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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30日至9月2日
乔忠延创作历程
郭平
纵观乔忠延的创作历程，可以借用一句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少年时期，由于作文得到表扬，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写作的种子。这颗种子本应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破土而出，日渐茁壮，然而，时局的动乱却将其深掩厚土，难以露头。所幸，进入新时期，埋藏深久的种子终于破土成芽，而且长势勃发，成为文坛的一枝红杏。不过，谈及他的创作之路，需要反观他的生活工作历程。
人生旅程
1950年12月6日，农历十月二十七日，乔忠延降生于山西省临汾县（现为临汾市尧都区）城居村。城居村是个历史悠久的村落。公元308年刘渊皇帝在那里建都，都城中有他的金銮宝殿，后遗名金殿镇。城居村紧邻金殿镇，是先前皇亲国舅的居所。因而，城居应是城市居民的别称。但是，历史的辉煌随着岁月的风云去远了，诞生在城居村的乔忠延只是一个农家子弟，这就决定了他脚下的道路将会一波三折，颇多艰辛。这条艰辛的道路可以划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1、单纯人生（1950-1964年）
那时，他叫乔宗彦，是父亲为他取的名字。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名字很有意趣。彦是有才德的人，宗自然是祖上的厚望。宗彦岂不是望子成才，成为一个才德双全的人？可惜后来改了，改成现在这名字。自乔忠延出生到读初中二年级，是他生命中单纯上进的天真岁月。虽然这一时期世事给了人们很多的甘苦，但对于乔忠延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品尝那些甘苦是每个人都要共同承受的，这也就使那甘苦淡渺了许多。而乔忠延的幸运却不是每一个同龄人都可以享有的。他四岁的时候，父亲乔宏通过考试当上了教师，教师虽不是什么让人眼红的差事，却可以天天接触知识。每个周末，从外村归来的父亲总要过问一下他的学习。时常，还把将要学习的课程提前教给他，在课堂上他自然驾轻就熟，学得十分轻松，博得了老师的青睐，同学们对他也刮目相看。学习的荣誉激励他好学上进。另一件让乔忠延印象极深的事情是，父亲给他买了一套《历史人物丛书》，其中有《郑成功》、《文天祥》等，他在小学三年级时便开始读这些书，感受这些英雄豪杰的志向和作为，不知不觉立定了奋发有为的理想。他不仅努力学习，也热爱劳动。大跃进时期，几乎每学期的一半时间都是劳动。无论是摘棉花、掰棒子，还是除杂草、捡麦穗，他都卖力地去干。不仅白天劳动，有时晚上还要和大人一样挑灯苦战，以应付人民公社领导的下田视察。当然，那时他以为这是给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从不曾想到这将会成为日后成名作的素材（《童话岁月》）。
这一时期对乔忠延写作关系至殷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小学三年级期中会考，他的作文《记一次秋收劳动》拔了头名，在全公社各个学校传阅。另一件是初中入学考试，他的作文《考试前一天》又获高分，使他顺利进入重点学校临汾三中。这两件事概源于一件事，那就是父亲的一次作文辅导。父亲给他讲的是如何写好劳动，而考试时作文题正好是《记一次秋收劳动》，这便使他如鱼得水，写得格外顺手。显然这次作文的成功不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多是父亲的思想流泻于他的笔下，可是，成绩是他的，荣誉是他的。为此他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作文的兴趣油然而生。从此下力气去写每篇作文，作文成了他功课的强项。这样，也就有了初考作文的良好成绩。
乔忠延就是这样在好学上进的状态中步入初中，继续奋发进取的。
2、困顿人生（1964-1978年）
按说，学生时期不挑家庭的担子，要品尝世事的艰辛为时过早，乔忠延应该一门心思长进学业。然而，那时突出政治的声浪影响着每个学生的心境。天真的乔忠延戴着红领巾上了中学，他渴慕着在摘下红领巾的时候戴上团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初一时他便递交了入团申请书，首批没有被批准，却没有影响他的情绪。因为班上的团员寥寥无几，也就是班主席及学习班长。到了初二，乔忠延有些沉郁了。原因是发展的团员多了，而且不少人都是落于他后的，他很纳闷。起先是更为努力的学习，不断为班集体做好事。班上种菜，他和同学挑水浇田。禾苗弱黄，他穿大街过小巷提筐拾粪。他以为品学兼优，就可以成为一名团员。然而，冷酷的事实给了他冷酷地打击，又一批同学入团了，他仍然被拒之门外。他迷茫了，消沉了，对于曾经热望的理想开始困顿了。他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20年后，他们班的同学聚会，他才知道自己是首批就被列入发展对象的，可是一外调，问题来了，父亲的主管部门教育局怀疑他祖父去了台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政治问题，谁敢冒风险来接收这样一个学生入团？因而，乔忠延的政治进步必然搁浅。
如果祖父的去向仅仅影响乔忠延的政治进步还在其次，很快这种影响就主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他失去了常人的很多权利。
初中毕业正要中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政治的激情将岁月燃烧到了沸点。热血学子更是热血沸腾。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红卫兵袖章接见学生，九州学子都热望涌入那个激情澎湃的组织。一夜之间，校园里的学生都戴上了那个火红的袖章，乔忠延却与之无缘。不仅如此，因了祖父的问题，他还被打入黑七类之列，终日要面对一张张盛气凌人的冷脸。尽管如此，他还是紧步那阵政治狂热，留下的深刻纪念便是现在这名字。当出身好的同学以大串联的名义坐火车上北京，下广州的时候，他被剩夺了坐车的权利，只能步行去延安，美名曰：长征”。就在去延安的途中，循着同学们改名卫东、红卫的热浪，乔宗彦变成了现在这个政治刻痕极深的乔忠延。
两年后，乔忠延和其他农村同学一样，消散了升学的希望，全部回到乡下。他荷锄躬耕，用汗水去滋润禾苗的成长。工余写些台词唱腔，成了村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专事节目台词的编写。那些充斥着政治口号的“作品”居然无意间为他搭好了跳板，使他进入村校，成了一位民办教师。为人师表，他受宠若惊，发愤地提高自己，尽职尽力地教好学生。他研习教学，担负了大量的观摩教学任务，而且着手撰写教学经验。仅仅三年便成了当时全县教师的佼佼者，幸运很快来临了。民办教师有了转正指标，教育局指名他在转正之列。同时不幸也降临了，乔忠延非但没有转正，而且还因了祖父的政治问题受到许多责难。
面对责难，乔忠延心灰意懒，只好依凭良知用真挚去教诲无辜的农家子弟。真没想到困顿之中，他写的那些教学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公社借调他去当秘书，写公文。1976年，当民办教师转正的指标再度下来时，已不在民办教师岗位的他居然转正了。这时候，又一种幸运接踵而来，上级要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公社领导很赏识他的才干，填表上报了。这是进入领导层的关键机遇，也是改变他生存状况的极好时机，他很是兴奋。然而，不等他笑出声来，便遭受到意想不到地打击，他被刷掉了。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祖父。
十多年中，乔忠延深陷泥沼步履艰难，拔步前进难见天日，他的眼中满是迷蒙与困惑。为什么现实总是悖逆于他的良知和意愿？为什么热情地付出得到的总是冷酷地排斥和打击？他无法搞清，只能默默地承受。
3、复合人生（1978-2000年）
这一时期，乔忠延由公社调入教育局，后又调入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继而组建文物旅游外事局并兼任局长。其间他的政绩主要为两点：一是主管文秘工作，编制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撰写实施相关公文，推进了社会进步；二是主持修复了一度被大火焚为废墟的尧庙，启动了临汾的旅游业发展，亮出了尧文化的旗帜。由于他社会地位的改变，整个家庭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困居农村的家属子女也进入城市。更为让人关注的改变是由于政局的变迁，那个始终让乔忠延一家受着政治牵连的祖父，在流落台湾四十年后却以台胞的身份叶落归根，回乡定居。这个曾经风雨飘摇的家庭，居然五世同堂了。这段时空，乔忠延是如何操持的呢？他基本把握了这么三个方面：
一是身心离合的矛盾消融。准确地说，乔忠延的复合人生应该从1974年10月进入公社算起，或者那可以算作准复合时期。尽管那时，他的精神天地还在受着政治风雨的摧折，但毕竟进入那么一个农村的权力机关，他的社会地位立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在他生活的村庄里不再受人歧视，甚至有人来仰仗他了。由社会最底层出来，挣脱非常人状态，进入指拨常人、左右广众的阶层，他有很大的不适应。按照平常的思维方式，断然无法生存。比如，当时全国普及大寨县，要群众战天斗地重新安排社会主义大好河山，这雄壮的口号与乡村饥寒的实情使他惶恐不安；比如，曾寄希望于粉碎四人帮以后世情的好转，但是，道德的急剧滑坡，使社会治安一度混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夜晚8时临汾街头即空无一人；比如，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粮食生产已成倍翻番，吃不饱饭的局面已经改变，但是还要再分，分光了集体的家当，从此所谓双层经营，只能是纸上空谈。生活在这种社会实际中的乔忠延，在政务机关要从政令大局出发，而走出机关却难以消解社会疑难，因而肢体与心灵发生了断裂，时不时会处于一种精神折磨之中。后来，消融这种身心离合矛盾的办法总算找到了，这就是：进入政府的他是身体的人、公务的人，而走出政府的他是心灵的人、自我的人。也就是他常说的话，在政府，我说话不代表个人；在外界，我说话不代表政府。
二是上下异体的角色转换。这一点从他1984年担任领导职务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下级他是领导，要指拨安排；对上司，他是下级，要服从指派。这就不能用一种方式去应对不同方位。说白了是对上要有奴性，对下要有主性。没有奴性不合领导的口味，没有主性则无法主导工作。这实际上是社会对人的一种定规，或说是角色转换。在社会这个大范畴中，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都是社会复杂肌体的一个细胞。既然如此，便不能用一副面孔应对上下左右，必须适度转换，这正应了一个比方：社会是个大舞台，人生好比是演员。乔忠延是逐渐进入演员角色的，而且起初的体味、转换极为生涩困难，后来他给自己找到了支撑的理由，转换逐渐自如了。这理由是：职务不等于觉悟（也不等于水平），服从不等于佩服。他这么要求自己面对上级领导，也这么要求下级同事理解自己。基本做到了应酬自如，如鱼得水。
还需要提及的是，这种角色转换不仅在机关需要，而且在家庭亦然。1995年，乔忠延祖父从台湾归来定居，家中五世同堂。他正好是居中的一代。对爷爷来说，他是孙子，要行孝床前嘘寒问暖；对孙子来说，他是爷爷，要体贴关爱嬉笑教诲。只有不断地转换角色，才能维护家庭的温情暖意。乔忠延享受着五世同堂的荣耀，承担着五世同堂的负累。
三是外圆内方的古币人格。这或许应是上面两个阶段延续的结果。如果没有外圆的自由运转，乔忠延的生存状况及家庭状况很难说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内方的自我把握，可以有乔忠延，但不会有成为作家的乔忠延。这种外圆内方的结构，正好相仿我国的古钱币。钱币自有其价值，虽然随着时光的推移，往昔的钱币已没有了购物的功能，但是其仍然承载着特定年代的历史信息，为此，乔忠延很欣赏古钱币的人格比喻。
4、本真人生（2000年-至今）
随着年龄的增大，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乔忠延生命价值的逐渐展示，已没有必要再让精神领地负载更多的杂质了。自新世纪之后，一种新的生命开始了，乔忠延要使人格归真，回归到天真无邪的初生状况。而且，要用毕生的精力为人世的向真、向善、向美而呼吁，而奔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脱颖了，一个大化的生命正在展现。缘此，他放弃手中既有的人人垂青的权利，自甘清闲，偏居一隅，静心思考和写作。当然，也不断读书，不断充实提高自己。他正坚定不移走下去。
二、创作行迹
乔忠延的写作是从兴趣生发的。起初是写新闻报道，哼吟小诗，继而写小说、散文，后来因为两种原委他主事散文写作。一是1980年《人民日报》刊出他的作品《喜酒》，引起当地各界关注，认为写散文是他的强项；二是政务繁忙，留给他支配的时间有限，所以见缝插针的精短散文更适宜他写作。这以后，他坚持散文写作20余年，可以说在创作上他的最高成就是散文。迄今为至，他已结集出版了三个系列散文集：岁月系列——《童话岁月》、《豆蔻岁月》、《梦幻岁月》、《枯荣岁月》、《炎凉岁月》；尧都系列——《尧都沧桑》、《尧都人杰》、《尧都史鉴》、《尧都土话》、《尧都风光》；风景系列——《远去的风景》、《荒疏的风景》、《飘扬的风景》。新近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乡村记忆》、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万古乾坤》散文着作。
乔忠延的散文作品，曾在《中国作家》、《当代》、《中华散文》、《散文》、《散文·海外版》、《莽原》、《山西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种报刊杂志登载。《散文选刊》多次选载其作品，1990年即推出过《乔忠延作品特辑》。人民文学、百花文艺、花城等出版社选编出版的多种选本都选入他的散文作品。2003年，甘肃省中考语文试题的阅读题，即选用其散文《打春》。
现分阶段介绍如下：
1、尝试阶段（1978-1979年）
这一阶段，乔忠延主要是工作之余进行新闻创作，偶尔写点小诗。1978年在《临汾报》刊发小诗《五届人大似春风》，用他的话说：那“五届人大似春风，吹得大地绿，吹得百花红”的句子，很难说是诗。但就这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成为他继续写作的动力。1979年，他趁去《山西日报》社送新闻稿的机会，住在报社招待所，写了散文《糯米》，刊发在刚复刊不久的《山西农民报》。虽然这篇散文也带着明显的新闻痕迹，但首次在省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无疑提高了他的创作勇气。
2、起步阶段（1980-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