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中学，本家伯父被斗得最惨。从他被揪回来后形销骨立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来，他在那里吃了许多苦。他蓬头垢面，眼窝深陷，面容黝黑，唯一支撑他的还是他挺直的脊梁。村民和学生们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时候，本家伯父已被勒令站在学校门口的石狮旁边。我站在远处悲哀地望着他。他也悲哀地望着我们。我发现，他的悲哀不是为了自己的屈辱，倒好象我们这些看客置于耻辱的不幸。好象我们受到了摧残和凌辱，他作为旁观者却显得无能为力。
本家伯父面容凄苦地站在火热的太阳光下，悲悯地注视着我们。有两个四五岁的调皮小儿，朝他砸石子，他眼睛眨也不眨，目光象看着两个病入膏肓的孩子一样。我从住校老师的窑里舀了一瓢凉水，举到他的嘴边，他感激地冲我点点头，然后便象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的老马一样，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猛然间，我手中的水瓢被夺了过去，残剩的水浇了我一头一脸。我回头去看，认出是我们村的贫协主席。他身后是几个穿着军装的红卫兵。贫协主席大声喝斥我说，你难道不知道，他是反革命，是黑帮分子。那几个红卫兵则过来捋我的头发，用脚尖踢我的腿。本家伯父立刻厉声道，你们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红卫兵们悚然一惊，放开了我，但他们还是迁怒于我，将我一巴推倒在地，本家伯父再一次厉声道，你们没有看见，他还是个孩子。那个本村考走的红卫兵扑过去猛地摔了他一个耳光，我看见一缕殷殷红血从本家伯父的嘴角沁了出来。我爬起来大声说，你们不能打人。那个红卫兵又打了本家伯父一个巴掌。我无助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那些日子，村里每天晚上都要开批斗会。斗争的对象除了本家伯父，还有一个也是我本家的远房爷爷。他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个富农近几年连遭不幸，婆姨死了，女儿难产死了，儿子是残疾，他自己也已奄奄一息。所以人们批斗的主要目标还是本家伯父。村里的批斗会，照搬到今天，都是绝妙的引人发笑的小品。但在当时，批斗会都显得无比的庄严和冷酷。
我们村的支书和队长，那时还没有揪出来，他们还作为一级政府的代表，主持着批斗会场。他们都没有上过什么学，讲起话来词不达意，吭吭巴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主宰这方土地的威望。他们疾言厉色地数落着本家伯父的罪行，一是反对毛主席，仇视共产党；二是毒害接班人，传播封、资、修；三是不结婚，对现实不满；四是不入群，独来独往搞破坏。他们说一句，本家伯父驳斥一句。他们显然不是本家伯父的争辩对手，理屈词穷时，便扑上去打他一个耳光。
批斗会成了村民每晚的必修课。每天吃罢晚饭，不用队长哟嗬，人们便早早聚集在我们学校的院子里。这是他们一天劳作之后，唯一开心的时刻和机会。后来，又成了村里妇女发泄满腹悲怨的场合。她们常常一手指着我的本家伯父，一手指着她们的形象萎琐的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拍着大腿和胸脯，数落自己的不幸。大队领导经常为她们这离题万里的批判大伤脑筋，不得不一会儿站起来纠正她们一下，她们脑子似乎都非常灵醒，一经指出，马上跳起脚来，骂我的本家伯父，都是你狗日的挑唆，我男人一个月也不上我的身。
村民们大笑。但他们很快明白，这样的批判也合情合理。本家伯父始终不肯结婚，这无疑在村里带了一个坏头，使得村里的男人不喜女色。
他们还把婆媳不睦，兄弟失和，父子反目，翁媳乱伦，都归罪于本家伯父，而且证据确凿。他们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某年某月某日，本家伯父指责某家人，父不父，子不子，致使他们父子失和。某年某月某日，本家伯父对某个男人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致使他们夫妻分居。而且，他们还言词凿凿地说，六儿的婆姨投井自尽，也是因为本家伯父对她的不轨横加指责，促使她走上自戕的道路。
我发现，大队干部批判本家伯父时，本家伯父还据理力争，但轮到村民们，尤其是我们邵氏家族的人批判他，他却缄口不语。他象心服口服似地低着头，接受人们唾沫四溅的声讨。以致我也开始反思，本家伯父是否真是罪不可赦的修正主义分子。
本家伯父晚上接受批斗，白天则挨家串户掏粪。他掏粪也象他教书一样一丝不苟。每个动作，每套程序都象事前设计好一样。我发现他进院子之前，总要咳嗽三声，装好粪以后，也要咳嗽三声。掏粪的时候，不急不躁，小心翼翼，绝不会在茅道和茅板上洒一滴一块。掏完之后，还要用条帚将茅厕里外清扫一遍。他的表情也一如既往，即使面对昨晚声讨他的婆姨媳妇现在灿烂如花朵的讨好笑容，他也一样面无表情，冷峻得看不出一点反应。他对任何人的招呼，均不作回答，包括我的奶奶。其实我的奶奶对他这个本家侄儿素无好感。这不倒是因为本家伯父在她面前着落和嘲笑过我的爷爷，说我的爷爷在日本人的指使下，烧了村里唯一的庙宇，有汉奸卖国奴的嫌疑。而是我的奶奶，一针见血地指明，我之所以行为怪涎，在村里惹事生非，概出于本家伯父的教化和影响。所以，我的奶奶也不失时机地在批斗会上，对他进行了声讨。尽管我的奶奶满嘴无牙，跑风漏气，说不清楚她的意思，村民们还是同情地颌首称赞。他们一致认为，我这个邵家最聪明的传人，已被他教唆成了一个顽劣不规的少年。
我沮丧地发现，本家伯父在村里几乎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如果说，过去大多数村民轻蔑他，现在则是全体村民都在仇视他。他已不仅仅是生错了年代，而且生错了地方。他与乡村格格不入，他与这些芸芸众生也格格不入。这是他真正的悲哀。
自从本家伯父从县中被揪回来之后，奶奶便不让我再去见他了。我过去还有借口，借书，问作业，现在什么借口也没有了。我只能托词说出去玩，偷偷地溜到他的土窑去看望他。最初一段时间，本家伯父关在大队的旧仓库里，有人看守。后来，大概觉得他不会逃跑，而且随着县城揪走资派的风声越来越紧，人们认为他已没有多少斗争和取乐的价值，就把他放了出来。开始几天，本家伯父把自己关在土窑里，不吃不喝也不开门。我几乎每晚都要爬到他窗户上看他，我敲窗户，他不应，我砸门，他也不理。我担心他会出什么事，又不敢大声喊他。后来，我透过玻璃看到他象和尚坐禅一样，面壁而坐，我就放心地知道他的生命还在继续着。终于有一天，他为我打开了门。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你再也别来这里了。我没应他，习惯地走到他的灶火旁，为他生火，烧水。他又回到炕上，面壁而坐，他默默地看着我，又说，你不该来的，合作。我还是没有说话。他又说，我被人监管着，你来会给你奶奶惹事的。我说，我不怕。我看见他摇了摇头。
我先给他烧好水，然后给他做了一锅我仅仅会做的玉茭面煮圪瘩。他说，我不饿，我不想吃。我说，你应该吃。他眼睛蓦然亮了一下，随即又暗淡下去。我听见他嘟哝了一句，这就是命运，这就是我这种人的命运。我没有听懂他的话。他突然又说，我小时候读书很好，先生总对我不以为然。先生说，有些人适宜读书，有些人不适宜读书。有些人读书，可以做官，光宗耀祖。有些人读书，却只会导致败家身亡。先生没有明确地指我，可是我看得出来他是在说我。因为我经常找他争辩。先生既喜欢我，又讨厌我。先生和村里的一个寡妇相好，那寡妇，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人很漂亮。我有好几次坐在寡妇家院外的石头上，看着先生提着裤子出来。我不说话，先生却是很惭愧的。他知道我是故意的，他有一次就对我说，你读得书越多，可能遭得罪越大。我当时以为他是诅咒我，还不服，今天果然证实了。
我劝他几次，他才拿起筷子吃了一点。他一面小心地喝着汤，一面用眼睛悲悯地看着我，我发现他泪光闪闪。他放下碗筷，突然说，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自己。
我吓了一跳。感到有一股寒气透过脊梁钻入了我的心里。将近十年之后，我坐在监狱的马桶上突然想起了他的这句话，冷汗止不住地流进了马桶。
本家伯父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他说，我们邵家人大多是我爹和你爷爷那种人。他们稀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浑浑噩噩地走过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不想明白这个世界，他们只期盼着能活下去。那怕吃糠咽菜，那怕承受屈辱。他们不去招惹谁，别人招惹了他们，他们也默默无言地不争不怒，他们虽然不幸，但结局都很圆满，娶妻生子，繁衍着一代代的人。我是他们的异类。他们便容不得我。水至清无鱼，人至察则无徙。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也哀你之不幸，怒你之狂勃。
我不明白他的话，痴呆地望着他。他忽然苦笑了一声，说，合作，你以后别来看我了。你回矿上去吧。现在学校停了课，你也不必上什么学了。将来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便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哩。
我感到浑身冰凉，牙齿已有些打颤。他的土窑并不是很冷，可我这时却觉得寒气逼人。
本家伯父朝我挥了挥手，说，你回去吧，我想说的话，已经都说了。我还想滞留一会。看他驱意坚决，只好战战兢兢地退了出来。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的傍晚，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悬挂在了后沟那棵柳树上了。那天傍晚的风很大。他的身子在风中飘飘悠悠，象一面哀悼的旗帜。
人们在他的土窑里只发现一张墨字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士可杀而不可辱。”
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在这棵柳树结束他的生命。人们象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相互嗟叹，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死了。以后过年，找谁写对联呢。
我的奶奶也悲天悯人无限惋惜地说，要说，你三伯也是个好人哩。他不偷不抢，不嫖不赌，从没犯过什么事哩。我站在本家伯父的棺木前，对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说，他是你们害死的哩。人们就怒不可遏地看着我，斥责我说，你一个小孩家家的，竞敢这么胡说。我没有怯意，仍大声说，你们那一个没揭发他，批斗他？他们面面相觑，有一人突然醒悟过来，说，是领导让我们斗他哩。领导让我们斗谁，我们敢不斗谁？我说，领导也许明天就让斗你哩。那人一怔，忽然又嘿嘿地傻笑了起来，说，那就斗吧，谁让咱赶上啦。不过，斗归斗，我可不去上吊。好死还不如歹活着。
众人便笑。
本家伯父死了已近三十年。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儒雅而又有些寒酸的模样。他定格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是他上完课，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的那尊石狮旁眺望丛山峻岭时的样子。他面容清癯，眉毛细长，鼻梁很高，左分头，身穿蓝布中山装，臂肘间夹着教科书，一只手凝重地横握在胸前。他茫然地在望着什么，他望见了什么呢，我不知道……
本家伯父的名字叫邵士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