“呜呼冤哉！呜呼冤哉”八个大字，十分注目。
在这一千古悲剧中，我们实在不忍心指责岳飞不善自保。岳飞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国家衰微，民族危亡的时代，北方女真族咄咄逼人。徽钦二宗被俘，国土沦陷，康王赵构逃到江南，依托长江天堑才重建南宋王朝，维持了半壁江山。此时岳飞面对的一方面是两个民族、两个政权的对立冲突，另一方面是徽钦二宗被俘，宋高宗新立，改朝换代的矛盾。岳飞爱国，作为军事统帅他要收复失地；岳飞忠君，作为宋臣他忠实于钦宗。这两条都与在位的高宗的利益不符。所以岳飞既忠君又爱国但还是屈死在风波亭。
那么，这么一个尽忠报国的岳飞何以莫须有之罪而冤死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岳飞河南相州汤阴人，自幼贫苦，文武并修自学上进。可惜岳飞生不逢时，大宋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辉煌时代，进入衰落期。当朝的徽宗皇帝，是个琴棋书画样样出色，惟独不知如何治国的风流天子。在他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影响下，朝政陷于极端腐败，阶级矛盾便日益激化了。同时，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又出现新的情况。原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建立了金国，势力急剧扩展，大举攻辽，十年之内基本上攻占了辽国全境，对宋王朝构成了新的威胁。岳飞考虑读圣贤书，走科举考试的老路大概不行了。便把更多的精力用来习武。父亲见他是个有出息的好苗于，便鼓励他：能为时用，徇国死义。
岳飞到了二十岁，便辞别母亲，投军杀敌。临行时，其母请人在岳飞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四个大字“尽忠报国”。从此，岳飞便把这四个字，作为毕生庄严的誓言，奔赴沙场，死而无悔。
靖康元年冬，岳飞在相州从军，恰逢康王来相，遂隶大元帅府，屡立战功。次年春，金人虏徽、钦二宗北去。康王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高宗。岳飞当即上书请“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趁金军北返之机，岳飞在常州、镇江、清水亭、牛头山、静安镇等地，伏兵截击，大败金兵，遂收复重镇建康。这是岳飞参军以来取得抗金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战后到行在奏捷献俘，高宗细加询问，特予嘉勉。不久，即授武功大夫，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成为南宋政府日益倚重、独当一面的要员了。
从此以后，岳飞更加忠心耿耿，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金兀术闻岳家军到来，就恐惧后逃，真有闻风丧胆之势，很多金将已准备降宋，在这种形势下，岳飞准备乘胜追击，他豪迈地与诸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
正当岳飞雄心勃勃地准备大举进攻之际，秦桧却以高宗的名义命令刘倚、岳飞“择利班师，不可轻进”。不久，岳飞又在朱仙镇大败了金兀术，准备渡过黄河，剩胜追击，秦桧慌了手脚，在一天之内，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催逼岳飞撤军。所谓金牌，就是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把金牌举过头顶，骑马奔驰，见者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其催逼之急，可以想见。岳飞无奈，只得仰天长叹，痛惜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从朝廷回来不久，岳飞便被人诬告“反叛朝廷“而落入天牢。岳飞自北宋末年参军抗金，胸怀“尽忠报国”的壮志，不怕艰辛，历经磨难，矢志不移，为宋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因为如此，他也从普通一兵，逐步升官晋职，做到了“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四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这长长的官衔，当然来之不易，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南宋政府对他出生人死，奋战沙场，为国立功的肯定。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战场上回来不久，便被人诬告“反叛朝廷”而落入天牢。
“反叛”二字，当然与“尽忠报国”是决不相容的。不仅岳飞会感到万分气忿，不肯服罪；就是被秦桧派来主持审判的何铸，在事实面前也不好反白为黑，诬陷好人！
岳飞被逮捕入狱后，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御史中丞何铸。他不太了解此案的奸伪，在一次提审时，根据揭发人提供的材料，气势汹汹地问道·“胆大岳飞，身为朝廷命官，何故反叛朝廷·赶快从实招来！”岳飞猛然听说自己反叛朝廷，莫名其妙，一时间想不出用什么话来为自己辩护，气愤填膺，一把撕开自己的衣服，袒露肩背，要何铸看看这里写的是什么·何铸走近一看，原来是“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肌肤，磨而不灭。何铸深为感动，当即暂停审问；接着又调阅全部案卷，仔细分析，所谓反叛的事实，竟然一件也不能落实。于是便向宰相秦桧禀报，岳案有冤。但秦桧哪里肯听，不仅不为岳飞申冤，反而撤了何铸的职。
十月二十一日，秦桧另派万俟楔接审此案，他由于并无可以定案判刑的证据，“不知所问”，只好“哗言”讹诈岳飞有“异谋”，有致张宪的“书信”，但又快一月，仍然“无可证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出主意可另加两条罪状：一条是说岳飞当年奉命增援淮西，可是“逗留不进”。尽管不符真实，但胡说一通是可以骗人的。第二条是说岳飞“指斥乘舆”，曾私下对部将们说：“我三十二岁时建节，自古少有。”就是自比太祖三十岁作节度使。还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就是辱骂皇帝。因为皆属口说，可以无凭，随便找个人证明一下就行了。万俟楔大喜，命大理评事元龟年将这些并不确实可靠的材料“杂定之，以傅会其狱”，上报大理寺。
十二月十八日。大理寺接到审判的材料。开始研究如何量刑断案。由于证据不足，意见十分分歧。大理少卿薛仁辅认为岳飞无罪，寺丞李若朴和何彦猷认为最多判徒刑二年。他们反映给大理卿周三畏。周再报告给万俟楔，楔默不作声。周说：“判刑应当依法，我岂能可惜这项大理卿帽子呢·”可是，万俟楔根本不听这些反对的意见，仍然以“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定案，上报高宗，请“圣旨裁断”。
当时朝廷内外对岳飞一案十分震惊，许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纷纷出面进行营救。宗室首领齐安郡王赵士偯上书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布衣范澄之上书说：“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还有进士智浃、布衣刘允升也上书为岳飞鸣冤。这时已罢官闲居的韩世忠，本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谈政事，但实在无法平息愤懑的心情，还是去质问秦桧，有什么根据说岳飞谋反·秦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他蛮不讲理地认为，尽管岳云给张宪的书信找不到了，难道这个事也没有吗·我看是或许有的，可能有的。韩世忠见他硬把无理说成有理，只好怫然说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宋高宗和秦桧为什么一心要杀岳飞呢？
原来，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其实并不愿真正的同金人作战。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国，徽、钦二帝还朝，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吓坏了高宗和秦桧。高宗和秦桧既然决心与金人讲和，就必须满足金人的条件杀掉岳飞。这既除掉了妨碍自己的绊脚石，又杀鸡给猴看，警告拥有军权的武将们必须顺从，使自己的统治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们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在这年的除夕，下达了“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的“圣旨”。一代忠臣，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这样惨死了，年仅三十九岁。
高宗杀岳飞无异是自毁长城。此后金军再犯，南宋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岳飞这样一个尽忠爱国的大将了。所以岳飞死后，宋金议和，两国东以淮河为界，西至大散关，其北之地全归金国所有。宋向金称臣，每年奉银绢五十万两匹。从此，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堂堂大宋王朝只能偏安一隅，难以再谈恢复了。
岳飞的冤案，留给后人的感慨和思考，是深刻的，没有穷尽的。元朝诗人赵孟颊在拜谒《岳王墓》中说：“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十分沉痛！明朝名士文征明在题《杭州岳飞庙》中说“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亦堪怜，风波狱。”岳飞是民族英雄，却落得个如斯下场，空留给后人喟叹！
谋国未谋身的李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