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银凤说：“吃不对得病哩，说不对要命哩。你平时不爱说话，可一说话就能噎死个人。这不行，要吃亏哩。”
邵士喜附合着说：“对，要吃亏哩。你爱看书，这好不好，也好也不好。你还没有看出来，书读多了，就成书呆子了，就爱认死理，就免不了犯错误。现在犯错误的，全是读书人。所以我说，书，读上几本就行了，去了农村，要听领导的话，领导让干啥就干啥，不让干啥就不要干啥。”
邵合作忽然抬起头说道：“领导让我跳崖我就跳崖？”
邵士喜支起了眼睛，火气很旺的说：“你这不是抬杠么。领导怎么会让你跳崖哩。”
邵合作高声说，“领导也不可能总是对的。”
邵士喜也高声说：“话虽这么说，可你不能这么想。你一想，就会出事。古人说了，溜勾子添屁眼走遍天下，倔骨头寸步难行，我这么说不是让你溜勾子，我是告你，像你这样的倔骨头，不行哩。”
邵合作向门口走了一步，说：你们还有别的事没有，没有我就出去了。
邵士喜目瞪口呆，正要说什么，邵合作已经出去了，邵士喜懊丧地对高银凤说：“你看看，咱俩刚才的话全白说了。”
手记十四
我们插队的地方，就在本县一个名叫枣树坪的山村，离矿区八十里，离县城一百二十里，是这个县最偏僻的地方。与我一齐来这个地方的，有十三个人。一年之后，刘阳也插到我们这里，她们是九个人，被安排在距离我们三华里的李家庄。白晓燕没有下乡，她把孩子放在我家，回娘家住去了，后招工到县招待所。
我爹一直为我没有娶白晓燕为妻耿耿于怀。我第一次从插队点回矿上探亲，在街上正好遇到要去县里报到的白晓燕，白晓燕惊异而嫌恶地扫了我一眼，就昂着头快步走开了，我觉得很可笑。回到家，我特别去照了一次镜子。当时，我家拥有的镜子不过是直径不到一尺，而且裂了纹的小镜子，然而我还是从这面镜框里看到一个乡下人的面孔。仅仅三四个月，我便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青年，满脸煞黑、双目呆滞、发如乱草。而在不久以前，我还是一个肌肤白皙，面色清秀的少年。我终于明白了白晓燕向我射来的那讥夷和鄙薄的目光；我爹我娘对我身上的这些急促变化也连连唉叹，当我手捏着一小袋在山坡上采撷到的酸枣，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们也竟好长时间没认出是我。
插队的新鲜感，几天之后便烟消云散了。我们很快与当地村民真正打成一片。甚至在装束和语言上也极为自然地靠近了。这既是中央精神的要求，也是不由自主的同化。男生的腰上都系上了草绳，或者布带，而女生却都像农村少妇，头顶蒙上了毛巾。语言上的根本变化，是男生女生无论说什么，都带上了那个脏字：球。第一次说这个字的时候，男生和女生还都脸红一下，到最后，几乎离开这个字，就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语言。例如，男生看见女生，第一句问候的话是；“干球什么？”，“来球了”。女生也是这样问话，也完全村民化了。和农村妇女一样，开一些很肮脏的玩笑，后来发展到，女生见了男生，也忍不住说些裤裆里的话。
我们插队的这个村，近一半是河南山东逃荒来的移民。他们祖上几经迁移，落户到这山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地。他们几代人都是文盲。他们强悍、粗犷，也比较纯朴。依然保留着故乡的风俗习惯，操着故乡的方言口音。而另一半人口的当地土着与他们的生括习惯却不同。这些土着说话绵软，形似笨拙而又有心计。两方的窑居也很有意思。土着全部居住在村子中心地带，而那些外来户则全部居住在村子的山顶上，对土着形成包围的趋势，我们插队到这里不久。便发现土着和外来户已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土着一方是“红总司”，外来户则称“总站”。“红总司”也并不是消一色的土着，也有三五户外来户。在“总站”里也有七八户当地土着。
后来，我听房东讲，文化大革命之前，土着和外来户关系还比较融洽。当然，在村子中也免不了因为家长里短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但彼此之间还未发生过大的冲突。河南山东的外来户知道自己占了土着的一方宝地，遇到矛盾大都能忍让，并不与土着十分计较。平时交往也磊落大方，所以，一些土着还愿意与外来户通婚。大队支委中，也给了外来户一个名额。
矛盾产生于“四清”运动。在公社和县委的多次发动和鼓励之后，外来户大着胆子揭发了土着中的几个“四不清”干部，从而埋下了隐患。一些土着认为，这些外来户是为了“抢班夺权”，是想骑在当地人脖子上拉屎。是可忍孰不可忍。文化大革命的随之而来，正好给了土着人一个报复的机会。他们经过事先策划，很快与县里公社的“造反派”接上头，成立了枣树坪的“红总司”，造反夺权，把外来户又全部赶下了台。建立了新的枣树坪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清一气的土着人。“革委会”乘胜追击，内查外调深挖狠批，又从外来户中清查出十几个“逃亡地主”、“蒋匪兵”和“阶级异己分子”。在这十几个“五类分子”中，除“逃亡地主”在其曾祖父手里确实有过百亩良田，而其家在其祖父那一辈就已败落，抗日战争时期便沦落为乞丐之外，其余均是一些道听途说，或根据外来户平日开玩笑的闲谈中逼供出来的。外来户由于共同的利益处境和多年形成的婚姻关系，也已结成一个网络。在土着的步步紧逼下，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一派，成立了造反组织：“总站”。
两派之间经常发生争斗，以致棍棒相交。在县城的造反派拥有枪炮之后，这里的两派村民也各投其主。当时村里去参加大规模武斗的村民达三十人之多。
我们来到枣树坪插队时，是土着的“红总司”掌权。我们的一些知青逐渐分清“阶级阵线”，单纯的认为外来户人好结交，出工时多与外来户结伴，这些知青很快受到训斥，并享受到外来户的劳动待遇，掏粪、垒坝，拉炭和出去修水库。等这些站错队的知青刚回到“正确路线”上，以外来户为主的“总站”又夺取了大队的领导权。知青们又急急忙忙地“归队”，向新的革委会“表忠心”。
在这种跳来跳去莫衷一是的“站队”中，白晓强最为活跃。作为知青的“点长”他一下乡便被结合进大队革命委员会。是唯一的知青委员。但风云急速变化，另一派掌权，他就被排挤出来。他马上“反戈一杰”，又赢得了执政者的好感，成为新一届的革委会成员。富有戏剧性的是，不久，形势突变，土着又东山再起，白晓强又一度被冷落在外。所以，白晓强的情绪，时而亢奋，时而消沉。只是他与我的关系一直非常冷淡。
不论那一派掌权，我都是难以救药的“教育对象”直到我出狱之后，才从插队的同学嘴里得知，我一到乡下，便被打入了“另册”。在我缺席参加的知青会上，白晓强曾公开指责我思想颓废，言词偏激，革命意识消沉。在别的同学的激发下，我也写过一封为时已晚的入团申请书。但我从来没有被白晓强任支书的团支部召见过一次。插队一年以后，唯一的团外群众就成了我。我知道白晓强仍坚持认为我是他的“情敌”。有一天出工的路上，他似乎无意的问我，你和刘阳还联系吗？我没有回答他，冷冷地走开了。
我成了村里斗争的“逍遥派”。我对打来打去的夺权斗争了无兴趣。其实最初，我并没有真正认清这所谓的势不两立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闹剧，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的好处，倒是由于这无休止的相互残杀使一些热忠于夺权的政客获得利益。
我们五个男知青原住在一间窑洞，后因下雨地基下沉，窑洞裂了一道长缝，知青们不敢住了，于是我们就被分散到其它农户家。白晓强安排我去了“杀人犯”家中。知青们知道这是白晓强报复我，因为我曾几次顶撞过他这位“点长”，当众笑话他“变色龙”。
“杀人犯在我们插队之前已”畏罪自杀“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俩个女儿已经出嫁，他的儿子安平生比我大四五岁。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据说在高中读书时是个高材生，因为有政冶包袱，自从我们来插队之后，我没有见他说过两句以上的话。一些知青见他总阴沉着脸，背后叫他”小杀人犯红总司掌权的时候，常在社员大会上，针对他让人注意阶级敌人的报复。
白晓强把我安排在他家住，大概是让他“报复”革命群众时方便一些。但他没有料到，我和安平很快便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我从他口中知道，他父亲果真是杀人犯，但是杀人未遂。他家祖藉是山东临沂。安平生有个从未见过面的姑姑，长得很漂亮，方圆百里都很有名。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几次图谋不轨。终于有一天趁安家男人都下地不在，强奸了安平生的姑姑。安平生的父亲回到家里见妹妹不堪羞辱已悬梁自尽，当即提着撅头找到这个二流子，将他打成重伤。安平生的父亲当时认为他已经毙命，连夜和一家人逃跑到这里落了户。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地土着干部为了从外来户中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派人去山东外调，安平生的父亲就此被确定为“杀人犯”。
“杀人犯”畏罪自杀后，安平生深感冤屈，和揪出他父亲的造反派发生了争执。造反派认为他会阶级报复，再开斗争会，便让安平生顶替他父亲接受批斗。安平生不服，几次到具里和省里上诉告状，但都没有结果。安平生已几近绝望，唯一支持下来的就是他病重的母亲和尚末成年的妹妹。
我刚到他家的时候，他很少与我说话。虽然开始几天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也极少与我对视。我也觉得这样相处别扭，几天之后便搭起自己的炉灶。这时，他却劝我留下了。他第一次用深情忧虑的眼睛直视着我说，我看你也做球不了饭，还是在一搭吃吧。我的确做不了饭，有他这句话，我也就半推半就了。
下乡时，我带了几本书，后来进城，我又买了一些上级号召读的马克思列宁着作。下雨天不出工，我便在窑洞里看书。我很少与别的知青来往，并不是我不合群，而是因为一到乡下，白晓强便把我划成异类了，“落后分子”，组织知青来帮助我。我的错误是“扎根思想不坚定”。我们刚下乡时，白晓强在大队部。单独开辟了“知青园地”板报栏。除了写一些应时的大批判稿，便是隔三差五写一些口号似的“决心书”。写过一次后，我便不再写。我不想接连不断的说违心话。违心一次也罢了，经常违心无疑是对自己心灵的折磨。我不想重复“扎根落户”，的口号，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十三个知青没有一个愿意终生在这里当一辈子农民。他们经常在一起无限向往的谈论“参军、招工、回城”。可是一到会场，一旦写“决心书”，就慷慨激昂地发誓这一辈子做新时代的农民。我觉得他们很虚伪。有一次忍不住与他们争论了起来，这些在昨晚还梦寐以求想回城的知青，一早便成了坚定的扎根派。为了帮助我脱胎换骨，白晓强连续几个晚上召开知青大会，对我的思想进行批判，我成了知青中的“落后典型”。自从我搬到安平生家住，几个平日与我关系尚好的人也不敢来我这串门了。
也许，正是因为我的孤独，安平生与我同病相怜。他主动来找我了。
安平生先站在门外，咳嗽几声。我从窗户上唯一的一块玻璃看见他在雨里朝我窑里望着，我也咳嗽一声，他听见我的回应，就迟迟疑疑地走过来掀起我的门帘，但脚还在外面停着。我说，进来吧。他这才难得一笑地向我咧了咧嘴。他的牙很黄，那是长时间抽烟的结果。他蹑手蹑脚地走进来，问我，看书呢。我点点头，让他坐。他屁股擦着炕沿坐下。这是他家的窑洞，但他拘谨的样子却像在陌生人家。我把枕头边放的几本书拿给他，说，你要想看就拿去。他一本一本地翻着我的书，问我说，这些书你都看过了。我点点头。他又认真地看我在书页旁边的批注，一会儿便惊讶地说，你看得很认真。我说，没多少书，只好翻来覆去的看。他抬起头说，我窑里有一套《列宁选集》，你要看，我给你拿去。我说，你怎么会有《列宁选集》呢？他说，我的历史老师送我的。他看到红卫兵开始抄家了，就把这套书送给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