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厚
她，总是活生生地晃动在我的眼前，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激起一朵朵浪花。
那时候，她在全省教育界已经很有些名气，她的全名叫山西省太谷师范。如果你沿同蒲线南行，还未至太谷县城，便会望见一座耸立的白塔。那白塔下大院的西半拉，便是太谷师范的所处之地。那时的校园大门朝南开，进了大门是一片操场，跨过操场正面一溜排房是校办公室、教研室。排房往后是孔祥熙的旧宅院，有后勤财务、职工家属等居处。教室占有四五排排房，建在院内西部；学生宿舍若干排房，则放在院园的东北。估摸占地也不过是三五十亩，才六七百学生，并没有一点拥挤的感觉。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十分亲切，那种感觉真好！那里，最宜人的是那种张弛有序的节奏与规律生活；最留恋的是那种宁静优雅的学习环境与温馨和谐的人际氛围。
我是在1981年夏天，由晋中师专毕业分配到师范的。那时语文教研组才十来个教师。老点的如张正美、毛钧、秦家骥是年近花甲之人，张继锋、师德贤、贺寿桐、孙敦民大概在四十多岁，余下年轻教师有白冬柱、李学玲、郝耀平、刘晋生、霍建魁等。最小的是赵介平，刚刚毕业留校，还是个二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教研室老师们彼此尊重，挺能和睦相处的，在我执教语文的几年中，还从未见过他们有什么脸红过不去的事情，更不用说吵架闹事了。记得一次晋生问我感觉如何？我挺有感触地回答说：如果不想入党争模范的话，我以为在这里大可以风平浪静地度过我的一生。
那时候刚刚结束极“左”，开始尊重知识注重教育，师范语文是新编的教材，更没有什么辅导材料之类，一套文选、一套语基。若从课本分量来看，却要远比高中量大得多。教研组教学改革叫得嘣儿响，怎么教怎么讲，诸位同仁，特别是那几位长者，真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了。我有不足，于是便有了尴尬。1958年全国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那时我都快小学毕业，此后中学、大学竟一直未过好语音这一关，而今却要讲语音，怎么能教好学生呢？只有从头学起吧：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弟介平同志肯收我为徒，教我照着镜子喔喔地看嘴形，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与纠正。在他班里我享有一副桌凳，我有幸听完了他全部的语音课。先当学生，后当教师，真是得益匪浅！如果不是当初遇上了介平这样的语音大师，恐怕我很难会对朗诵那么发生兴趣，我的语音课自然是敷衍过去草草了事。有短处必有长处。我的长处在文选与写作。回头看来，我的讲授难免有失偏颇，但其特色是非常鲜明的。主要表现有三：主观性、随意性与批判性，并且三者是融在一起的。那时没有统一的辅导材料，教师们各自写自己的教案。作为新教师，我几乎是备一个教案就写一篇作品分析的文章，并且写多了，自然就写好了，我的教案常被传阅，受到好评。坚持自己动手，对教师日后提高评论水平与赏析能力实在是一种极好的锻炼。而有一点关键性的好处是，教师讲课讲的是自己的感受与观点，他会讲得格外地生动与有力量。讲课随意，本人实属罪孽不浅。我挺喜欢花大量的时间讲作者讲背景，我以为分析作品不研究作者，那简直是荒唐。讲章太炎，能扯到孙中山请他命国名；讲谭嗣同，能拉到学生蔡锷造袁皇帝的反；讲瞿秋白天大的冤案，能讲到鲁迅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等等。兴之所来，便把那些野史巷谈奇闻轶事穿插其间。更不可饶恕的是我还爱揭个作者的短，课堂上每每大放厥词。比如大骂咱祁县老乡王维没骨气，偏做了安史之乱的伪宰相；骂白居易多情而好色，八十岁了还养一群妓女；说杜甫的诗也挺爱舔皇帝老儿的屁股；讲李白年轻时仗剑去国，手刃数人，纯粹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如此种种。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比如《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竟反意来串，我主张愚公移山不可取。列举愚公八大愚，甚至有欺负孀妻之嫌疑，谁的毛刺也敢挑，什么人也敢骂。说鲁迅通常喜欢用的那几个关联词，“然而、虽然、但是”之类，一塌糊涂，狗屁不通，纯属糟蹋现代汉语文法，责令学生不得模仿。郭沫若散文最爱用个比喻，我也敢整理“黑材料”，指出它的要害，以不明确喻不明确，以糊涂使读者更糊涂！给圣人脸上摸黑，罪莫大焉。但至今平心而论，“怀疑一切”，绝对是活学求学的至理名言。当时我就凭借这“怀疑”的一股子热情与兴趣，针对实际，联系教材，写出了论文《郭老用喻得失浅议》，在师大学报上发表；写了《叭儿狗从何而来》，大胆否定鲁迅在课文中的叭儿狗“国粹说”，稿子寄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而真的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
我在教学中发现语基教材有二十多处不太妥当之处，多次去信给编者，与北师大黄霭英教授商榷。课本中古文注释，“通”“同”不分，异体通假注释相当混乱，我在假期中写了《与高中语文教师谈古音通假》一文，近两万言，详尽地将高中教材与师范教材中所有出现的通假字，做了一一剖析，也发表在山西师大学报，当时它是山西唯一公开发行的学报。我在师范工作短短三年，发表论文大小计九篇。其中《倩女离魂考辨》，与学报编辑合作，发表后收在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那时候，时间充裕，精力过剩，写论文纯粹是从兴趣出发，谁还想到日后要来个评职称。我们年轻教师几乎都是住单身。语文组晋生、建魁、介平、栋梁，我们几个根本不把教学当苦差，在一起总是海吹神侃“教”与“学”的故事与乐趣。整天形影不离，一晚上彼此能串几回门，一会儿不见便像掉了魂似的。生活极其简单和随便，教学却是个赛个的认真与刻苦。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关起门来正在备课，不料卫维政校长带领一干人马来检查卫生。卫校长亲自敲我的门，我死活不开，我这人邋里邋遢当然也怕查住我。卫校长火了，高叫着我的名字，问我为啥不开门。我的回答是：备课时间，不得打扰！进不了门，检查团只好不查而散。事后我给卫校长说，我真的是着急备课，我不想叫你在当场批评一顿，我说一句心里的话打动了他。我说教师不备好课，就没有资格登上那神圣的三尺讲台！卫校长笑着点了点头。他说：如果真是这样，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受到表扬。
说到卫校长，真是个好校长。校长身材高大，说话粗声大嗓，表面上威严吓人难以接近，骨子里却透着种种善良与厚道。他非常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几乎每个年轻教师的课，他都要去听一听，听我的课更是家常便事。而且是从来不和你打招呼，自己提一把椅子上课前就坐进了你的教室。记得我有次讲课，正海阔天空地讲着讲着，突然发现台下后排就冒出了校长，当时一愣，可就卡了卡。我只好说：卫校长，你老听课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校长与学生们一下子全笑了。很感激卫校长私下对我近于偏颇的讲授能以大力肯定与支持。有一次校长带着全数语文教师来听我讲邹容的《革命军》吧，事后遭到几近包围式的批评，一致认为这种讲演法在大学可以，而师范不宜。独独校长拍着我肩，安慰了我痛苦的心灵。又有一次语法部分总复习。恰好那天我教材课本都没带，只是在黑板上边讲边列表。我以为这下我又得上会了，不想校长下来反而表扬了我。记忆中的校长并不爱多批评别人，可老是爱批评个我。比如说我上课不要在台下串来串去啦，平常说话不要带“把”啦，讲课时不要叼烟啦等。我这人就是少约束，讲不畅了就想抽颗烟，而要是讲来劲了那就更想抽棵烟，还有个坏习惯是讲课时手攥两截粉笔头，一边讲，一边右手将粉笔头不停地抛起、落下、再抛起。这叫他也看在眼里。还有一次是我正在操场与学生们一起打篮球，汗淋淋地就被校长从场上叫了下来，卫校长一脸严肃，对我说：和同学们一起打打球这是好的，可你是个教师，光着脚板打球，这像什么话，这是个甚形象！当然我只有接受的份了。可以这样说，那几年校长在会上会下批评的，全太师教职工恐怕是数我最多。而在那一段岁月里真正能正面给我提出批评，帮助我迅速完成由工人到教师这一巨大转变的，校长应该是帮助我的第一人，对于他的批评，我狡辩过，但从未顶撞过，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他全是为了我好。我对校长心里充满了敬意与感激。后来他调任地区教育局局长，更想不到的是他退休不久便在老家汾阳病故，而我随后也调回榆次，可我竟连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过他，成为永远的遗憾。现在写他这么些话，权当我心中对他的一点点思念与祭奠吧！
那年月，是一个特殊的年月，也是一个十分值得记忆的年月。改革之初，人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类似改朝换代般的历史变迁，社会猛地发生了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党报所论“坚冰已经打破”，又如郭老所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年轻的人儿怀着花一样的理想，梦一般的憧憬，从四方一下汇集在这里。当你面对眼前那些如饥似渴的学子们的一张张笑脸时，你胸中自然会涌起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你会觉得，你的选择没有错，当老师挺好的！
还记得那一天，在教导处办公室，楼书策、廖志民两位主任找我谈话。他们问我：代民师班语文怎么样？我回答：随便吧。我当然知道，民师班年龄大，不好管，有的学生还曾经代过高中语文课，难教。而我内心里并不在乎这些，怕的是学生水平低。事实告诉我选择正确，他们比普师班同学求知欲望更强烈，也更懂事，他们都与我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民师班每届都是两个班，贺寿桐老师一个班，我一个班。我一直以为我班上的学生比他班的学生要出色得多。贺老莫怪此言，孩子总是自家的亲。有比较就无形有了竞争。那“贺教授”是当时戏称，他后来果真成了中文系教授。老贺一身才华，半世教学，何等了得！而我则是毛头小伙初出茅庐。我凭的只是一股子血气与热情。我发现我的学生由于文革教材所致，古文底子很差。没有什么捷径，只有下硬功。我要求学生背诵百篇文章千首诗。每天一首，毕业前完成。记得，每天早读第一件事就是我先在黑板上写下一篇古诗词，我大概只用五分钟的时间进行简单解释串通大意，要求必须在当日背会。两三个学期下来，果然效果很好。使我现在想起来都十分得意的是：我们班学生的写作水平相当相当地可以。那时每周有两个课时的作文，要批改近五十号人的作文，工作量相当大。我批改作文从未敷衍，而只在学生文章后很省事地写个“阅”字。总是恨不得一下子就说透这作文好在哪里，差在哪里，如何改进，我写的话将如何写等等。这样一来，一批一改，红笔字就飞满了几页纸，有时竟能与同学的作文一样长。那一年我下乡，遇到了我那时教过语文的一位学生，她说她搬家时翻出了自己的一本作文本，看了一篇篇有我批改的文字，她当时抱着作文本子流下了泪。这，我相信，没奇怪，想不到的是前不久我回师范同事的聚会，让我吃惊的是在饭桌上，赵介平先生竟能大段地背诵出我的学生当时的作文：“那一天，八月十五与国庆节，像一对情人似的双双携手来到了人间……”我愣怔了，说不清是赵先生的记忆力超常好，还是我的学生作文水平超常好，抑或二者不可失一吧。我对我班上的同学的整体评价是：活泼伶俐、聪明好学。毕业后数十年来，他们也正是凭借那种刻苦好学的劲头，不断地进取，不断地成功。按理说，中师毕业只能当个小学教师，但他们当中好像还没有一个在小学的，即使还在，那一定也是因出色而无法脱身。他们现在都成了教学骨干，不少同学担任了中学的校长，不少同学分别获取了晋中市、太原市和“全省十佳优秀教师”称号，有的还担任了分管文教的副县长，有的甚至担任了大专院校的校长。有的当时从《语文报》发表处女作开始，现在则成为省内知名的作家与记者……
老师有情，学生有义。每到毕业临别，老师就像去送远征出门的孩子。学生，那时候的学生，真是老师难舍难割的肉哪：1982年夏天，我要送走我教的第一批毕业生，一整夜没睡觉写下了一首二百多行的长篇朗诵诗。第二天交给赵介平修改和背诵，第三天夜幕降临，介平可就上了晚会。还记得操场上，通红的烈焰映射着夜空，黑压压的人群围坐在篝火旁，同学、老师静听着静听着，赵介平的诗朗诵正一句一句地从心底流出，十八分钟的诗朗诵--《我替母亲说几句》，朗诵者流泪了，在场的人全都下泪了……那夜、那诗、那泪水，便是师生情义的最真实的表白与流露！如今事过多少年了，而一些学生还念念不忘，常常还在说起与太师依依惜别的那一幕。记得朗诵诗中曾说：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见，高老师怎么怎么，赵老师如何如何。眼前的情形竟然如诗所见，他们高老师果然是两鬓斑白如霜，而让他们高老师所自豪与欣慰的是，他的学生一个赛一个地有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