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山西跟鲁迅联系起来的还有一条渠道，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渠道，是在山西做幕友的阮家两兄弟。二人是鲁迅的亲戚，鲁迅从中获得的印象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
鲁迅的大姨母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三儿子四儿子都在山西做事，分别叫阮和荪、阮久荪。久荪又名文恒，字久巽，《鲁迅日记》又写作久孙、九孙，1886年生，排行最小，自称六男。他于1915年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不久到京做事，多次到鲁迅处闲谈。次年6月到山西繁峙县做“师爷”，就是给县里的长官当参谋。他的三个哥哥也都是给人当“师爷”的，其三兄和荪同在繁峙，早来三个月，《鲁迅日记》同年3月25日：“晚约和孙广和居饭，夜别去，明日赴繁峙也。”阮久荪实际是来投奔三哥和荪的。
久荪到繁峙后，给鲁迅写信4封，鲁迅回信两封。不久，他得了一种名为“迫害狂”的病，时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10月30日午后，他神色慌张地逃到北京，先住西河沿客栈，听到楼上人的走动声，以为是布置好的埋伏，接连换了几个房间，都不能安住。搬到鲁迅所住的绍兴会馆，一清早去敲鲁迅住室的门窗，并且发出凄惨的叫声：“今天要被拉去杀头了！”鲁迅对他这个姨表弟一直是热心照料的。《日记》10月30日记“久孙到寓”，31日“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院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在送往医院途中，周作人记述：“久荪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看望，可能因为并不见好，遂付清了医院的费用，又为久荪买了足一个月用的药物，然后雇人送回绍兴老家。
阮久荪住在绍兴会馆时，给他的母亲和姐姐各写了一封绝命书，言词备极惨痛。给母亲信中写道：“繁峙县张执事性柔弱，寻常大抵哥哥代定主意，是以受恨者甚多。此次系繁邑绅商各界，密议决定，设计陷害，各捐资金，沿途贿嘱，意将哥哥与弟致之死地。”又说：“男承母亲抚育之恩，未能稍尽人子之道，现已临刑，有时只有望南肃拜为永别之礼。心乱神昏，不知所禀。”在给姐姐信中还有“弟……不幸祸遭不测，永无返乡之日，痛哉痛哉”的话。据查询，只知当年那个该县知事名叫张伯骧，“繁邑绅商各界，密议决定”云云，是否真有其事，难以肯定，不过存在于官场的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阮久荪在“繁邑”应该是看到了的。他必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才引发了“迫害狂”。
阮久荪被送回老家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很快痊愈。后虽到过北京，但再未从事“师爷”之职，只在故乡坐馆教书，还给鲁迅寄过两次干菜。
鲁迅的经典之作《狂人日记》，主人公即以阮久荪为原型，又“杂取种种人”，拼凑而成。久荪患“迫害狂”，其症状是典型的，鲁迅目睹，印象深刻。鲁迅从对古文化的探索中发现，所谓“古代文明”，所谓“中华乃礼仪之邦”等等，都不过是假象，它掩盖着“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中华五千年历史实乃一部在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禁锢下“人吃人”的历史，吃人的人也会被吃，被吃者的儿子也会吃人。阮久荪患“迫害狂”，不纯是生理问题，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倾轧等造成的，是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映。而久荪的患病之地，正是山西。鲁迅把这样一个具体事件，概括、提炼、升华到对中国几千年历史进行总结和鞭挞的高度，主题极为深刻，引人深思。
阮久荪的三哥和荪，一连十多年都在山西做事。从他跟鲁迅通信情况看，他曾到过五台、潞安（今长治）、太原等地，可能仍是干他的老行当，即当“师爷”。他曾向鲁迅赠过山西的糟鸭卵、汾酒等名产。1924年，他还从“并州”（今太原）给鲁迅写过信。由此可知，由姨表弟构成的这一条连接鲁迅和山西的渠道，延续了好多年，它是鲁迅时常记起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