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西安的时间大约是次日下午的四五点钟，车站广场在我们离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人工的成分又增加了一些。
为迎接亚运会西安人也做了一些投资，熊猫盼盼手持金牌的造型醒目地伫立在广场中央草坪的圆心处。虽然略显得滑稽，老百姓倒是并不像我们这样苛刻，一定要求有多么美观。因为本来似乎就和他们无关嘛！但是对于我而言，离开的这40多天反而对西安的一切感到异样地怀恋。不知是我自己的心情被西域的豪情洗涤得太清爽，还是西安已经被清理得干净，就连那潮湿的空气都显得亲切。
和阿七以及粒粒的再次见面大约在一个月之后，他们在和我分手后都有了各自的经历。
阿七居然打算把哈密瓜不辞辛苦地带到北京供友人分享，不料到达北京火车站后友人没有来接他，他只好把哈密瓜折成了出租车费。粒粒忘我而甜甜蜜蜜地过了一个心满意足的暑假，在见到我的时候眼睛皮上清楚地遗留着疲倦的痕迹，好像一个酒足饭饱的醉汉，此时再喝多少也都没有关系了。
返回西安半年以后，我的成绩才渐渐显现出来。我的暗房力作被尼康杯摄影大赛选中，这张作品在7年之后居然还有人追讨。这倒是让我美滋滋地兴奋良久。
同样是在若干年后，我和大红、樱鸿、蕾瑰以及其他几位香港朋友在深圳见面，彼此却永远无法像当初在新疆时那么随意。
虽然深圳其实有更多让我们坐下来沟通的场所和空间，我们的见面和分离却是那么匆忙，话题仍然停留在新疆。大家似乎有意想通过唤起那段经历来追回昔日的感觉，但是我显然已经不能心平气和地听下去。
更好笑的是，我竟然是那么偶然地在“世界之窗”见到了我的表姐，小时候她对我是相当疼爱。不同的是，我们都没有勇气在彼此对视之后相互认出对方是否某某。后来，我从母亲那里证实了自己的眼力。
亲情尚且如此模糊，更何况友情呢？
我自己变化了，我一直试图讨还昔日。但是，我实在太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需要更加具体，不可能像蕾瑰那样仍然忙碌于香港和深圳两地的教会工作。
我的兴趣已经太具体化了，所以说，可能首先忘记新疆经历的人倒是我自己……
（1999年1月第二稿完成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