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之神很快光临到他头上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家乡也是贵溪。司令部里要扩充人员，派人回乡招选优秀学子。消息传开多少人都想挤进入围。虽然是去司令部做事，不过是小小的干事，可相府的丫环也是吃香的呀，报名的学生真多。孙先生也报了名，他觉得这是通往官场的一条捷径。家乡早就流传着一句俗话：跟了桂永清，就能把官升。谁去了谁就可以告别穷困，过富日子了。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才引起校园里不小的波动。先是考试，他占了绝对优势；再是体检，强壮的体格又让他闯过一关。他终于被选中了，成为学校惟一的。
那一天，他是披红戴花离开学校的，同学、先生鼓掌为他送行，大红花是校长亲手给他戴上的。平日不苟言笑的校长，笑得脸上也开了一朵花。他张着口大声地说：孙同学被选中，是我们学校的光荣！他就这么荣光焕发地离别学校，走进了军营。
从军后，有了吃，有了穿，不再用兄长推车送米送菜送炭了。他长长吐出了一口气，即使还不能挣钱，可是总比上学花钱要强。紧张地训练完毕，又是紧张的军务。紧张奔波一天，青春勃发的他也是浑身困乏，不过，年轻自有年轻的优势，头挨枕头就睡，睡过一气，眼一睁，轻松了。每每轻松下来，他就会看见兄长推车远行的背影，就会听见兄长那当官享福的嘱托。他任劳任怨，为的是以求一逞，光门耀祖。这一日，他升了班长，别看班长不大，可也是往上爬的一道门槛。凑巧有件公务差遣他办，而办差的地方离他的家乡不远。他是飞跑着办完公差的，节省下的时间绕道奔回家里。他推开门，看到母亲，一下跪倒在母亲的跟前，笔挺的军装显示着他的得意。他得意地告诉母亲，他当了班长，还要当排长、当连长，要把母亲接出去享福。母亲眼中的喜悦只忽闪了一瞬，双眼一眨，又显现了忧虑。对着母亲的忧虑他忽然想起了兄长，兄长呢？他问。不问还好，一问，问出了母亲的泪水，母亲说：
“他跟共产党走了。”
啊！他一下惊呆了，惊诧得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兄长啊，小弟每日每时记着你的嘱托，要当官，要享福，要接母亲去享福。我发愤读书，拼命做事，不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么？你何苦要走这一步？
回到军营，他仍然苦闷不安。躺在床上，他头一回尝到了失眠的滋味，反来复去，就是入不了睡，闭上眼睛，眼中的静物也亮如白昼。好不容易暗黑下去，进入了梦境，却看见长长的枪筒指到了自己的胸前。猛抬头，正对着一双喷火的眼睛，而那亮睛竟是兄长的。他长呼一声，惊下床来，再也难以入眠，坐在桌前，走笔涂画，笔底一遍一遍出现的都是曹植那滴血的诗句：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历史不容他沉思多虑了，一阵急风暴雨，他流落了到了台湾，不用说，当官接母亲享福的愿望成了永远的梦幻。这时候，他才又有所悟，突然发现兄长比他早一点悟到了世理？多年来，他稍稍宽慰的是兄长留在大陆，能在母亲身边常常相守。他时时不安的是，他们兄弟俩还能不能像先前那么情同手足？
踏上归途前，孙先生便得到悲痛的恶耗。母亲已在3年前仙逝了。孙先生不由得捶胸顿足，跪头滴血。他在家里设灵祭祀，每日叩拜，整整恩念了七七四十九日。守七完毕，孙先生还是走不出悲痛，如此拖延，当局还不知什么时候才开禁，说不定和兄长也成了人天两隔！孙先生咬牙决断，要回大陆去，去看望自己的兄长。几经周折，孙先生终于成行了。
孙先生到了泰国，归心似箭，哪有心思看什么大象表演，人妖现世？立即换乘飞机直抵香港。在香港，也无心浏览这世界贸易大都市，转换一架飞机，飞广州，飞南昌。飞到南昌，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当天没有去鹰潭方向的火车。在客栈住一晚上，简直度日如年。孙先生干脆租了一辆“的士”，径直奔往家乡贵溪。
近乡情更怯。的士车在原野中驰过，青山依旧在，禾木遍地绿。然而，物是人非，他姓孙的已不是先前那位风流倜傥的后生了，早成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兄长呢？兄长会是怎样一种模样？又会怎么对待他这位曾经被喊为蒋匪军的罪人？孙先生有些惶惑了，但是，渐近故乡，顾虑再多也迟了。转而又想，就是死在故里，也没什么，正好应了叶落归根的古话，一挺胸，一抬头，痴望着前面好像熟悉却又陌生的田园。
孙先生到家的时候，家里平静得如一池春水。他走进院里，门里出来一位老者。他正把老者和那推车远去的背影对接，老者开口了：
“你是小弟？”
孙先生扔了行李，兄长已扑了过来，两位不同垒营的兄弟紧紧拥抱在了一起。40年了，悠然的历史终于走过万水千山，走过险阻波澜，走到了一起。
孙先生归里的消息不胫而走。闻讯，县里对台办的领导赶来了，握住他的手，亲切地欢迎他回来！县长也赶来了，热情地问他住不住得惯，吃不吃得好？还说，他开了一个好头，贵溪在台湾的乡亲不少，欢迎他们都回来看看。
孙先生如入梦境。在他的记忆里，共产党冷如寒霜，不讲人情，动不动就会厉声断喝。可是，亲眼目睹，怎么和多年宣称教化的不是一回事？
孙先生又和兄长躺在了一个床上。世事沧桑，岁月匆匆。两位青年已成了花甲老人。他问兄长：
“还记得你要我读书、做官，接娘享福的嘱咐么？”
兄长沉默了一会儿，低低地说：
“我是忽然才醒悟的。咱做了官，不等于人人都做了官；咱娘享了福，不等于谁的娘也能享福。我是想让天下人都享福呀！”
孙先生说：可我是照着你的说法走的，却走到了你的对面。
兄长不说了，顿一顿，笑了：我们不是走到了一起嘛？
孙先生笑了。屈指数来，40多年了，孙先生没有这么朗声笑过。兄弟俩的笑声融合为一体，飞出老屋，在故乡的静夜里分外响亮，亮得和启明星一样耀眼。
53
谁也不会想到，何先生这么个小人物把一场返乡探亲活动搞得热潮澎湃！谁也不会想到孟女士、孙先生会用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手法冲破当局苦心设置的樊篱！一切的一切不是谁精心地安排，是一种水到渠成，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晶。何先生的行为在台湾当局引起了轩然大波，若不及时注意，不顺应潮流，这波澜会冲溃固有的堤坝。显然，孟女士、孙先生的举止，跨越了障碍，使堤坝形同虚设。倘一个、两个人违规也还罢了，问题的实质是一旦有人从荒野穿过，随后的人就会络绎不绝，没有路的地方就会成为羊肠小道，继而被更多的人踏成平坦大道。台湾当局面对此状，进退两难，举棋不定。
就在这当口，新闻部门又暴出了新闻：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抵达了北京。1987年9月15日凌晨1时10分，二位记者出现在北京首都机场。
如果说，孟女士、孙先生的行动尚可以宽恕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虽然踏上了大陆，却是暗渡陈仓，没有新闻媒体将这事炒得沸沸扬扬，台湾当局自可稳坐营帐，以并不知晓的表情去继续高唱禁止回大陆的腔调。然而，晚报记者的行动却撕破了台湾当局的脸面。二位记者一踏上大陆就亮彻在世人面前，与其说是记者在世人面前亮相，还不如说是把台湾当局推到了亮相的前台。
此刻，在台北官邸蒋经国和其幕僚难免有些手忙脚乱。趁此机会，不妨让我们追踪一下李永得、徐璐成行的足迹。
1987年的秋日，台湾岛上还迷漫着惯常的燠热。细心的人似乎可以看出，在这气候的燠热中还夹杂着返乡探亲的热浪。一般人尚在琢磨这股热浪的流向，善于审时度势的新闻人早已“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台北《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悄悄打定主意要站到这股热浪的前端去。他与总编辑陈国祥会商，完全赞同他的认识和决策。他们立即择定李永得和徐璐为最佳人选，一条令国人惊诧、令世界关注的新闻孕育成型了。
9月11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自立晚报》赴大陆采访的记者启程了。中午12时30分，李永得、徐璐搭乘日航EG204班机，从台北起飞，前往日本。飞机降落时，夜色临近，东京昏暗，日本人忙碌的节奏随着傍晚的到来逐渐减缓。然而，两位记者的节奏却紧凑得胜过任何时候。一出机场，他们便直奔中国驻东京大使馆。
在大使馆，李永得、徐璐见到了马连印。马连印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工作的。二位记者直言相告，他们要以正式记者的身份进入大陆采访。马连印听了喜上眉梢，又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请他们稍候，立即和国内有关领导进行联系。
在联系的空隙间，台湾已经满城风雨了。《自立晚报》抢占潮头，分秒必争。两位记者踏上征途，他们立即在报纸刊发了消息。消息轰动了台湾，台湾民众奔走相告，称为奇事；台湾当局甚为震怒，采取措施，企图中止这次行动。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和行政院新闻局通告《自立晚报》，他们的行动违犯了《国家安全法》施行细则第13条以及《大众传播事业派遣人员出国、采访审核办法》，责令立即召回记者。但是，总编辑陈国祥在接受《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未有召回记者的计划。
次日的《中央日报》就此事发表了评论，题目是《何必急抢滩》。从《自立晚报》的行动看，是急了些，是超前了些，是有些抢滩之嫌。可是，两岸分裂38年了，与这漫长的时间相比，这种抢滩不是急了，而是急得尚且不够。因而，社长吴丰山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采访时，态度坚决，表示要按计划进行下去。
威胁来了，当局一位高级官员明令，如果《自立晚报》一意孤行，记者一旦赴大陆采访，将“绝对依法处理”。
传言来了，台湾一家电视台报道：李永得、徐璐赴大陆采访，遭到中共拒绝，搁置东京。
……
然而，一切都已为时过晚，9月14日下午3时30分，中国民航CA930客机在东京机场腾空而起，机上承载着让世界关注的消息。次日凌晨1时10分，一个划时代的行程开始了，李永得、徐璐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他们踏上同台湾岛一样坚实的大地，却觉得大陆的大地比台湾更为坚实。
三位中国新闻社记者在首都机场迎候着他们，第一句热切的话语是：
我们等了你们38年了！
两岸记者的手在明亮的灯光下握在了一起，地球上的人们很快看到了不同凡常的握手。
更热闹的场面在等待着他们，四、五十名记者簇拥在首都机场。他们一出门，大家蜂拥而上，将他们围裹在中心。一时，李永得、徐璐成了新闻中心，来自各个国家新闻机构的驻北京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台湾记者用自己的坦率行动，存留下了闪光的风景！
接下来，李永得和徐璐进行了为期11天的新闻采访。他们去了杭州、广州、深圳、厦门，还走进了福州有名的寡妇村，在那里看到一个个思亲盼归的憔悴容颜。他们见到了好多新闻人物，还看到了从台湾回到大陆的王锡爵、李大维、侯德建、张春男，看到他们在大陆安居乐业，由衷地欣喜。
二位记者在大陆轻松自在地采访，但他们的轻松自在却搅扰得台湾当局无法轻松自在了。台湾安全机构的秘书长蒋纬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此事，内政、外交、防卫、安全等等，几乎凡能涉及到的部门都通知了，高层官员，济济一堂，意见却难以一致，会上分为了强硬派和缓和派。
强硬派认为，李永得、徐璐二位《自立晚报》记者，冒犯禁令进入大陆采访是错误的，应采取强硬手段，以防其他报社再派人进入大陆。
但是，“新闻局”和“文工会”则代表了缓和派意见，认为不要将此事作为政治事件看待，应看作一起单纯的新闻事件。
两种意见争执不一，各有各的理由，蒋纬国端坐主持席，洗耳恭听，一言不发。发言时候，谁都承认这位蒋家王朝的后人确实棋高一着。因为，强硬派和缓和派的意见分歧在于如何处置此事，然而，对于事件本身的错误却是高度一致的。谁也没有想到二位记者私闯大陆，贸然采访，还会有正面意义。但是，蒋纬国说有，而且，冠冕堂皇罗列出四点：
1、记者具有敏锐观察力，可在采访过程中，发掘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状况，而不受党派立场影响；
2、记者采访发表的文章，有利情报搜集；
3、记者进入大陆采访，可试探中共官方的反应及其接待情形；
4、可作为未来修正“大陆政策”的参考。
听蒋纬国如此一说，则好像二位记者是当局派回大陆采访了。与会者无不觉得，秘书长先生着实继承了家族中善辩的传统。这样一来，缓和处置也就有了下台的阶石。当然，蒋纬国也要顾全当局的面子，他重申：
维护法治的决心不宜改变，对《自立晚报》先予以“口头”警告，迨二位记者回台后，再行公布惩戒之道。
9月27日，李永得、徐璐结束了在大陆采访的全部行程，满载收获由香港转机，飞回台北。当日，新闻局发表处分《自立晚报》的声明：
两年内不准该报人员申请出国，社长吴丰山与两名记者“移送法办”。
移送法办，法律将如何惩办吴丰山及二位记者？台湾人民拭目以待。然而，法律惩办却进行的十分缓慢，秋去冬来，没有结果，一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法律才做出宣判：
《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及两名记者无罪。
曾经发表处分声明的“新闻局”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尊重司法审判权的独立”，对于此一判决自应尊重。
《自立晚报》记者赴大陆采访的事情到此结束了，然而，其产生的影响却没有结束，仍然推进着两岸接触了解，实现一统的进程。继二位之后，台湾记者接踵而至，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1987年10月26日，台湾记者皮介行来到北京，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2日下午，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接受了他的采访，微笑着说：“你是第一只燕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燕子陆续飞来！”皮介行成为采访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第一位记者。
1987年11月13日，《台湾时报》副总编辑张自强申请到大陆探亲，并且采访。他成为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后，第一位经台湾红十字会批准探亲的记者。
1988年3月25日下午，台湾《人权论坛》杂志社社长周幼非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同时出现的还有《台湾时报》副总编沈国均。他们是40年来首次采访全国人民代表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台湾新闻人士。
……
一批又一批新闻人士，飞抵大陆，抢滩采访，大陆新闻日日激荡着台湾岛。归心似箭的台湾老兵，更为坐立难安，吁请开放探亲的呼声，波击着台湾的每个角落，台湾上下震动了！
54
1987年，是去台老兵，是两岸离人想忘也忘不掉的日子。
10月15日下午，台湾“内政部”部长吴伯雄举行记者会议，宣布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三亲等内血亲、姻亲或配偶的民众，均可于11月2日起向台湾红十字会登记赴大陆探亲。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以一次为限，除有特殊原因外，每次停留不得超过3个月。
这消息惊诧台湾海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