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
晋惠帝时，赵王司马伦及其谋士孙秀骄横跋扈，潜怀废立之心。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在平定贾后之乱后被封为骠骑将军，并兼任中护军，执有一部分禁卫军军权。司马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司马允逐渐知悉赵王司马伦有篡逆之志，便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暗中准备趁机诛除赵王和孙秀。司马伦很忌惮这位年轻英果的亲王，便加封司马允为太尉，外示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他的兵权。司马允言称自己有疾，不受太尉官号。司马伦忍耐不住，派御史持诏收司马允中护军印信，并弹劾其大逆不道。
淮南王司马允接诏，细看之下，上面是孙秀的笔迹。大怒之下，司马允厉声对左右宣言：“赵王欲破我家！”于是壮士感奋，左右七百多人随同司马允起兵，从王府杀奔而出，沿路大叫：“赵王造反，我将攻之！”一路归附的人非常多。
司马允率兵本想先入皇宫，把老哥惠帝掌握起来。但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尚书左丞王舆派人关紧左掖门，门墙牢固，一时攻不进去。不得已，司马允就率左右精兵围攻司马伦的相府。司马允的兵将武艺高强，能打善战，一举杀掉司马伦护兵一千多人。司马允又于承华门前结阵，弩箭齐往相府中放射。飞矢雨下，幸亏司马伦护卫挺身遮蔽，否则这老王爷肯定变成刺猬。司马伦相府中办事的官员无法走避，都躲于树后，“每树辄中数百箭”。
太子左率陈徽心向淮南王，集结东宫兵鼓噪呐喊，为司马允助威。但陈徽没有诏令，不能发兵实助。陈徽的哥哥陈准当时在宫中值勤，也想帮司马允，便对傻愣愣又惊又吓的惠帝说：“应遣人举白虎幡出宫解斗。”惠帝痴愚，连连点头。陈准原意很好，白虎幡是麾军进战之旗，驺虞幡才是解斗之旗。陈准本想派人持白虎幡授其弟陈徽，助战司马允，那样一来，司马伦兵将看见宫中白虎幡归对方，肯定会不战自溃。谁料，人算不如天算。陈准派出执举白虎幡的司马都护伏胤在出门前被当时正在门下省办事的司马伦的儿子汝阴王司马虔叫住，哀求说：“富贵当与卿共之！”伏胤墙头草，贪得富贵，便携带没有写字的空白诏书出宫，诈称“有诏助淮南王”，没有把白虎幡递送到陈徽手中。
淮南王司马允见皇帝哥哥的诏使前来，心中不疑，认为来人手中必是派自己讨伐司马伦的圣旨。司马允开阵让伏胤进来，从兵车跳下，跪地接诏。伏胤禁军军校出身，身手敏捷，抽刀一下，就把司马允的脑袋砍下。淮南王司马允左右虽有千人之众，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主公被杀。伏胤口宣诏令，表明他是受帝命斩杀司马允。同时，伏胤又命跟进的军士立杀司马允三个儿子。司马允死年29岁，京城百姓“闻允死，莫不叹息”。
回头再说晋朝中央政事。贾后之废，晋汉武帝的亲侄齐王司马冏（其父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弟弟，差点被司马昭立为世子）居功不小，但事后叙功，只得了个游击将军。“（司马）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觉察到这位王爷怏怏不快，又怕司马冏在京城内会生出什么事端，就一纸诏书把他外调，坐镇许昌。
为了继续抬高赵王司马伦的威望，加紧篡逆步伐，孙秀又在朝议上提出为司马伦加九锡（只要人臣加九锡，一般距篡位只有半步之遥）。这个提议几乎就是自己给自己封官，“朝廷”当然同意。司马伦得了“九锡”，诸子又皆握各路禁军大权，孙秀自然也水涨船高，加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等官。
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春正月，孙秀与司马伦再也等待不了，派晋惠帝的堂叔义阳王司马威去惠帝那里逼傻皇帝“禅位”。惠帝愚憨，但也知道身上的玺绶是很重要的东西，抱持不放。司马威伸手就夺，几乎把惠帝手指掰断，傻皇帝嗷嗷大哭。司马伦以兵士“护送”惠帝至金墉城，表面上尊惠帝为“太上皇”（辈份简直乱了套，司马伦是惠帝的叔祖，侄孙竟成为自己的太上皇），同时又把已经立为皇太孙的惠帝之孙送入密室一刀结果。可怜这数岁小儿，虽生于天家，却没几天好日子可过。
司马伦即位，改元建始。坐上帝位，自然是大封“功臣”，孙秀、张林、司马威等加官晋爵，“其余党羽，皆为卿、将，超阶超次，不可胜记。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次朝会之时，貂蝉满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狗尾续貂”典故的由来）。
司马伦虽当了皇帝，但真正的皇帝显然是孙秀。为了安抚宗室，拉拢人心，孙秀也以司马伦名义加封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坐镇邺城）以及河间王司马甬（坐镇关中）大将军名号，并把司马伦亲信多人派出给三王充当僚佐，以为监视和内应。
司马伦称帝才两个多月，在许昌坐拥强兵的齐王司马冏就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个司马王爷，移檄天下，发兵讨伐赵王司马伦，称“逆臣孙秀，迷误赵王，当共诛讨。有不从命，诛及三族”。一时间各地响应，军队赶至朝歌县时已汇集了二十多万人。
孙秀、司马伦听说三王起兵，大惧不已。不得已，二人只得硬着头皮派亲信将领张泓、士猗、许超以及孙会等人率京中禁军四出拒战。司马伦、孙秀两个人又信邪教巫术，“日夜祈祷，厌胜以求福”，天天弄几大帮人在宫里跳大神。
也是恰巧，这大神跳得还真有效果。齐王司马冏在颍阴被张泓打败；孙会、士猗等人又在黄桥大败成都王司马颖，杀死数万成都王兵马。消息传回宫内，孙秀、司马伦大喜，大赏黄桥之功，“士猗、许超与孙会皆持节”。这样一来，三将地位相当，“各不相从，军政不一”，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和调动，对于仍未退军的败军之将成都王司马颖更是不放在眼里，以为朝夕可灭。司马颖在黄桥大败后本来想逃跑，被手下卢志等人劝住，乘孙会等人松懈之机突然进攻，大败对方，乘胜长驱渡过黄河。
三个败将带数名残卒跑回城内，孙秀大惧，“忧懑不知所为”。几个人连夜商量对策，有的说西，有的说东，有的建议收败兵出战，有的想要焚烧宫殿趁乱逃跑，有的要挟持司马伦南逃荆州，还有的干脆劝说孙秀大搜宝物乘船东逃入海……正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手中掌有精装禁兵的左卫将军王舆先窝里反，率七百多兵士从南掖门入宫，攻杀孙秀、许超、士猗等人，并召八座大臣入殿，强迫司马伦发诏：“吾为孙秀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皇复位，吾归老于农亩。”于是，宫内高举驺虞幡解兵，数千甲士又迎惠帝复辟。
事定之后，三王入城，发诏杀掉赵王司马伦四子，捕斩孙秀等人亲党，并派人送金屑酒给司马伦赐死。“（司马）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孙秀误我！’”司马伦饮药自杀。这次混战虽然只打了两个多月，却战死士兵十来万，成为皇族大血战的第一个高潮。
惠帝复辟，篡位的赵王伦被赐死，自然也要大赏“功臣”。齐王司马冏获封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为将军，加九锡；河间王司马甬为太尉，加三锡；常山王司马乂改封长沙王，为抚军大将军。其中，齐王司马冏是惠弟堂兄，成都王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与惠帝都是同父异母的同房兄弟，这几个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王爷。河间王司马甬是惠帝堂叔，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可以想象，这些人在一起，宫中横坐的又是个傻皇帝，谁又能向谁低头呢？
手夺惠帝玺绶的义阳王司马威退兵至九曲（今河南巩县）时，闻听赵王司马伦倒台，慌忙丢下所统军队，逃归洛阳大宅待罪。诸王商议想饶他不死，一直呆呆坐在上座的惠帝忽然发话：“阿皮（司马威小名）掰我手指，夺我玺绶，不可不杀。”这句话是惠帝当皇帝一辈子唯一自己做出的“决定”，诸王当然无话，派人杀掉司马威。
刚刚安定没几天，数位王爷各自结伙拜祖陵。新野王司马歆劝说齐王司马冏：“您与成都王一起建立不世之功，应该留下他在京城辅政，削去他的兵权。”长沙王司马乂在拜陵时也对异母兄成都王司马颖建议：“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意思是应该由汉武帝一系的人来维持，提防齐王。
成都王幕下高参卢志提出以退为进的谋略，说：“齐王当时号称有百万之众，为张泓所败，正是王爷您强攻，孙会才成大功。两雄不俱立，大王您应该以太妃（成都王生母）有病为由，上表还归邺城，朝廷委重齐王，此举可收四海之心。”成都王司马颖很听话，马上入宫辞别惠帝，与从人快马加鞭从洛阳返回邺城，“由是士民之誉皆归（司马）颖”。回到邺城后，司马颖又推御九锡殊礼，表论功臣，赈济灾民，埋葬阵亡将士，“皆卢志之谋也”。史载，“（司马）颖貌美而神昏，不知书，然气性敦厚，委事于（卢）志，故得成其美焉”。
由于惠帝太子司马遹被贾后杀掉，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又被赵王司马伦杀掉，惠帝就没有了继承人。按继承人顺序，“大将军（司马）颖有次立之势（可为皇太弟）”。齐王司马冏当然不会任情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他奏请立惠帝的侄子、年方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自任太子太傅，又加封亲信东海王司马越为司空，领中书监。
齐王司马冏大权在手后，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耽于宴乐。侍中嵇绍、殿中御史桓豹、孙惠等人皆上书相劝，司马冏都“逊辞谢之，然不能从”。
一年多以后，惠帝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甬在长史李含的怂恿下起兵。李含出主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帝至亲，齐王司马冏越亲而专权，朝野怨恨，现在发檄长沙王司马乂讨攻齐王，齐王必会先干掉长沙王，我们再以此罪除掉齐王，拥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间王司马甬本来就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当时也是因形势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讨赵王的军队，齐王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至此，河间王觉得时机成熟，派部将李含、张方为先锋，率军直奔洛阳。同时，河间王遣使邀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准备兵马待发。
河间王部将李含、张方临近洛阳屯军，便发檄让长沙王司马乂攻讨齐王司马冏。两位王爷本来同时在京，关系还不错，但齐王认为长沙王与成都王是兄弟（同父异母），便先下手为强，派人攻袭长沙王。“（司马）乂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率百余人飞驰入宫，关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转被动为主动。当夜，城内大战，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大司马（齐王）谋反”，飞矢雨集，火光冲天。连战三日，齐王部队大败，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傻皇帝也知道好坏，记得这位堂兄拥立自己复位，很想饶他一命。“（司马）乂趣左右牵出”，斩于阊阖门下，循首六军示众。河间王司马甬的部将李含、张言等人闻知齐王已死，就引兵还据长安。
才过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因长史李含等人为长沙王司马乂所杀，河间王司马甬又起兵讨伐。成都王虽一直在邺城，但恃功骄奢，起先还能“遥制朝廷”，但随着长沙王司马乂翅膀渐硬，兄弟生出嫌隙，于是成都王附和河间王，共同前往洛阳讨伐长沙王。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
河间王司马甬以张方为都督，将兵七万自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军屯朝歌，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二十多万人南向洛阳。众人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惠帝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建春门一战，陆机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
打败成都王派来的陆机，长沙王司马乂深觉惠帝这个幌子确实好用，又“奉帝攻张方，（张）方兵望见乘舆（皇帝御车）皆退车，（张）方军大败”。
双方僵持不下。长沙王主簿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两个典故的主人公）建议，派人持诏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刘忱起兵袭击河间王司马甬的后方，这样，张方军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围。长沙王司马乂虽然总是把皇帝弄在军中打仗，“而未尝亏奉上之礼”，服侍周全，礼数不亏，故而“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围城二王兵马略尽，张方也准备逃回长安。
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东海王司马越“虑事不济”，害怕城外二王兵马越聚越多，就与殿中亲将密谋，半夜冲入司马乂房中，把这位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关在金墉城里，并以皇帝名义下诏免其官职，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司马）乂以拒（司马）颖”。司马越见情势不妙，大惧，想杀掉长沙王司马乂以绝众望。黄门侍郎潘滔出了个绝好的坏主意，遣人密告张方，借张方之手除掉司马乂。张方本性残暴，派兵从金墉城中押出司马乂，绑缚于城外兵营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司马乂时年28。“（司马）乂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
交战中数次大败的成都王司马颖此刻得意，耀武扬威入京师后，又还镇于邺城。“诏以（司马）颖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守尚书令”。司马颖又派亲信将领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并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为清河王，河间王司马甬也乘机买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诏从之”。
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甬屡为刘忱所败，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甬双方合军，大败刘忱，腰斩了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马越还效仿司马乂，“奉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双方兵马在荡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唯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士把嵇诏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号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绍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甬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宗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甬。
但历史总是存在偶然性，时任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王超等人拒战，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