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的参战士兵中，女兵无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与男性一样，走向战争的第一线，在那里书写了自身的光辉篇章。除了本书所说的山西女兵连，在20世纪的民族战场上，还有其他女兵队伍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的女生队，比如悲壮的长征时期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抗大的女生队以及其他党领导下的女兵队伍。这些女兵用她们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女性的崛起，解释了巾帼英雄的涵义。妇女的解放是个漫长的过程。女兵队伍并不是横空出现的产物，而是妇女不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时代表征。不妨对20世纪出现的第一支女兵队伍作一番介绍，并与山西女兵连放在一起考察，追寻着她们的脚印，我们去看看女性是怎样一步一步寻求自身解放，怎样将自己融入到国家自立、民族独立的革命浪潮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正规的军事政治学校接受革命教育与军事训练的女兵队伍是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女生队，它创建于1927年2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它的建立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出师北伐，打垮盘踞在两湖的北洋军阀，会师武汉。随后，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昌。武汉成为军事、政治、文化、革命的中心。为适应革命需要，1926年10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通常所说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成立，以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学府，训练和储备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当时，高涨的革命浪潮，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情，其中许多女青年，她们希望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参加实际工作，进革命学校，使自己得到充实和锻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商量在即将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生，让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招生启示公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原计划女生招收100名，由于女生报考人数过多，成绩又好，最后决定扩大女生录取人数”。经过初试、复试，共录取女生195人，实际入学183人。还有一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南湖学兵团录取。1927年2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人数扩大到213人。
女生队的学员以来自湖北、湖南和四川等革命形势较好地区的为最多。她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有的还是教师；政治面貌比较复杂，参加党派的有，无党无派的也有，但持共产主义信仰的较多。入校动机也不尽相同，有立志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游曦、胡筠、赵一曼等人，她们参军前已经有过很多丰富的斗争经历；有为寻求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机会，寻找真理和光明的谭乐华、施祖谦等；有想借此来充实和锻炼自己的吕儒贞等；有为了逃脱封建家庭强加的命运，反对包办婚姻或不堪家庭虐待的谢冰莹、胡毓秀等。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入校的全部或部分原因是把军校作为摆脱封建家庭束缚的载体，以寻求继续求学的可能。谢冰莹曾在她的《女兵自传》中详细叙述过当时的状况：“即使他们都反对，我也要去的！因为这年冬天，母亲要强迫我出嫁，要想逃脱这个难关，就非离开长沙不可！但是往何处去呢？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女孩子，身无半文……能往何处去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妇女解放过程的的一个掠影：20世纪初期，虽然男女平等的思想开始传播，但社会还没有做好接收走出家庭的觉醒女性的准备，不能立即为她们提供相应的社会舞台。这种情况下，政治色彩更为浓厚的军校就成为她们的首要选择。队员中虽然未必都能明确革命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理想，多数人理论水平不高，对入校的意义模糊，但是当时她们能够主动投身到社会的激流中，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在军校里，女生和男生一样接受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一起参加西征夏斗寅的战斗。她们的坚毅、勇敢和对革命的热情、积极，深得广大师生赞誉。班师回校后，取消中央独立师番号，仍恢复武汉分校的名称和建制，但是“学生中的那种激昂气概似乎消失”。1927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一些进步的领导人脱离武汉政府，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员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7月18日，女生队被迫解散。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生可以自由离校，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职业，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其中有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有四个安置在教导团的军需处，其余则发给5元国库券遣散。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这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不平常的一段。有的成为喋血沙场、千古不朽的英烈，如郑梅仙、陈觉等；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如胡筠等；有的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如赵一曼等；还有不少女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
把黄埔军校女生队与山西女兵连放在一起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历史的走向，看到女性走向社会，寻求解放的过程，看到时代对人生选择的影响。
形成于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两支连队，其创建的目的与形成的影响都有所不同。但是，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黄埔军校培养的军事政治人才，不仅在大革命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也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黄埔军校女生队的训练方式为以后女兵队伍的建立及训练提供了样本，山西女兵连的政治军事政治训练就有对其借鉴之处。有些黄埔军校女生队毕业的学员还担任了山西女兵连的教员。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支队伍分别是两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都以国共合作为背景，其命运都与国共双方的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黄埔军校女生队肇始于国共第一次合作，又因为以“宁汉合流”为标志的国共合作失败而提前解散。山西女兵连虽然成立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之前，但是当时在山西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合作。国共两党及其他进步党派都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虽有摩擦，但求同存异，一致抗日基本是主流。同时，这两支女兵队伍都是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并重，其中政治教育基本由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党派的革命人士负责。很多人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为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两支女兵连队的诞生书写了中国现代女兵史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军事史以及妇女运动发展史上的闪亮点。它们的建立对20世纪初期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创举。
两支女兵连队的先后建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女性寻求解放的艰难历程。首先，女性有改变被压迫状态，寻求自身解放，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为民族解放、民族进步奉献出更多力量的诉求。女生队、女兵连的每一位女性，都用她们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女性的尊严、女性的理想、女性的坚韧不拔与英勇不屈。她们与男性具有同样的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身的伟大抱负，同样能担当时代赋予她们的责任，接受历史给与她们的考验，给同时代的妇女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其次，两支女兵队伍的建立表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两个鲜明特点。其一，是中国的妇女解放最先开始于青年知识女性阶层，她们是最早的觉醒者。不论是中国最早的女兵——黄埔军校女生队，还是紧跟其后的山西女兵连，学员大都是已经获得了教育权的青年知识女性。这些青年女性有理想、有知识、有热情，较早地接受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她们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较自觉地参加革命培训组织。她们是最早觉醒了的女性。但同时，无论是女生队还是女兵连，它们的成立都非一帆风顺，一时难以获得各阶层的充分理解，受到了来自社会、来自传统，甚至是女性自身的排斥与阻挠。可见，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范围与途径狭小而充满阻挠。寻求男女平等，求得自身解放在20世纪初期困难重重，任重道远。其二，女性意识中深嵌“阶级”观念，更与“民族”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女性们参加女兵队伍的最主要的动机都是为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与民族进步，她们的选择都与时代要求密切相联。正如性别研究专家李小江教授所说：“中国知识妇女的觉醒，多半起于‘民族革命’而不是‘妇女解放’，其‘民族意识’先于并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这个特点贯穿于整个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