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月明
1979年10月6日,我作为一名新生踏进了太谷师范的校门,分在98班,班主任就是常学斌。
仅仅两个月后,我就因转学而离开了太师,离开了我刚刚熟悉的师生。短暂的两个月,发生在我周围的师生情、同学谊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多少年了,未曾忘怀,时不时打开记忆的闸门,犹如打开一坛陈年老酒,那么香甜醇绵,那么清新甘洌,令人回味无穷,过得愈久,愈发香甜。
第一堂语文课,贺老师就布置了作文题《当我踏进太师校门的时候》。我这样写道:我是太谷人,不知踏进过多少次太师校门,但当我真正从心里感觉到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却是在我这次作为一名新生踏进太师校门的时候。因为我从现在起就步入了教书育人的预备队,两年后我将成为百万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这是决定我今后道路的一个起点。因此,我心中不能没有感慨。
当时的太师,没有教学楼,没有学生楼,没有饭厅,有的仅是低矮的平房,那便是教室和学生宿舍。校园鲜见树木、更没有鲜花草坪,整个一片灰色调,这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基层师范的校貌。我所在的宿舍是一溜通铺,十二个人便挨挨挤挤地睡在一条长长的“大床”上,一盏昏暗的灯泡,还是全校统一开关。进门一个砖砌的灶台,每日定量供煤取暖。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我离开学校时才发现裤子里生了许多虱子。
班主任常学斌那时还是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年轻人,英俊而潇洒,精明而洒脱,还担任着学校领导的职务。尽管学校里有很多事情,他还是竭尽全力在学习、生活上关心我们。有几天连续下雨,宿舍漏水,他想办法弄大塑料布把屋顶盖上。一天晚上,宿舍已熄灯,我躺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书,突然门被推开,我还未及反应,常老师就走到我床前,摸着我的头,悄声说:“月明,熄灯了,明天还要早操,不要影响同学们,啊?”语调婉转带着关切,我忙熄灯,常老师才慢慢出去继续巡查。
音乐老师吴安信,胖胖的身材,戴着眼镜,整日里笑眯眯的,文温儒雅,教学上很认真。有几次我没交作业,他在活动时间来到教室,特地找到我。把我叫到校园一角说:“咱们出去谈谈心?”他从音乐的起源、发展谈到在历史上的作用,谈到师范学生不能不懂音乐,让我热爱音乐,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我明白,吴老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我在离校及毕业后曾数次看过他。
上世纪70年代末,粮食还是按比例供应,学校当时的伙食是供给制,每人一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肯定吃不饱。学习委员杜毓秀是一个文静而秀气的姑娘,她每星期回家。一次,她把星期日的饭卡给我,让我去打饭吃,可我竟腼腆到不会说句感谢话,直到今天,我仍有一种负疚感深深地印在心里,每每想起,总觉得愧怍。平遥的史淑仙对我转学表示的贺语“祝你在新的学校,好好学习,成绩优异”至今萦绕在耳边。
那时,师范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他们淳朴、率直,没有城里人惯有的那种傲慢与偏见,生活十分俭朴。介休的孟蓬庆就说,因为考上了师范,家里才特地给他做了两条新裤子。我们宿舍里也只有两个人有手表,就是像我这样的城里人也是因为上了师范才穿上了尼龙袜子。我当时头上戴着军帽,手上戴副白手套,身上披着件蓝棉大衣,就是在今天看来如此简陋的“装备”,在当时也令同学们羡慕不已,温天宝就曾赞叹我的这个穿戴“真雄伟”。
虽然在师范学习生活仅两个月,而且以后绝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音讯,但留在我心中的印记都很深,很多同学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脑海中:文静而秀气的杜毓秀,能歌善舞的李玲爱,当过会计的阎良富,能拉二胡的王东光,能写会画的张学文,舞台指挥的王喜梅,与我同桌的王兆生,和我挨着睡的温天宝……还有很多很多同学,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尽列,尽管相处时间很短,以后也一别而未曾谋面,但我依然记得他们,记得他们!
近三十年了,时光飞逝,我们已进入中年,每每想及师范,总是不自觉地放慢速度,总想多看几眼,尽管眼前已不见了昔日的师生,没有了低矮破旧的平房,踏遍校园也难觅昔日的踪影,但我总是惦着她,想着她,总想对她诉说些什么。
呵,太师,我心中永远的太师……
郭月明 1979年在太谷师范98班学习,两个月后转学至山西省中药材学校,1981年毕业分配于山西中药厂,现在太谷职工医院第一诊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