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致山
我现在是太谷中学政教处的一名干事，每天要早早地到岗例行校园检查。因岗位的特殊，有一段时间免去了上下班的签到签退的麻烦，新校长的到任，要求特殊岗位的人员也要摁手印，第一次上去等待签到备案，就看到校办公室白板上挂着有关“永远的太师”的征文字样，我的心中就咯噔地一震，哎--那不是我的母校吗？
我属于“工农兵学员”，又属于“社来社去”的一届，因为我与太师有一段悲喜而曲折的感情，所以说我们是特殊的一届，既是幸运的一届又是带着伤痕的一届。
1976年10月6日，我骑着破旧自行车带着行李，怀着满腔热情与希望走进了太谷师范的大门，由一名农民变为一名“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开始了并不十分正规的学习生活。开学的第一天晚上，校领导“工宣队”和“政工组”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慰问团挨宿舍看望了学员，我几乎被感动得手舞足蹈起来。白塔是太谷县的象征，更是太谷师范的象征，因为当时白塔院是属太谷师范的，白塔院又称无边寺，院内是老师们的宿舍。那时，“白塔”和“无边寺”还没有被视为文物对待，门洞的顶楼上放着冬天烧炉子用的煤糕，门洞内堆放着十几具断臂、无头、缺腿的佛像。当时孔祥熙宅院也属于太谷师范，院内小房间部分住老师、炊事员，部分是一些职能科室，大殿是音乐教室，有部分房屋是杂物仓库、长廊走道是存放自行车的地方。偶尔有人谈论孔祥熙的趣事也只能在私下里，官方没有评论过。
当时，我们一届有六个班，28班、29班、30班是文科班，31班、32班、33班是理科班。我在31班就读，刚报到时班主任由张治汇老师代理，因为武凤仪老师被抽调到庞庄水库搞设计，一个月后才回校接任。张老师那时刚从大学毕业，还没找对象，风华正茂；武老师40出头，很善谈，很精干，板书特别工整；物理有一段时间是一个被打成过“右派”的褚老师代的，用他的知识给我们上初、高中课，好像用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化学课开始是包老师代的，她是一个知识性的淑女，这几位老师每一届学生都佩服。还有好些高水平的老师不可能一一赘述。按说有这些老师授课应该说是幸福的，然而，我们却没有好好地学了几天课，一方面原因是要按“既定方针”办事，学毛选第五卷，通读毛选四卷，参加政治运动批判“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深挖“四人帮的黑爪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给李岳阳老师的一种无辜的伤害。不知道，李岳阳老师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是否有太多的遗憾？但我是深感遗憾的，那段时日，每天把“政治”挂在嘴上，我们很少能静下心来读书。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不仅伤害了一批老师的自尊和人格，也断送了我们一段宝贵的学习时光。我记得，特别可惜的是，太师错过了开设英语课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二方面是每周在正常情况下要在校内轮班劳动一天，1977年春天，我们去里美庄土地加班一星期，一天两天外出栽树之类的任务更不在话下，假期上还要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返校时必须由生产队在回单上签字盖章；再一方面我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太谷县东庄公社大峪坪分校边劳动边学习两个月。具体到我个人情况就更特殊了，记得1977年6月初，该我们去大峪坪分校的前一天是星期天，我要走着回一次家（当时家中人多，贫穷，只有一辆破自行车，我骑走自行车，家中的人有事就不能办，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走着）。太谷城离我家井神村不足20里，一天折个来回并不紧张。走的过了沙河桥，迎面遇见一个本村二队的青年，说起关系，还是一个远方表弟，手拉一头毛驴，见面分别问询道明情况。他说“你们队的拖拉机卖豆角，一会儿就下来了，跟我返回去到蔬菜公司等吧。”于是，我就跟着他往回转。
一上油路，毛驴死活不走，他让我找了一根棍子在后面帮着使劲赶，用了有3小时40分钟才进了兽医站。我搭上拖拉机跟着他们去纱厂办事，司机和我四叔去办事，我和另外一个40多岁叫银娃的人在外面等着。当时我在学校刚学完柴油机发电原理，对机械东西很好奇，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我不被推荐上学，那小四轮拖拉机应该是我开，在没有上学走以前，交钱订货期间就基本定论。我跟银娃说我想试着开一开拖拉机，他不让我开，还给我讲了很多不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去涉足的道理，用他的现实经验作了解释。后来我四叔让银娃把车头调转，银娃摇了两次也没有发动着。我伸手帮他去开减压阀，就在这一刹那，脸上猛地被打了一下，滑脱的摇把打在颧骨上，本能地用手一摸，血顺着手直往下流，赶紧跑进二七零医院急诊，恰巧有一名手术做完迟下班的医生才做了缝合。进二七零医院看病，如果要是在平时没有单位介绍是不行的。下午，我只好返回学校办理请假休息一周的手续。休息期间，我才知道：拉毛驴的表弟让我坐拖拉机的目的，是让我帮他赶毛驴，那头毛驴有惧怕上公路的心理病，一个人牵着走不了，非得有人后面撵。伤口愈合较好，我五天上就急着抽了线，非回学校不可，那种心情不亚于影视片中打仗失散的八路军战士寻找大部队的程度。虽然我是太谷土民，对大峪坪的概念还是上了师范才知道的。休息期间，早早地就向人们打听好具体方位、里程、走法。抽线后的中午，天上的乌云滚滚，但我走意已决，我母亲哭着不让我走，怕我着了大雨，伤口感染。我流着泪说：“你们没上过学，你们不知道我上学的苦处，误得课多了，我越跟不上，一个班四十六个人，大多是高中生，只有六七个初中生，人家是复习，我们是新学，有一部分还当过民办教师。”总之，我母亲是不情愿地放我走的。我一路上沿着山根走，觉得走的不对就四下里看，跳下自行车找人问路，大约走了三个多钟头到了大峪坪村口，分校就在村口。天已开始下起了小雨，一上坡就看到张副书记还在顶着雨锄地，我叫了一声张书记，他说：“你是杨致山同学吧？”我说你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呢？他说：“我是军人出生，看到你脸上的纱布，听说过你请假的事，所以就敢断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心中感到特别亲近。他赶紧招呼我进了办公室，进门还没坐下大雨就倾盆而下。其实张副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转业到太谷师范后，还是一身绿军装，只是缺少了领章帽徽的内容。四十多岁的人了才学骑自行车，学得很费劲，很认真。到大峪坪后才了解他的基本历史。年轻时，刚解放不久，国家还很贫穷落后，物资缺乏，一辆自行车对一个贫穷的人家来讲，简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这时期，他参军了，当士兵时没条件学骑自行车，当了军官后是用不着骑自行车了，转业到地方后没有了在军队的优越条件，想出入方便就不能不老来学艺。
我们在大峪坪住的是延安式的窑洞，是上几届学长们挖的，男生两人一天轮流从沟里往上挑水，供吃饭洗漱使用，每人四担。我们在大峪坪的生产队锄地、割麦子，找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到部队擦汽车勤工俭学；自己种菜补贴生活。还有三件更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情：一件是一个叫李兰燕的太谷籍女同学，在部队擦车时电线走火引燃沾满汽油的工作服，造成大面积的烧伤。在二七零医院治疗期间又染上黄疸病，送进隔离危险病房，差点要了命。住院期间，开始由我们班一名太谷籍的女生陪着；中期，我们班一天一个女生轮流伺候；后期，一天两个女生伺候，女生的来去由男生轮流负责接送，不管怎样总算保住了性命。后来师范与太谷教育局联系好用民办指标给李兰燕转了正，但是，影响了她一个女人一生的生育功能。后来，据说嫁了一个煤矿工人，调到了太原地区，不幸男人早逝，真是可怜！另一件是一名叫赵发望的榆次籍男生，也是在去分校的前一天回家时，路上被拖拉机撞倒，轮胎从腿上压过去，万幸的是没有伤着骨头，有惊无险。在家疗养了十几天后才一瘸一拐地到了分校。还有一件是涉及到我的事情，大约在分校一个月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上山的路被洪水冲毁，学校的拖拉机往上送煤上不去，把煤只得卸到山口上，山口离大峪坪有5里路，艰巨的任务就又落在男生的肩上。我们从村民家中借上箩头、扁担，两男生一担一担地往山上挑，一担有156斤，个个走得满身大汗，半路上在南背阴处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上很冷，赶紧去到太阳处，中午感到头痛发烧。分校没有医生，每班都是临走的时候推荐一名略知常识的同学从校医室借点常用药，有人生病就随便给吃点。给我吃了些安乃近之类的感冒药，还打了一针安痛定，就是不见好转，此时，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回校上课，比前几个班少在了大峪坪半个月，便宜了后头的两个班。回到学校后，知道了上级的精神，以后不再办“农业学大寨--大寨式”之类的分校。可是我的头疼低烧跑遍了太谷城的所有医院和有名的诊所，病总是得不到治疗。恰巧有两名肯与我相跟的同学也感冒了几天，有个别同学开始说风凉话，说我是“瘟神。”班主任出面劝我退学，只是我执意坚持才没退，过了1977年的春节病才慢慢好转。学业已误了许多，无法赶上。
1977年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我们这一届的学生一直就在承认与否认之间讨论着，到1978年5月，学校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社来社去”的一届立即毕业，不包分派，回各县参加社会招考教师的统一考试，按名额择优录取转正。5月17日我们从学校如同鸟兽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转正考试的名额自然不会惠顾到我头上。在家里歇了有二十多天，歇着是没有饭吃的，咬着牙顶着烈日去大田里劳动去。8月7日接到通知，愿意当缺额代教的可以安排，于是，我到山上当了一名代教，工资每月29.5元。工作中深感知识欠缺太多，一有空就抓紧时间看书学习，到1978年初冬，各中专师范类系统又各自组织了一次转正考试，这次考试又与我擦肩而过。我们的同学两次考试大约有一半人转了正，剩下的到1980年8月包括我在内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又被以民办教师的形式招回去重上，那些剩余下来的少部分同学就永远无缘了。
说是又上了两年，实际上只上了十个月。1980年8月底回学校报到，告知：第一年不上课，在原籍实习，第二年上。第二年8月底通知到校，卫维政校长亲自安排，被告知：学校地方和师资紧张，不想返校的可以不上，到时给发毕业证书。有一半人坚持要上，我当然在坚持之列。我们占的教室是西南角上的被拆临时留下的一个旧瓦房正殿，多年来是木匠用房，班号编为120。住得是多年弃置的旧瓦房，五间一套空，一个班的男生住在一起。吃饭最怕的是九两高粱面一两榆皮面的河捞，有筷头子那么粗，吃下去就跟钢筋戳胃一样。上了有两个月，其他在外自流的学生，被紧急召回，另外又组成一个班，班号为121。后来，我知道这些人被召回的原因：有一位同座女生她的丈夫在地区教育局工作，她们的媒人是教育局管业务的副局长的爱人，也是女同学夫妇的老师。星期天她回家时无意说出了太师方面的实情，第二天，教育局就对校方下了“必须克服困难，让学生回校上课”的指示。这一年的学习，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以前好些高水平的老师已被调走，余下的又分散在应届班中，实际上师范的师资也处于青黄不接的地步。又因为以前的文、理科分班上，现在混在一起上，原来的文科生大多发愁“上算术理论课”，作业做不来，一开始我热情帮助周围的同学，有问必答，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除上课以外的时间都被同学们占用，我的求知的初衷没有实现。于是，除上课外，我躲着少进教室，尽量从图书室借上与初中课本有关的小说去看。像化学课，讲的是初中内容，我当代教时教了一年初中化学，我上纯粹是浪费时间，可是又不能不上，不上是对老师的不尊重，影响也不好，不符合我的个性，我就悄悄地看文学之类的书。记得最深的是入校的第一篇习作，我的作文和另外两名同学的作文被刘晋生老师定为样板作文。刘老师讲古文课，高厚老师讲了几堂文学课，这是我比较满意的课。1982年5月，太师附小有两个要考大学复习请假的老师，学校从我们班找代教，我就去了四十多天。
两度的师范生活，第一次被叫着“社来社去生”，第二次被叫着“回炉生”，可以说是曲折又离奇。我们这批人，生在“暂时困难”时，上小学就赶上“文革”期，上师范赶上“社来社去”时。不管怎样，我们被历史的快车几次抛出去又几次弹回来，也算是一个幸运儿吧！没有太师炉中的两次烧烤，我是不会成为今天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的。
实际上，太师这所圣地，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是多灾多难的，往往被抹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被热衷政治的一些领导和一些想搞运动的积极分子所操纵过。现在好了，他已涅盘成凤，飞出鸡窝。不过，说良心话，作为一名太谷人，母校的搬迁，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对太谷是一个损失，她的迁走离不开政治环境的狭隘。她的走，带走了人气，也带走了一部分财气。有时走在母校的大门口有两种感觉：一种是我们第一次入校时，学校老师就对我们说过，你们赶上好机会了，学校要升成专科，上级已经口头同意，你们这批人重点要培养成高中教师。在我们上时没有转成专科，现在实现了，这是太师人多年的心愿，也是形势逼迫所致，我替她高兴。另一种感觉是心里酸酸的，看着母校远走他乡，只留下空巢，就像“父死”儿不孝，母亲没人管，非得去嫁汉。
唉，呜呼，此地凤凰也！不说了，不说了，说得多了不好，还是回到正题上吧。太师，我的母校，她是一所平民师范学校，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毕业后主要服务于晋中，乃至全省，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太师，太师，在历史上记录了光辉的一页，永远被人称颂，永远被人牢记！
杨致山 1976年被推荐“社来社去”上了太谷师范学校。1980再次回到太谷师范学校，现任太谷中学政教处干事。大专文化。
发表的作品有印刷经验之谈、小小说、散文、诗、评论，其中《鲁班的弟子古老的技艺》、《有感于黑板变白板》获县级文化单位征文奖，《拜寿》获文艺生活杂志征文奖。2004年6月，长诗《我想和青少年说说心里话》获“人文中国·文化创新暨中国青少年想像力大赛”三等奖。近两年《对蜂与造纸的探究》《鲁班的弟子古老的技艺》被贯以若干奖项，但一次也没有去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