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晋王敏淳辞世，谥曰“穆”，史称晋穆王。穆王于万历十三年（1585）袭封晋王，在位26年。次年，庶一子求桂请敕管理晋王府事，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封为晋王。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亡，求桂在位凡33年。
朱求桂在位之时，明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崇祯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两支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明王朝发起最后攻击。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十八日，李自成遣先锋军自陕西韩城渡河进入山西，据守黄河渡口的副总兵陈尚智逃回平阳。二十二日攻陷平阳（今临汾）。平阳知府张璘侥幸逃到太原，陈尚智降，并拥兵走入山中四处劫掠。义军将负隅顽抗的西河王等300余人斩杀于平阳府城东关外，遂于二十三日驰檄山西各郡县：
……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早在李自成进入山西之前，河南、陕西等地已先后为义军占领，直接威胁到山西。作为晋王的朱求桂惶恐万状，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奏崇祯皇帝“晋疆危急！”并要求扼守黄河渡口的巡抚蔡懋德紧急回防太原。
平阳府丢失之后，次年，山西南部各县也相继被义军攻克。山西为明朝首都北京的拱卫，关系京城的安危。崇祯皇帝再也坐不住了，急忙于十七年（1644）一月二十六日派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李建泰代为亲征山西，赐以尚方宝剑，“一切调度赏罚，均不受制约”，并于正阳门楼设宴饯行，命文武大臣作陪。临行崇祯皇帝以目相送，泣不成声，他心中明白，李建泰此行关系明朝的存亡，“若日夜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晋犹可济也；若三晋失守，无可为矣”。（《国榷》）
李建泰，山西曲沃人，明天启进士。此次领兵出都，道闻山西警报不断，故乡之家存亡未卜，心存焦虑，命军缓慢而行，日行军仅30里。军卒也无心征战，多有逃亡，行至涿州时已逃亡3000余人。遂逗留于京畿，军行至真定遇义军不战而降。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八日，太原城陷。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蔡懋德见力不能支，自缢于三立祠。左布政使赵建极、兵备副使毛文炳、按察佥事毕拱辰皆不屈而死，官吏死者46人，大多自缢于晋王府前。末代晋王朱求桂贪生怕死，被俘而降。史载，求桂在位时颇有贤声，但他不能与明朝江山共存亡。可悲的崇祯皇帝，闻听全晋失陷，还令人打听诸王下落。
二月九日，义军攻陷明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丙午（十八日），义军围攻北京。李自成向彰义门设坐，晋王求桂与秦王（或说为代王）左右席地而坐。（据王世贞《明纪会纂》等）太监杜勋与守陵太监申芝秀入见崇祯帝，盛称义军兵势，请皇上逊位，受到崇祯怒斥。
尽管朱求桂投降义军，坐观李自成攻陷京城，灭亡明朝，但终究难逃一死。随着李自成大顺朝的败亡，弘光元年（1645），朱求桂被义军处死。晋王府也遭受屠戮，只有逃到乡下的人方躲过一劫。
有关朱求桂的死亡，以往史籍几乎众说一词：求桂被虏至京城，“不知所终”。但也有文章认为“此载与史不符”，文章称：“1955年朱求桂墓在榆次发现，从朱求桂《墓志》得知，他在崇祯三年（1630）十一月死去，他的儿子朱审煊在其死前的八月才封世子。可见晋王求桂并非‘末代晋王’，其子朱审煊在他死前封世子，死后继晋王之爵，时距李自成破太原府尚早14年。而在《清世祖实录》中亦有‘资故明晋王朱审煊等人银两’之载。可知‘末代晋王朱审煊’，既未死于李自成义军之手，又未死于新建之清王朝，直至顺治帝入关，定鼎北京，末代晋王仍得到新朝之呵护。”
此论值得商榷。
其一，按照明代的礼制，若非大罪废为庶人，亲王、郡王死后皆有谥号，亲王一字谥，郡王二字谥。如晋王朱棡，生前为晋王，死后谥曰“恭”，因而史称晋恭王。谥号即对人一生的评价，所谓“盖棺定论”。以朱求桂身为一代晋王，其地位下天子一等，若果然死于崇祯三年（1630），那么至明亡的十四年之中怎么都对其无谥呢？今查，无论正史、别史、实录等，均无朱求桂死于崇祯三年的记载。
再者，南明福王之时，对于明末许多死于国事的亲王、郡王、文武大臣等均给予追封、追谥，甚至对靖难之役时被成祖朱棣杀掉的方孝孺、晋府长史龙镡等72人都予以追谥，先后追谥达上百人，却不见对朱求桂有谥。而且在崇祯十七年（1644）之后的官方记载中对其只字不提。对此，只有一种解释：朱求桂投降李自成义军，既是国耻，又是家耻，故“讳莫如深”。
其二，朱求桂确实投降义军，因此他的儿子朱审煊等家人才得以保全。据史载，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陷武昌，楚王因抗拒义军被沉江而死；李自成义军攻克开封，因周王倾家财50万金，奖赏将士守城也被杀。攻克平阳，晋府支脉西河王等300余人被杀，攻克大同，代府宗室被斩杀几尽，等等。为何义军攻克太原之后，朱求桂父子均能活命？就是因为求桂并未抵抗且已投降之故。唯此解释才是最合逻辑的，也是有史记载的。
其三，关于朱求桂墓及死于崇祯三年的墓志问题，古代帝王，即位之后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坟墓，这已形成一种惯例。对于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亲王朱求桂，为自己预造好坟墓并不奇怪。死后，家人收其骸骨安葬也是常情。至于《墓志》（如果确实的话），那也是欲盖弥彰，毕竟天潢宗派投降变节对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有意将朱求桂死亡时间提前到崇祯三年，隐讳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崇祯三年后，朱求桂还有许多活动。据各种官、私文献记载：崇祯三年朱求桂曾为位于七府营街的普光寺撰写碑文；崇祯十六年，求桂向皇帝上奏折“晋疆危急”，急求巡抚回防太原；崇祯十七年随从义军至北京。这些记载说明，求桂不是死于崇祯三年，否则一个死了14年的人怎么还会有上述活动呢？
其四，关于朱审煊，既然朱求桂确实死于弘光元年（1645），自然朱审煊在有明一代并未袭封晋王，各种官私文献中也找不到其袭封的记载。明官方文献，对于亲王、郡王袭封记载特详，为何不记载朱审煊呢？至于清初朱审煊被称作“故明晋王”，并给予赏赐确有其事。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世祖下令：“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清入关后，对于明宗室不作抵者给予优礼，对明朝旧臣也择人而委官职。就连先投降义军，又继而投降清朝的前明官员也多有任用者。满清贵族以此收买人心，稳定刚刚取得的政权。何况朱审煊已封为晋王世子，为晋王储贰。顺治二年（1645），圣旨：“明朝宗室故绝者产业入官，见在者分别等次酌给赡田，入民册内，其则例户部定拟。”顺治三年（1646）定故明宗室恤典，给银及祭田、守墓人，视其秩有差。由于朱审煊降于清，且系亲王世子，“赐故明晋王朱审煊银一千两，郡王、公主各五百两”，优礼尤厚。
综上所述，朱求桂死亡之谜昭然若揭。朱求桂在崇祯十七年叛降，从义军至北京，次年被杀。所谓记其死于崇祯三年的墓志不足凭信。
